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收容犹太人，缘于一场阴谋（三）

习总日记（2014，4，29-3）

谜底揭晓：河豚鱼计划

上海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所以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不是因为上海人善良勇敢，而是缘于一项名为“河豚鱼计划”的阴谋。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领土上建立了以色列国为大家所熟知，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计划在满洲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河豚鱼计划的核心是将数千名、甚或数万名犹太人定居在傀儡政权满洲国，或者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这样不仅可以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取悦美国，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推动他们向日本投资。

在河豚鱼计划中，日本需要的是征服亚洲的资金，而犹太人最终达到在满洲复国的目的。

由于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在关键时刻向日军提供了巨额贷款，使日本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在日本国内有一批亲犹人士，对世界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十分迷信。他们计划每收容3万犹太人，就向全世界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索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并借此改善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这个计划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军事官员的主意。他们认为建设满洲国需要一批能够帮助日本在那里建立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人。这个小团体的基本成员包括日本的“犹太专家”犬冢惟重大佐和安江仙弘大佐，实业家R川义介，以及许多关东军军官，称为满洲系。

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Simon Kaspe遭到诱拐、拷打和杀害，于是已经在该市定居的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大批逃往上海，将这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1938年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讨论“犹太专家”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O、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但是，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达了激烈的主张：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他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来自东京的对这一计划进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在满洲复国

河豚鱼计划人员最终提出了详细的方案，包括如何组建居留地，以及如何取得犹太人的支持——包括采取投资和实际定居两种形式。在1939年6月和7月，这些方案被编成《通过利用在中国有权势的犹太人使得美国总统紧密圈的远东外交政策舆论转变为对日友好的具体措施》和《引入犹太人资本的研究分析》，并得到日本在中国的最高官员批准。

吸引犹太人和美国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团前往美国，向美国的犹太教拉比介绍犹太教与神道教的类似之处，并将这些拉比带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绍他们和他们的宗教。还包括吸引美国新闻业和好莱坞的好感，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即使没有完全控制、也是强烈地影响这两个行业。

但是，还是制定了许多建立居留地的详细计划，地点包括满洲的许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这些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还包括在各种人口规模情况下，居留地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安排，计划同意这些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实行自治；同时日本人提放给与犹太人过多的自由，他们感到给与一些自由对于维持他们的好感是必须的，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批准该计划的官员们强调，居留地表面上实行自治，但同时必须进行幕后的控制，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之下。他们害怕犹太人将会逐渐进入日本的主流政治与经济，如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所描述的，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将会控制日本。

最后，该计划委托世界犹太人社团资助这个居留地，供应定居者。

如果河豚鱼计划成功，满洲国里会多出一个以色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