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回国，借着高中同学聚会的机会，我们知青点的插友们又重逢了。三十年前我们在郇庄的知青点里同吃一锅饭，如今却是天各一方，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

我是比较幸运的，下乡一年半就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我的这些插友大多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在农村待了三、四年后才被陆续抽调回城，当了工人。头些年，虽然工资挣得不多，但维持个温饱，结婚生子也还能过。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很多国有企业大裁员。只有中学文凭，没读什么书的这代人又受到了牵连。很多当年的老知青们不得不下岗，或提前退休。我们点有两个人只有四十几岁，就不得不提早退休，再次为生存而挣扎。他们好象被刻上了背字，在时代的大潮中一次次被抛弃。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如此坎坷？又是什么使我们的人生道路如此不同？

回想起来，我们点的知青都是在设计院大院里长大的，父母都是当年支援大西北来兰州的大学生，孩子们从小心底也都有个大学梦。可叹的是我们上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别说大学，就是小学和中学也没好好上。一天到晚除了大批判，就是学工学农，没学到什么正经知识。中学毕业后，我们都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大学就更是遥不可及了。

由于我们地处偏僻山区，消息闭塞，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我们知青点已经是11月初了。刚听到消息时我们都半信半疑，赶紧派了一个男生到山下的公社去打听。等到他打听到消息确实，我们却是既喜又悲。喜得是我们终于可以考大学了，悲得是就我们这样的底子，能行吗？

既然机会难得，大家都还是准备去试一试，体验一下平等考大学的滋味。离家太远，赶回家复习是不可能了，大家就都翻出家底，把能用的书都集中起来，白天上工，晚上复习。虽说当时能找到的书也就是我们中学用过的课本和一本早年的数学习题集，但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底子是多么差，数理化样样都不懂。这样仓促上阵，可以想像我们当时在考场上的尴尬和难受。那一次考试，很多人知难而退，半途就走出了考场。我虽然坚持到最后，很多考题也是考得我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答案。我们单位一起下去的一百多名知青，七七年据说一个都没有考上。

考完之后，虽然大家都知道没戏，不过还是相约只要今后还有机会，一定好好复习，为下一次考试作好准备。不久，正赶上过春节，我们也都回家探亲。回到兰州城里，才感觉到高考复习的热潮。那时家家几乎都有准备考大学的，从老三届到在校生，从插队知青到工厂工人，大家都想抓住这宝贵的机会作一拚搏，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复习资料被抢购一空，各种各样油印、手抄的高考模拟题也成了热门货。城里办起了各种各样的高考复习班，不过人多班少，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临时回家知青的份。好不容易托北京的表哥买到一套高考复习丛书，我给自己列了一个复习计划，准备在家里一门门从头补课。没想到好景不长，在家还没复习几天，就接到县知青办的通知，要求“所有知青过完春节后立即返回农村参加劳动，否则将失去今后考大学和招工资格。”

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了农村。因为县里声称高考资格的确定将和出工日的多少联系在一起，大家都不敢冒险，只好白天跟着社员们一起出工，晚上熬夜复习。那段日子，白天在烈日下辛勤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刻苦复习，经常是看着书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揉揉眼睛再接着看。早晨，大家看看彼此被煤油灯熏黑的鼻孔都相视一笑。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也是我们知青点最欢快的日子，因为大家突然都觉得生活有了目标，在向着一个方向努力。

我们把各自的复习资料集中在一起，一起做题，共同讨论。点里数理最好的是建和湘，政文最强的是明。复习累了，大家就讨论自己最想上的大学。他们几个都是南方人，复旦、同济是他们的梦想。而我，则一心想上北方交大，圆我从小就有的做一个女工程师的梦。那些美好的梦促动着我们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刻苦学习。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七月份。赴考前一天，点里的其它女生觉得信心不足，放弃了。只有我和几个男生一起到县城参加考试。那时，考生们都住在临时搭起的大通铺上，男生在一个地方，女生在另一个地方。所以，考试那几天我和点里的男生们没再见面。

七八年是文革后全国第一次统考，虽说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自学补课，但还是考得很艰难。特别是开始的物理和数学，把我考出了一身汗，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知道的题都答出来。可是后来的政治、化学、语文，就越来越轻松。考完后，我自己认为考得还可以，也许有一线希望。

趁着考完后的轻松，我在城里闲逛，迎面碰上我们点的一帮男生，赶紧问他们考得怎么样？没想到明告诉我，由于开始的物理、数学没考好，他们都觉得今年高考无望，后面几门居然没去考。我心里一惊，连声埋怨他们糊涂。他们听说后面的政治、化学、语文越来越容易，也明白自己犯了大错，一个个懊悔不已。可是，一切都太迟了。回到点里，大家都很沮丧，一种失望的情绪弥漫在知青点中。

