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一步步取代早期共产党领袖达到权力顶峰的？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有本很有名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专著。那本书很厚，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可见这是一个大题目。高华教授和杨奎松教授一样是非常优秀的专家学者，他的那本《红太阳》引述的原始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观点鲜明犀利，与长于涂脂抹粉的官修党史形成强烈对比，因而得到很多民间人士的高度评价。如果简单归纳高华的观点，大致上他认为毛泽东是个权谋家，通过一系列斗争谋略，利用拉拢这个打击那个，打倒对手后，又利用拉拢下一个打击之前的被利用者，如此一步步排除掉通往权力顶峰的绊脚石。具体而言，比如长征途中利用张闻天王稼祥扳倒博古李德，之后又扳倒张国焘；到了延安时期又利用刘少奇打击张闻天，继而打击王明；而至于建国后文革中用林彪打击李少奇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了。高华教授的结论似乎是说毛泽东正是因为善于玩弄权谋才变成红太阳的。杨奎松教授很赞赏高华教授做学问的态度，但不是很赞同高华的结论。我读了《红太阳》后也不是很同意高华教授的结论。高华引用的资料丰富详实没有问题，他说的那些利用拉拢一个打击另一个的谋略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政治家或政客在政治斗争中使用那些谋略是常态，无论被利用拉拢的还是被打击的那些对手，其实也同样都在使用那些谋略分化打击他们的对手。无论王明张国焘甚或博古在斗争党内对手时，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而毛泽东当初在失势时，甚至一度传言被开除党籍。政治斗争残酷无情，不懂得，不使用各种斗争谋略，是无法在残酷斗争中存活的。我以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红太阳’，是因为他本身具备能够升上天空的能量，他有其他政治对手所不具有的雄才大略，他比他的政治对手高明得多得多，这是他能够成为“红太阳”的唯一解释。三国时曹操能够削平群雄统一中原绝非偶然运气使然，袁绍袁术吕布之流再给他们一百次机会，也打不过曹操。原因无他，只因为曹操才是天下英雄。同样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红太阳”，原因无他，只因为他是“太阳”。 在毛泽东登上党内权力顶峰，名副其实成为党主席之前，中国共产党曾有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实际决策者）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历任最高领导者，这些领导者任期或长或短，长则数年，短则数月；他们的权威魄力个性能力学养经历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必须仰仗或者说完全听命服从于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 早期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政治纲领政治活动有赖于共产国际指导，活动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支援，领导人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中共早期成立的各种政权都冠名以所谓中华苏维埃政权，革命口号里也常见誓死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之类，由此不难看出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第一任领袖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另一位创立者是李大钊），担任领袖名至实归理所当然。陈独秀是教授学者，学养丰厚，个性倔强，他从21年中共成立担任总书记，至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被撤职。陈独秀被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说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但一则陈独秀也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办事，二则共产党当时处于幼儿期，根本没有实力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所以把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他心里不服气，认为是共产国际将他当做替罪羊。陈独秀性格倔强，他虽被撤职，但拒绝认错，他是个有胆量拒绝向共产国际低头认输的人，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中，陈独秀站队托洛斯基，所以被归类为“托派”。 陈独秀下台后，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继任。当时有个八七会议，确定要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那次会议提出来的（原话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任职期间被认为犯有左倾盲动错误，他自己也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他的任职期间前后不过半年左右。瞿秋白实际上是一介文人，文艺理论学养深厚，他与鲁迅互相倾慕，相见恨晚情谊深厚，鲁迅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是写给他的。瞿秋白后来由于被留在根据地未能随红军主力转移而被国民党捉住，因他拒绝诱降而被杀害。瞿秋白死前写有一个《多余的话》，流露出自己成为一个革命领袖有阴差阳错历史误会的情绪。由于这个《多余的话》，他在建国后一度被认为有变节倾向。但其实他是视死如归的。但他在《多余的话》里所流露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和反省，他认为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是文学和文艺理论而非革命，这是符合实际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但要他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领袖是勉为其难的。就好像李煜是一个一流词人但却是个不入流皇帝一样。 瞿秋白之后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成为最高领导者。向忠发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书记，实际决策者是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既没有文化学识，也未必有什么信仰，当时共产国际强调要找工人同志进入领导层，向是工人，又有工人运动背景，就是他了。向忠发的情况有点像几十年后文革中的王洪文，因为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符合当时的需要，就风云际会了。但草包再怎么抬举总还是草包，王洪文就不用说了，向忠发后来被顾顺章出卖被国民党捉去，据说立刻就做了叛徒，但也没保住性命，被枪毙掉了。 李立三是个很有革命激情和干劲的青年人。领导过安源路矿大罢工。他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时，压制反对毛泽东的农村武装割据路线，主张城市武装暴动以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遭遇失败，被批判为左倾盲动路线，比瞿秋白有过之无不及。他不久也被停职招去莫斯科深刻反省检讨去了。 李立三之后轮到王明博古登场。他们是二十八个半的代表人物。靠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获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的直接靠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米夫一度是共产国际炙手可热的实力人物，但后来也被斯大林肃反枪毙掉了。王明很长一段时间身在莫斯科遥控中共，博古则在中共中央移往根据地后代替王明行使最高权力。王明博古还有后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当时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博古尤其年轻，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时才二十六七岁。这些人有革命激情，有马列书本知识，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博古军事一窍不通，全仰仗军事顾问李德。李德虽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训练，但对中国国情不了解。这些人到根据地后让毛泽东靠边站，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但李德指挥红军只会死打硬拼，结果使得红军蒙受重大损失，被迫长征，根据地也丢失了。直到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出山，局面才有所改观。博古后来洗心革面，与老朋友王明分道扬镳，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博古死于1946年飞机失事，同机遇难的还有叶挺王若飞。博古死时年仅39岁，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但其实实际决策者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原本也是二十八个半成员，但在长征途中他们被毛泽东说服争取，为遵义会议召开和促请毛泽东重新出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张闻天自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任期近十年之久。他积极配合毛泽东，一起扳倒了张国焘。张闻天并非心怀野心之人，他任职期间数度提出主动让贤于毛泽东，被毛泽东审时度势婉拒。张闻天建国后在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结局也是很让人感叹唏嘘的。 上述历任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如前所述基本都必须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张闻天看似例外，但其实当时毛泽东也是顾忌共产国际的观感才力推同样来自二十八个半的张闻天取代博古的。这些领导者都无法抗拒共产国际大老板的意志。唯一敢于不向大老板低头的是陈独秀，但结果只能是打包走人。如果借用高华教授的“红太阳”说法，这些领导人都无法成为真能升起来的“红太阳”。而毛泽东却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上述领导人的“另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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