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和信仰在法制社會中的作用
11/23/2004 美國這個國家，從建國開始，政治就沒有完全和上帝分開過。儘管宣傳政教分離的人士們堅持把政治和宗教分離，但是，上帝卻無法真正離開政治。究其原因，並不是上帝不願意離開，而是美式政治無法離開上帝。
我對這個問題思考過很久。特別是那個司法案例，有人要求在公立學校的忠誠宣誓中，刪除“上帝”的字眼。
楊小凱在其文章中也對上帝進行過讚美。但是，楊小凱是從經濟層面，認為，上帝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對於上帝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楊小凱沒有說明。 我對上帝在美式政治中的作用是這麼看的：
上帝保證了法制社會中，人們的“誠實”。而個體對社會的“誠實”是法制機製得以實現的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如果缺少了個體對外部社會的誠實，法制機制將非常難以實踐。 在法制社會，無論是在法庭上作證時，婚誓時，簽字時，立遺囑時，還是在總統上任時的宣誓時，很多關鍵時刻都需要個體發自內心的“誠實”的誓言。不僅如此，無論是作為一名普通官員，還是普通職員，一顆誠實而忠於職守的心，是這個社會得以可靠運行的最重要的保證。 那麼，個體對於外部社會忠誠而誠實之心是如何保證的呢？ 我認為，一個只相信自己，把自己個人當成最高原則的個人，是很難保證他對外部社會的誠實的。試想他進行這樣的宣誓：“我以我自己最崇高的意志，自私自利，和對自己的誠實，(我內心只保證對自己說實話，而從來不保證對別人說實話。)來保證我的誓言——我今天說的都是實話。” 這種誓言無論如何，都讓人無法感到其可靠性。 相比之下，對於一個信上帝的人，懷着對上帝的敬畏，和最高崇拜，他的誓言將是以對上帝的名義進行宣誓：“我手按聖經，以對上帝的名義宣誓，保證我的誓言——我今天說的都是實話。”
對於一個真正信仰上帝的人來說，這種誓言是絕對可信可靠的。 從這二個例子就可以看出，有上帝和無上帝的區別，就在於此。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誓言的誠實是靠法律來保證的。如果你做偽證，那麼，將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國法律中，對偽證罪的懲罰很重。) 但是，偽證罪的覆蓋範圍很小。很多誓言並不是對記憶的事實進行證實。而是要求從內心對自己將來行為的保證。你如果從內心深處就是對自己誓言的撒謊，那麼，偽證罪也無法涵蓋這一虛偽的誓言。
例如，陳水扁即便是在總統就職時宣誓忠於中華民國憲法，但是，如果這是一個偽誓言，那麼，法律並無法奈何他。 可見，在法制社會，僅僅用法律來對"誠實"進行保證，是不夠的。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上帝，宗教，和信仰這三個詞彙的意義是有所區別的。 信上帝的人，是把自己的內心，交給了外部的上帝。而且，是長期一致的。而很多宗教，例如佛教，和其他迷信，卻是可以臨時抱佛腳的。至於信仰，有的時候卻是荒唐的。 讓我們設想幾個法庭場面，來思考這個問題：
1.法官敲一下法棰，問一名基督徒：“你能保證你說的都是實話嗎？”基督徒手按聖經回答，“我以我對主的真誠，保證我說的都是實話。”
對於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來說，主是神聖的。那麼，他說的話的確是有保證的。
2.法官敲一下法棰，問一名佛教徒：“你能保證你說的都是實話嗎？”佛教徒燒上幾隻香，然後磕頭如搗蒜。“如來佛在上，菩薩作主，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如果這位佛教徒的確是虔誠的，那麼，他的話的確可信。但是，如果他是一名臨時抱佛腳的佛教徒，那麼，他的話就很難保證完全真實。 3.法官敲一下法棰，問一名禪宗和尚：“你能保證你說的都是實話嗎？”和尚鎮靜地回答，“真也是空，假也是空，實話也是空，假話也是空。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4.法官敲一下法棰，問一名法輪功弟子：“你能保證你說的都是實話嗎？”法輪功弟子坐在地上，平和地說“法輪功信仰真善忍，當然我們說的都是實話。”法官說，“那我問你，王進東是法輪功弟子嗎？”法輪功弟子回答說，“王進東不是法輪功弟子。儘管他做了法輪功的動作，但是，李老師說他不是真修弟子，我們就不承認他是法輪功弟子。”法官問，“你到底是信真善忍，還是信李洪志？”法輪功弟子說，“我們最信李老師。李老師說書上的字有錯誤，我們全體就一致同意。完全按照李老師的指示把所有書上的文字塗掉，改正。” 5.法官敲一下法棰，問一毛時代共產黨員：“你能保證你說的都是實話嗎？”毛共分子氣宇昂揚地說，“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說實話(假話)嗎？不過，我今天就是不說。” 6.法官敲一下法棰，問一國民黨時代官員：“你能保證你說的都是實話嗎？”國民黨官員狡猾地說，“大家都是這麼認為的，我也就是這麼認為的了。竊書不算偷，貪污不犯法，只要我不承認，上面有人保護我。” 結論：信仰的不同，決定了人們對“誠實”這個概念的理解的不同。對“誠實”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的確對法制社會的構建產生很大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