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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联邦制，民选只能选中央一层的核心领导，地方政府是执行机构，他们的人员组成应该是民选的中央来任命，以形成一个高效的政府团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联邦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是一种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是比中央集权制好。但具有决策权的人是人大代表/议员，他们一定要由民选得出，每一级都是如此，以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当然这些决策也只能在中央决策的框架内。

选举权就可以体现普通人民主权力，不能给普通人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因为什么事都全民公投效率太低，也容易被不全面的信息误导。所以选票也是普通人民主权力的唯一体现方式，每一个人把选票投向他认为能代表自己的人，选出的领导就能代表全社会的正义方向。这唯一的实现方式一定要得到保障——具体事情的决策可以由代表代议，但谁当领导这个问题不能代选，否则社会权力就会落入知识分子阶层，因为被选中的代表都是有知识的。

2. 公民责任

民选是公民权力的体现，与之对应的是公民的责任，这个词往往会让人联系起素质，甚至一些美德。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公民责任不需要人们背负巨大的道德压力，它仅仅要求人们有一种遵守法律，遵守流程的习惯，也可以叫做执行力，组织性。民选是为了保证国家决策的公平，正确，公民责任是为了保证决策能够执行。

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儒家的礼教也是一种规则，如果人们都遵守了也是一种组织性。但制定礼教的儒生们不是民选的，所以他们的制定的这些规则不代表社会的正义性。在没有民选条件的历史上，这种不正义的规则比没有规则要好，所以造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辉煌。然而当民主具备了条件，已经被一些国家实践了的时候，民主的，正义的规则和不正义的规则所统治的社会立马就区分出了高下。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细节的问题，如司法独立等，实现了民选以后，都可以由人民自己决定。只有看到民众的需求的候选人才会被选中，那么他的施政方针就是人民的意愿。

反对中国民主的各种论调

1. 中国发展的效率高于民主国家，所以不需要民主

这是近几年一些人用的比较多的理由，关于中国的发展效率问题，我们总在引以为傲的78年之后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在短短几十年之后变成了GDP第二大国。但这不是事实，1978年中国GDP 2683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单就发展效率来说，在历史上也不算特别突出，商鞅变法16年后秦国确立西方霸主地位；王安石变法4年之后开始收复失地；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尼德兰人才流入20年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明治维新27年后日本打败中国，而中国的“特别是”已经35年了，国家统一不了，还天天有人来争领土，领海。

而且效率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一个国家发展快的同时，要考虑风险，及稳的问题。对公司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公司工作，和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之后发现中国人是最不保守的，使用新技术最大胆，对新事物的接受最快，做出改变的决定最容易，中国人的公司在起始阶段发展也非常快。相对而言，德国人最保守，最古板，而与之对应的事实是中国人的公司平均寿命3年，德国人的公司平均寿命60年，也许中国人的公司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

另外一方面就是公平感问题，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不仅仅中国人有。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而中国政府恐怕是近几十年来少有的一个故意制造贫富差距，还在理论上为其提供支持的政府。几十年前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说过—— 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帮助那些贫穷的大多数，它就不能救赎富有的少数人（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不公平引发的不幸福感就是一种风险，一个不稳定的因素。真理确实很多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这些少数人掌握国家确实能取得很高的效率。但正义永远在多数人手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也只有自己才能代表。民选有可能会让中国的发展慢一些，但这种慢是稳定的，因而可以长治久安。

只有民选可以造就公平，公平的社会才会稳定，才可以规避或应对风险。民选有没有可能选错，有可能，但并不可怕，选错了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是公民责任的一个方面。民选作为一种制度，就像大公司的质量流程一样，会降低效率，但可以规避风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司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走一些弯路，但有的能够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有的则一去不回头了，区别就在于应对风险的机制。

2. 中国特殊论

各种说辞比较多，不一一重复。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样，有胖的，有瘦的，有高尚的，有卑鄙的，有聪明的，有糊涂的，一点也不特殊。那么多中国人在民选的国家里，都过得好好的，生活没有困难，也没有给所在的国家制造麻烦。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民选，所以中国人不特殊，中国也不特殊，当然也可以民选。

3. 西方陷阱论

确实西方国家拿着民主，人权的旗帜来向中国发难不是为了中国好，他们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利益和这些国家斗争是正当的，不能算作邪恶。政府腐败，维护回来的国家利益不能被人民享受是一码事，和外国争取国家利益是另一码事，不能因为腐败就否定政府的所有行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一帮公知，吹鼓手把用人权，民主来对付中国的国家说的上帝一样神圣，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那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的民主也是一种中国人决定自己的事情的体制，而不是受美国资助的团体，更不是美国人替中国人做决定的体制。

人权问题是他们攻击中国的一大利器，这个攻击点找到很准确，中国的人权确实有问题。人权不是内政问题，就像一个人在家里把老婆往死里打，邻居，警察都可以去管，那不是家务事一样。然而他们拿着人权问题攻击中国并不是想帮着改善，而是削弱中国——也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然后趁火打劫，否则他们就不会对中国人权危害那么大的贪官进行庇护了。