八月的一天，听说山那边的李庄放映电影《杜鹃山》，大家都决定一起去看电影，活跃一下气氛。那时农村生活非常单调无味，放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子放电影，会把四邻八乡，十几里以外的人都召来。那天的电影一扫知青点里多日的郁闷，回来的路上大家都高兴地谈笑着，在月色下边走边唱。从李庄到郇庄，要翻越一座大山，山路非常陡峭。一不留神，我一脚踏空，摔倒在地，竟然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的右脚瞬间肿得和馒头一样，痛得钻心，连一步都走不了。

下山的羊肠小路十分陡峭，一个人行走都很难，更别说抬我了，怎么办？我坚持让他们回点，我自己坐在那等到天亮再想办法。但大家谁都不肯走，最后决定冒险背我下山。当时男女知青之间还很封建，男生们都不好意思背我，最后还是点里的女生阿兰将我背起来，在大家的帮助下，艰难地一步步向山下走去。到了山下，她已是满脸满头的汗水，再也坚持不住了。后来想想很后怕，万一她有一点闪失，我们都会葬身山底。

第二天，我的脚越发肿得厉害，痛得钻心，只好请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治疗。他用当地的土办法，把几个蒸热的菜团子放在我的脚上使劲按摩，疼得我在床上乱滚。

两天后公社召开知青会，我因脚伤独自留在点上。临近傍晚，开会的插友们回来了，也给我带来了坏消息。他们说高考发榜了，据说我们这批知青里只有一个人考上了，是另一个点的知青。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睁着眼睛翻腾了一夜，想想自己考得还不错，怎么会榜上无名？一定是分数搞错了，我应当去县里查分数，可是我的脚伤成这样，怎么走呢？我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夜，也暗暗下了决心，如果真没有考上，我会继续考下去，直到考上为止。

第二天我红肿着眼睛刚刚起床，头天留在公社玩没有回点的志刚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带来了更加确切的消息。他高兴地告诉我，我也榜上有名，知青办通知我马上到县里检查身体。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人。

不过，到县城要先走二十几里山路到公社，再坐长途汽车。点里的人都关切地问我，你的脚行吗？行！行！这样的机会我怎能错过，就是刀子路，我也会走的。我把伤脚硬塞到一只勉强能塞进去的鞋里，和陪我去的阿兰一起上路了。开始时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痛得我一身汗，不过上大学的梦想就像一剂麻药，让我渐渐忘掉了疼痛，一心只想快点赶到县城去。

到了县城，我最担心的是脚伤过不了体检关。所以，在医生面前，我尽量装得只是一点小扭伤，不妨大碍，怕他不相信我还跳给他看。看着我的脸痛得煞白，他同情地说：“别跳了，我会帮你写上身体健康的。不过，体检以后快去拍张X光片，看看医生吧，看起来你伤得不轻。”体检以后，我找到放射科，可是，听说拍张片子就要三块钱时，我摇摇头转身离去。

回到知青点后，我出不了工，就瘸着腿在点里做饭。和我一起做饭一向照顾体贴的阿建此时居然像换了一个人，整天阴沉着脸，无缘无故地对我乱发脾气。我开始觉得很委屈，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看到我考上了大学，他心里一定很难受，原本他的基础比我还好，原本他也该有机会上大学的……

父亲听说我过了高考线，怕我填不好志愿，特意从兰州赶来，想帮我一把。不过等他赶到时，我的报名表早就交上去了。除了北方的交大、铁道学院以外，我也受插友的影响，报了一所南方的大学。父亲来了，看到我还是一瘸一拐的，责怪我为什么伤得这样重还不回家。他帮我到队里请假，把我带回家，然后马上到医院拍片子看医生。骨科医生看着片子对我说：“你是脚掌骨骨折，由于骨头没有及时复原定位，已经开始畸形愈合了。要想让脚恢复原样，必须将已经长上的骨头打断，重新定位，不过那会再受一次苦，不值得。”就这样，我的脚骨畸形愈合，一走长路就会疼痛。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不过，不是北方的铁道学院，而是江南的医学院。我常想，也许这是上天注定让我代表我的插友们实现他们的愿望吧。后来听说七八年考生普遍物理、数学成绩偏低，而化学、语文成绩偏高。我就是因为化学和语文都考到90多分，才把数理的低分拉了起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们点的男生一样，因为这一错误的判断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我离开知青点后，点上的插友又参加了七九级的大学考试，不过这些基础很差的知青和应届生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除了一个插友考上了大学，其他人再次和大学擦身而过。下乡三年后，他们陆续被招工回到兰州。两个人后来上了职大，大部分做了工人。由于没有学历，这些年他们再次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下岗、失业，挣扎在社会的底层。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他们本该走和我一样的人生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