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收容猶太人，緣於一場陰謀（三）

習總日記（2014，4，29-3）

謎底揭曉：河豚魚計劃

上海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之所以成為猶太人的避難所，不是因為上海人善良勇敢，而是緣於一項名為“河豚魚計劃”的陰謀。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人領土上建立了以色列國為大家所熟知，但是恐怕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計劃在滿洲建立一個猶太國家。

河豚魚計劃的核心是將數千名、甚或數萬名猶太人定居在傀儡政權滿洲國，或者日本占領下的上海，這樣不僅可以獲得預想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取悅美國，特別是美國猶太人，推動他們向日本投資。

在河豚魚計劃中，日本需要的是征服亞洲的資金，而猶太人最終達到在滿洲復國的目的。

由於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猶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在關鍵時刻向日軍提供了巨額貸款，使日本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因此在日本國內有一批親猶人士，對世界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十分迷信。他們計劃每收容3萬猶太人，就向全世界猶太社團，特別是美國猶太社團索要1億美元的安置費，並藉此改善與美、英等西方國家的關係。

這個計划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軍事官員的主意。他們認為建設滿洲國需要一批能夠幫助日本在那裡建立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人。這個小團體的基本成員包括日本的“猶太專家”犬冢惟重大佐和安江仙弘大佐，實業家R川義介，以及許多關東軍軍官，稱為滿洲系。

但是，河豚計劃在開始執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爾濱猶太人Simon Kaspe遭到誘拐、拷打和殺害，於是已經在該市定居的大批猶太人，不再信任日本軍隊，大批逃往上海，將這恐怖的故事告訴周圍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以後，使他們確信日本人已經改邪歸正，於是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隨後數年中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在哈爾濱市內和郊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

1938年召開了五相會議：日本的5位最高官員聚集討論“猶太專家”的這個計劃。他們是：首相近衛文O、外相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通產大臣池田成彬。大臣們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任何幫助猶太人的做法都會危及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後，猶太人對德國產品的抵制，顯示了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猶太人的好感，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許多猶太人逃離歐洲，正在尋找避難的去處。由於日本內閣當時需要一致通過，而不是多數通過，這次會議成為內閣最漫長、最複雜的會議之一。但是最終還是達成了一致意見，政府批准實施河豚計劃，但是任何行動都不得有損與德國的關係。

但是，該計劃從未正式付諸實施。1939年，上海猶太人請求不要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為他們的支持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當時，美國猶太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達了激烈的主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他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使得猶太人從歐洲到日本的交通變得極為困難，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計劃以正式的官方渠道執行變得不切實際。蘇聯吞併了波羅的海國家，進一步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與德國、意大利成立三國軸心，完全排除了來自東京的對這一計划進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在滿洲復國

河豚魚計劃人員最終提出了詳細的方案，包括如何組建居留地，以及如何取得猶太人的支持——包括採取投資和實際定居兩種形式。在1939年6月和7月，這些方案被編成《通過利用在中國有權勢的猶太人使得美國總統緊密圈的遠東外交政策輿論轉變為對日友好的具體措施》和《引入猶太人資本的研究分析》，並得到日本在中國的最高官員批准。

吸引猶太人和美國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團前往美國，向美國的猶太教拉比介紹猶太教與神道教的類似之處，並將這些拉比帶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紹他們和他們的宗教。還包括吸引美國新聞業和好萊塢的好感，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即使沒有完全控制、也是強烈地影響這兩個行業。

但是，還是制定了許多建立居留地的詳細計劃，地點包括滿洲的許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這些計劃允許猶太移民的人數從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還包括在各種人口規模情況下，居留地土地規模的詳細資料，以及學校、醫院等設施的安排，計劃同意這些猶太人居留地將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實行自治；同時日本人提放給與猶太人過多的自由，他們感到給與一些自由對於維持他們的好感是必須的，以及他們的經濟利益。批准該計劃的官員們強調，居留地表面上實行自治，但同時必須進行幕後的控制，將猶太人置於密切監視與控制之下。他們害怕猶太人將會逐漸進入日本的主流政治與經濟，如同《猶太人賢士議定書》所描述的，像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將會控制日本。

最後，該計劃委託世界猶太人社團資助這個居留地，供應定居者。

如果河豚魚計劃成功，滿洲國里會多出一個以色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