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如何一步步取代早期共產黨領袖達到權力頂峰的？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有本很有名的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正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專著。那本書很厚，洋洋灑灑幾十萬言，可見這是一個大題目。高華教授和楊奎松教授一樣是非常優秀的專家學者，他的那本《紅太陽》引述的原始資料非常豐富，而且觀點鮮明犀利，與長於塗脂抹粉的官修黨史形成強烈對比，因而得到很多民間人士的高度評價。如果簡單歸納高華的觀點，大致上他認為毛澤東是個權謀家，通過一系列鬥爭謀略，利用拉攏這個打擊那個，打倒對手後，又利用拉攏下一個打擊之前的被利用者，如此一步步排除掉通往權力頂峰的絆腳石。具體而言，比如長征途中利用張聞天王稼祥扳倒博古李德，之後又扳倒張國燾；到了延安時期又利用劉少奇打擊張聞天，繼而打擊王明；而至於建國後文革中用林彪打擊李少奇則更是人所共知的了。高華教授的結論似乎是說毛澤東正是因為善於玩弄權謀才變成紅太陽的。楊奎松教授很讚賞高華教授做學問的態度，但不是很贊同高華的結論。我讀了《紅太陽》後也不是很同意高華教授的結論。高華引用的資料豐富詳實沒有問題，他說的那些利用拉攏一個打擊另一個的謀略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政治家或政客在政治鬥爭中使用那些謀略是常態，無論被利用拉攏的還是被打擊的那些對手，其實也同樣都在使用那些謀略分化打擊他們的對手。無論王明張國燾甚或博古在鬥爭黨內對手時，也都不是省油的燈。而毛澤東當初在失勢時，甚至一度傳言被開除黨籍。政治鬥爭殘酷無情，不懂得，不使用各種鬥爭謀略，是無法在殘酷鬥爭中存活的。我以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紅太陽’，是因為他本身具備能夠升上天空的能量，他有其他政治對手所不具有的雄才大略，他比他的政治對手高明得多得多，這是他能夠成為“紅太陽”的唯一解釋。三國時曹操能夠削平群雄統一中原絕非偶然運氣使然，袁紹袁術呂布之流再給他們一百次機會，也打不過曹操。原因無他，只因為曹操才是天下英雄。同樣毛澤東之所以成為“紅太陽”，原因無他，只因為他是“太陽”。 在毛澤東登上黨內權力頂峰，名副其實成為黨主席之前，中國共產黨曾有過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實際決策者）王明博古張聞天等歷任最高領導者，這些領導者任期或長或短，長則數年，短則數月；他們的權威魄力個性能力學養經歷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必須仰仗或者說完全聽命服從於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 早期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政治綱領政治活動有賴於共產國際指導，活動經費由共產國際提供支援，領導人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聽命於共產國際。中共早期成立的各種政權都冠名以所謂中華蘇維埃政權，革命口號里也常見誓死保衛蘇維埃紅色政權之類，由此不難看出早期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第一任領袖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另一位創立者是李大釗），擔任領袖名至實歸理所當然。陳獨秀是教授學者，學養豐厚，個性倔強，他從21年中共成立擔任總書記，至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後被撤職。陳獨秀被批判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說他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權，但一則陳獨秀也是執行共產國際指示辦事，二則共產黨當時處於幼兒期，根本沒有實力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所以把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責任完全歸咎於陳獨秀，他心裡不服氣，認為是共產國際將他當做替罪羊。陳獨秀性格倔強，他雖被撤職，但拒絕認錯，他是個有膽量拒絕向共產國際低頭認輸的人，在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的鬥爭中，陳獨秀站隊托洛斯基，所以被歸類為“托派”。 陳獨秀下台後，共產國際指定瞿秋白繼任。當時有個八七會議，確定要搞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是那次會議提出來的（原話是“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瞿秋白任職期間被認為犯有左傾盲動錯誤，他自己也承認錯誤作了檢討，他的任職期間前後不過半年左右。