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是西方民主的崩潰元年之三：三權分立幻想的破滅

夏天的草

這是我自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後就打算寫的文章，但一直覺得有些關鍵問題還沒有梳理清楚，在2015年6月看了有關李世默（eric li）的幾個視頻後，大受啟發，以前的疑惑頓時消失。於是，便將我的心得用三篇文章從三個方面來論述：絕對自由的變態，教條民主的失敗，三權分立幻想的破滅。我的目的是去除西方民主庸俗化、教條化和神化的外衣，從而使我們能好地把握西方民主的精髓。這樣的論述將為martin jacques的一個觀點作鋪墊：當今世界正處於千年未遇的大的觀念變革之中，這種變革的直接原因是中國的崛起，是中國將迅速地在10年內超越美國並在20年後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本文是最後一篇，主要談三權分立幻想的破滅。

三權是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權力，而三權分立就是上述三種權力互相獨立，彼此制約、監督，來保證權力不至於過分集中在一人或幾人之中，避免權力的濫用，避免獨裁政治。

乍一看，三權分立可以有效地防止權力的濫用，但它卻不能保證權力的高效利用；換句話說，三權分立主要是防止政府的過分作為，儘量使得政府能不作為，即保持政府處在小政府狀態，而由市場來實現社會的絕大部分功能。這種制度安排就使得西方民主處於天然的自我矛盾之中：選舉要求候選人不斷賭咒發誓畫餅許願來博取選票，如果你實話實說告訴選民：選上我實際也幹不了多少活；選民就自然會說，那我為啥要選你呢？選張三可能更好因為它答應要辦更多事。當候選人當選後，他（她）面臨的制度安排將使當選者作為很小，於是當政不久其支持率迅速下滑。幾番下來，自然造成選民的失望、厭煩和參選興趣的極大下降。聰敏的選民會發現，不管誰上任，既好不到哪，也對自己壞不到哪。選民興趣的下降也造成了候選人質量的下降，此時，比得不是個人執政能力，而是忽悠能力和演技。我們發現，隨着時間的發展，當選人的道德水平在逐步下降，他們說假話、賴賬表演變得更加常態、更加冠冕堂皇。他們正實踐着希特勒的名言：將謊言反覆說上一千遍，謊言就將變成真理。為了維持執政的合法性，政治家尋求理念和信仰主導實踐，而不是由實踐來修正理念。結果是，政治制度日趨僵化，選舉日趨情緒化。

西方發達國家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主要任務是保持現狀，因此上述制度並不會帶來大的問題，相反可以保持社會的平穩前進。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是主旋律，這就要求政府有更大的作為，但採用了上述制度無疑是自廢武功，並成為發展的天然阻障。這還只是表面問題，其深層次的問題決定了這種制度必須要在新世紀進行重大調整，目前看來，這種調整苗頭微乎其微，因此未來不可避免地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

三權分立制度的基礎有兩個：第一是默認上帝的存在，第二是資本與金錢對其無害。

也許有人會不解，上帝的存在怎麼成了三權分立制度的基礎呢？大家不要忘記，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者是將人生而自由平等這一核心理念作為出發點的。人生而自由這一重要權力是由上帝所天然給予的。如果沒有了上帝，我們就需要來重新審視自由這個概念，我們就需要依照文化和傳統來對其依不同社會條件來重新解釋、定義。 這就是我在前面文章中將李世默稱作是顛覆當今世界秩序思想家的主要原因。也許有的讀者會問，尼採在100多年前就已經宣判了上帝的死亡，而且有許多國家並不信仰上帝，這些國家為什麼採用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美國的存在與作用，正是意識到上帝的死亡，美國就充當了上帝的作用，來推銷自由和民主。因為美國經濟長期執世界之牛耳，人民富裕，成為各國發展的一面很好的鏡子。向老大和強者、富者學習是人類的本性，這就造就了過去的自由和民主浪潮。不幸的是，由於歷史文化等原因西方民主制度在很多國家水土不服。更不幸的是，從2008年延續至今的金融危機損壞了美國這面鏡子，消弱了美國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中國迅速地從二把手變成一把手的事實也拓寬了全世界的話語範圍。單一自由民主的論調和思潮正在被無情的現實淹沒。

