早年学英语有个小故事，一个人送朋友上火车，结果朋友没上去，而他倒是上了车一个人走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类似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的研究生教授就是那个送朋友的人，而我就是那个朋友。汤姆培养我去中国工作，我没去成，后来他一个人去了...

汤姆现在在中国工作，是纯粹的义务工作，有时还带着自己搞到的经费做中国的项目，或者参与中国的高等教育。总之他在为现代中国出钱出力，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老头子退休前去中国实习了一阵子（几次短期访问），探索着怎样可以把退休后的精力投放在那里。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年吧。他在教学，科研，学术编辑出版，环境保护，市政规划建设等方面都投入过，做了不少工作。他的这些贡献不仅让他周围的人另眼相看，有时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远远超越了早先的预料。一方面中国发展快需要人力物力，有他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他的那张白人脸孔本身是一块商标，有不少特殊效应，常能绕过官僚障碍来加速项目的进展。这大概就像可口可乐一样，虽然基本上就是糖水，但有其很强的商标效应。他知道自己能够起到名牌效应也十分高兴，并想利用这一优势做更多有用的工作。

一个白人教授，为什么对中国的事业如此热情？因为他年轻时曾向往中国，或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关心发展中国家，关心弱势群体。汤姆生于二战结束时的英国，虽然所受教育属正统英国教育制，但他年轻时叛逆，至少有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对他的成长有过影响。

他的小学自然地理课有这样一部分，要记住当时英国在海外的所有殖民地地图，然后蜡笔涂色。他不喜欢那个。你霸占了人家的国土，还要教育后代继续统治，他不想做这样的英国人。那个时代，他老爸所在的公司开始研制一种仪器零件，不是要让零部件更结实耐用，而是要让部件更容易磨损，以便出售更多数量纯为提高盈利。他老爸只对提高产品质量感兴趣，不喜欢上司安排的工程项目，一气之下辞掉了那份工作。

有次喝茶时，汤姆说起香港和鸦片战争，说起英国人曾经的高傲和无理。占领香港的历史让他感到作为英国人的耻辱。从那时起，我算开始了解这位老板。总之，这类锁事使他很小就对正义和公平有自己的看法，从此他也开始对左翼思想感兴趣，企图从中找到一些平衡。他不再完全相信，认可，官方主流媒体有关西方社会的成就与贡献。成年后，刚开始做过工人，当过工会负责人，您由此可见其左的观念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加强和巩固。后来年纪较大时选择了做学问，再后来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任教。无论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或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对他来说不完全过瘾。他思考的是怎样去古巴，苏联，或中国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实现他儿时的梦想。后来中国的开放给了他这个机会。

我是汤姆的第一位华人学生，一个当年比较盲目偏右的徒弟，而老板却偏偏偏左。在十年的学习工作期间曾有过许多工作外的意见分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做研究工作的大方向。我常常感到好玩的是我从那么遥远的“社会主义”东方专门到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来企图学习一点先进的东西，并稍带“享受”自由和我曾认为比较“右”的东西，但却偏偏遇上这麽一个很左的老板。后来在慢慢了解美加两国社会政治政党及法制的基本概念后，我才算开始正式了解北美（或西方）。从那时起，我才算慢慢地走上了人生的正规的带有普世价值的成长阶段。我的悲惨的教训是我从前在中国所受到的教育片面，极端，典型化，当然也是十分幼稚的，因为我的童年基本上是荒废的，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

在离开汤姆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的交流从未间断过。这些年来，我们基本不谈以前工作或专业，谈得更多的是生活，社会，文化，和自己居住的城市，然而另一个主题是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我们不再像师生关系，反倒变成比当年工作时更近的忘年交。现在他年纪大了，当初我们一起工作时没机会说的，那种掏心窝的话，许多年后的现在都一一抖露出来，免得遗憾。去年老头子七十岁，他生日那几天，我们聊了四整天，有时在餐馆，有时在家，在公园，在船上，在湖边，在车里，以及在我俩都离开了的旧校园角落或学校俱乐部（顺便一起在校园熟悉的地方走走看看）。恐怕我们都是三十年来第一次彻底的透露自己的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公共服务，家庭与子女教育，地区种族及宗教，等等，不带任何掩饰的观念。好像东（中+印，汤姆曾有几个老印学生）西文化比较总有说不尽的内容，几十年来也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物及故事可以分享。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他的左，我的右，其实那点儿区别早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相当大的共识。过去的岁月里，正是这个共识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一生的朋友。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汤姆当年想培养并十分希望我能回中国工作，但他并没有强迫过我。我后来留在这里，他失望过,但从来没有过分地表示过。直到后来他自己亲自去了中国。十年后的今天，他惊奇地发现真正适合他的是在他在中国工作，而不善于交际的我更适合在北美做一般的技术类事务。最后我俩不约而同地为这样一个没有争议的结论笑破了肚皮，我和老板都花了将近半个人生去了解和体验对方的另一个文化。他现在认识到他早前对中国的粗浅认识是错误的，太理想化了。只有现在他才比较全面地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发展的中国，现代的中国，甚至腐败的中国，他现在熟悉中国人怎样吃喝，怎样办事，怎样思考，怎样要求子女教育，真真正正的中国通。另外，他透露了他的下一个秘密：在近期完成十年中国工作后，他正与太太一起研修西班牙文，将于半年后去古巴义务完成一个半年至一年的小项目。

告别时，我感谢他对我的培养，让我有机会成长和认识这个世界。他太太也感谢我给汤姆成长的机会。因为如果没有我这个中国人汤姆不会那样死心塌地的去中国工作，因而也就失去他一半人生乐趣。

晚年的白求恩教授要从中国转战古巴了，有趣的故事还在继续。

后记：当我梳理完这点信息后，通过SKYPE 与老板聊了几句，第一次称他为白求恩教授，并试探他是否知道白求恩这个人物，因为许多加拿大人并不像我们那么熟悉白求恩大夫。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老板的岳母年轻时曾与白求恩大夫在一个学校（Frontier College）短嶄地工作过，见过面。由于不直接在一起工作，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不算太熟悉。有意思，越说越有关联，显然汤姆他们已不是一般的加拿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