瞿秋白實際上是一介文人，文藝理論學養深厚，他與魯迅互相傾慕，相見恨晚情誼深厚，魯迅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就是寫給他的。瞿秋白後來由於被留在根據地未能隨紅軍主力轉移而被國民黨捉住，因他拒絕誘降而被殺害。瞿秋白死前寫有一個《多餘的話》，流露出自己成為一個革命領袖有陰差陽錯歷史誤會的情緒。由於這個《多餘的話》，他在建國後一度被認為有變節傾向。但其實他是視死如歸的。但他在《多餘的話》裡所流露的是他的真實情感和反省，他認為自己真正喜歡和擅長的是文學和文藝理論而非革命，這是符合實際的。瞿秋白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文藝理論家，但要他成為一個合格的革命領袖是勉為其難的。就好像李煜是一個一流詞人但卻是個不入流皇帝一樣。 瞿秋白之後向忠發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總書記，成為最高領導者。向忠發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總書記，實際決策者是李立三。向忠發是工人，既沒有文化學識，也未必有什麼信仰，當時共產國際強調要找工人同志進入領導層，向是工人，又有工人運動背景，就是他了。向忠發的情況有點像幾十年後文革中的王洪文，因為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符合當時的需要，就風雲際會了。但草包再怎麼抬舉總還是草包，王洪文就不用說了，向忠發後來被顧順章出賣被國民黨捉去，據說立刻就做了叛徒，但也沒保住性命，被槍斃掉了。 李立三是個很有革命激情和幹勁的青年人。領導過安源路礦大罷工。他在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時，壓制反對毛澤東的農村武裝割據路線，主張城市武裝暴動以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但遭遇失敗，被批判為左傾盲動路線，比瞿秋白有過之無不及。他不久也被停職招去莫斯科深刻反省檢討去了。 李立三之後輪到王明博古登場。他們是二十八個半的代表人物。靠共產國際的強力支持獲取中共最高權力。王明的直接靠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米夫一度是共產國際炙手可熱的實力人物，但後來也被斯大林肅反槍斃掉了。王明很長一段時間身在莫斯科遙控中共，博古則在中共中央移往根據地後代替王明行使最高權力。王明博古還有後來的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半當時都是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博古尤其年輕，擔任中央最高領導職務時才二十六七歲。這些人有革命激情，有馬列書本知識，但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博古軍事一竅不通，全仰仗軍事顧問李德。李德雖然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受過訓練，但對中國國情不了解。這些人到根據地後讓毛澤東靠邊站，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但李德指揮紅軍只會死打硬拼，結果使得紅軍蒙受重大損失，被迫長征，根據地也丟失了。直到35年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重新出山，局面才有所改觀。博古後來洗心革面，與老朋友王明分道揚鑣，成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博古死於1946年飛機失事，同機遇難的還有葉挺王若飛。博古死時年僅39歲，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接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但其實實際決策者已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原本也是二十八個半成員，但在長征途中他們被毛澤東說服爭取，為遵義會議召開和促請毛澤東重新出山立下了汗馬功勞。張聞天自遵義會議後擔任總書記，任期近十年之久。他積極配合毛澤東，一起扳倒了張國燾。張聞天並非心懷野心之人，他任職期間數度提出主動讓賢於毛澤東，被毛澤東審時度勢婉拒。張聞天建國後在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結局也是很讓人感嘆唏噓的。 上述歷任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如前所述基本都必須仰仗共產國際的支持；張聞天看似例外，但其實當時毛澤東也是顧忌共產國際的觀感才力推同樣來自二十八個半的張聞天取代博古的。這些領導者都無法抗拒共產國際大老闆的意志。唯一敢於不向大老闆低頭的是陳獨秀，但結果只能是打包走人。如果借用高華教授的“紅太陽”說法，這些領導人都無法成為真能升起來的“紅太陽”。而毛澤東卻是一個全然不同於上述領導人的“另類”。（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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