最為嚴重的是，資本和金錢正無情地從基礎上侵蝕着三權分立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討論的並不是簡單的官員受賄，事實上三權分立制度對於抑制專權及其相應的腐敗是十分有效的，當然由於其天然的局限性，它無法根除腐敗。我要談的是三權分立制度面對資本和金錢表現出的無力，由無力變為順從，由順從而變成徹底地被資本和金錢支配。為什麼會這樣？這又是怎麼發生的？難道這麼大的事沒有被發達的自由媒體和研究者發現？難道公眾對這麼重要的事情竟會無動於衷？

各類非政府利益團體是民主社會的重大特徵，學術界和社會上普遍認為這是避免政府腐敗的最有效方式。卻絕對沒有料到由資本和少數銀行家控制的掌握話語權的少數機構悄然地通過立法將對自己最為有力的條件固化到整個政治體制中。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這些議員不是民選出的嗎？他們怎麼會幹這些事情？很簡單，你要想當選，必須花錢，必須的有人出錢供你競選，這就方便了財大氣粗的利益團體和個人的介入。俗話說，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這些議員要干的話就是將對利益團體有利的條文整合到法律框架之中。那如何對待那些反對特殊利益團體的候選人呢？或者將之阻礙在選舉之外，或者製造障礙讓僥倖當選者無法順利工作，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在民主社會合理合法，而且壞事的成本極低。因此這些特殊利益團體或許不能絕對保證你當選，但絕對容易讓你不能當選或讓你幹不了多少事。

長期以來，特殊利益群體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對所有的候選人都下注，因此不論誰當選，他們的利益均不會受到損失。如現在正當紅的共和黨候選人donald trump是個很富有的商人，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他不因自己的共和黨政治傾向而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候選人一視同仁地給予贊助，就是為了給他的商業搞雙保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

這些特殊利益群體做事手法非常高超，他們總是將對自己有利和對公眾有害的東西每次控制在一個很小範圍，使公眾感覺不到自己受到傷害，這用一個簡單的算術分數就可以說明，當分母（公眾）是一個大數時，你用一個小的分子（傷害）得到的數一定是一個接近零的數，結果是公眾對傷害的不介意。甚至，在短期內，公眾還錯誤地以為自己受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克林頓臨下台通過的一部廢除限制銀行家和金融家的法律，短期內公眾還得到一部分利益，但卻直接導致了從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機。

另外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問題是美國民主常將某些在中國人看來是腐敗的東西合法化。例如在小布什時期，副總統切尼將大量軍購的合同給了和自己曾任職並仍有關係的公司。這在美國合法，但在中國恐怕會掀起軒然大波。這也是西方民主的又一弊端，人民在自由和選票中麻醉，有一種虛幻的道德優越感，不幸的是，這種幻覺將被未來更大的危機無情地摧毀。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畫面。

對於發展中國家，我就不詳細列舉了，這方面腐敗和政治失敗的報道太多了。在印度尼西亞，民主造成了：一個蘇哈托倒下了，千百個蘇哈托站了起來；在菲律賓，腐敗是社會的主旋律；在印度，腐敗更是登峰造極，以至於了解印度的人都說，如果說中國有腐敗的話，那麼印度的腐敗就是毫無底線和肆意囂張。我去過印度，也曾聽過印度一個中層官員酒後的腐敗傳經，當時就讓我目瞪口呆。

francis fukuyama曾在蘇聯解體後寫了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宣告西方民主的最終勝利，並將西方民主推向了一個終極宗教。要不就是全然無知，要不就是他低估了西方民主天然的缺陷，否則他絕不會如此輕率結論。這裡我同意李世默的觀點，21世紀將是一個多彩的世紀，多種多樣基於各自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的政治制度將紛紛出現，西方民主不是作為一種終結而是被各種制度所吸收。我們需要的是西方民主的精華，而不是僵化的形式。新的制度將是什麼形式，我們並不知道，但考察歷史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不需要的。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用孔慶東的話來說，孔子這個思想的現代版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只有用實事求是為指導，各個發展中國家在吸取西方民主精神的前提下，創造出真正適合自己的制度模式。任何偷懶的作法將會碰得頭破血流。

最後，我總結一下我的三篇文章所作的工作，它是一個小孩的工作，目的只在於指出：西方民主身上那些絢麗的外衣如同童話里皇帝的新裝一樣。於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我們到底能從西方民主和自由觀念中學到什麼，怎樣來學，怎樣來用。無論如何，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是一切舊的迷信會被逐漸摧毀的時代，是一個思想紛呈的多樣化的時代，是一個同樣會產生新的迷信的時代，是一個始終都會有千千萬萬的鬥士去不斷戳穿新的迷信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