但民主是个好东西，不论别的国家处于什么目的，对自己有好处的就应该用。就像当年韩国派奸细鼓动秦国修水利，想用劳民伤财来拖垮秦国，阴谋被识破之后本来要杀那个奸细，水利专家的。但秦国人分析了一下，即便是阴谋，修水利还是有好处，结果不但没杀，反而重用他继续修成了灌溉关中平原的水利项目，然后就有了秦国的强大和一统天下。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反对西方为借口来反对民主是为了继续维持不公平的利益，也是别有用心的。

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1.独裁的军人政权

政变之后由军委主席制定经济发展的计划，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政权。毫无疑问，这个独裁的军人政权是当今中国民主化的第一大障碍，这个政权操纵国家的一切事务，领导人的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同时也掌握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形成如今的腐败。这一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问题，谁都明白，不再多说。

2. 士大夫统治

社会权力落入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民主化更深层的障碍，如果中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样，实现不了民主。说起士大夫，人们往往会想起“知识分子的良心”这句话。但良心和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只是他们垄断社会权力的一个借口，知识分子比普通人多的是信息，而不是道德。而且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也不是建立在“良心”这种道德水准之上，而是建立在坚守自己被选举时的承诺上。

因为士大夫对权力的垄断，普通人的能力和决心长期被低估，这是造成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当民众的悲剧来临时，具有决策权力的士大夫并没有像他们平时说的那样为民众牺牲，所有的灾难都会降临到每一个普通人头上。而一旦灾难过去，进入和平时期，士大夫又会出来摇旗呐喊，要求控制社会的全部权力。就像在元朝，整体汉人沦落到最低等级，知识分子也被排到了妓女之后，但在元朝二十多次大规模的起义中，没有一次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由士大夫垄断的政权中暴力革命是一种常态，而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必然是军人政权，结果就是一乱一治的循环。

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也没有特别显著的功绩，绝大多数士大夫都在研究如何牧民，没什么人研究自然科学，关心技术革新，所以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成绩来。这就是为什么强大的蒙古民族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一群不从事劳动，专门以读书和做官为职业的人。中国最可以在世界上称道的四大发明，没有一项是由士大夫发明的。太监是士大夫阶层最鄙视的一个群体，却出了发明纸的蔡伦，远航西洋的郑和，他们的功绩是任何一个士大夫都无法比拟的。

3. 公民责任的缺失与培养

关于公民责任的缺失问题，很多人都已经谈到，这里不再多说。但要强调一下，公民责任和崇高的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只需要遵纪守法，遵守流程就可以。这是一个文化问题，遵守大多数是一种习惯，而不是强制。因为很多中国人在做违背规则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出于利益，不是故意犯错，仅仅是一种习惯。在民主化的国家里，实际上对普通人的日常行为监督很松散，没有重典，但违法乱纪的事情很少。比如美国能看到的警察很少，但治安一样很好；澳大利亚的红绿灯前面的摄像头很少，甚至还有提示，但并没有多少人闯红灯，街头没有禁止乱扔垃圾的牌子，街道依然很干净。

所以公民责任的培养不是指提提高人的道德水准，而是培养一种遵守的习惯，培养人的组织性。组织性的重要性可见于人们都熟知的那句对中国人的评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其实这不是说中国人不想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而是在面对同一个目标的执行过程中，没有组织性，不服从指挥，自行其是，导致了结果的失败。在军事历史上有很多遵守，执行提高了战斗力的案例，中国有周亚夫让皇帝下马，外国有“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名言。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无一不重视员工对流程的执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这会引起一个疑问，如果决策或者流程本身有问题，怎么办？答案仍然是执行，决策和流程有可能不完美，但出了问题是显性的，能够发现，同时也是可控的，也就有改进的可能性。而如果为了局部的完美去改变流程，会带来隐性的风险，损失往往会更大。

而习惯性的遵守也不等同于奴化，在民主的社会里，规则本身就是民众的意愿。而且不同的意见的人有言论，游行等表达的自由。但同时决策机构也有不听从这些言论的权力，那么在这些人的观点没有形成法律之前，还要按着现行的法律执行。

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方法——文化革命

1. 从士大夫集团统治到民主需要文化革命

这三个敌人中独裁的军人政权的具体操作者还是士大夫，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就两个，一个是士大夫集团还政于民，一个是培养人民的公民责任。

让现在的统治集团交出权力，那是与虎谋皮，公民权力需要争取。而如果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争取，最终得来的还是一个军人政权，因为面对现在的政权，没有军事力量没办法取得胜利，而这些军事力量在政权替代完成后就成为军人政权的主体。文化革命则没有这个问题，当然现有政权也不可能拱手让人民进行文化革命，那就只有政变，通过政变建立的政权里相对来说军人的权力没有那么绝对化，这将为文化革命提供条件。而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的核心仁——也就是依据决策者的喜好，特权，阶层与民主文化的核心遵守，平等是截然想反的，这些文化的差别决定了要民主，必须对士大夫文化进行革命。

2. 以工业化为向导的文化革命可以培养人的公民责任

那么人的组织性即公民责任是哪里来的呢，我们从目前已经实现民选的国家来分析。这些民选的国家有搞得好的，也有搞得不好的，则被作为民主的反面典型。对比这些国家，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工业革命或者受其文化影响的国家的民主都搞的比较好，而没有的则搞得不好，政变，战乱不断。这和富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中东的很多国家非常富裕，但民主化很失败。这些事实也说明了中国的民主化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还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来解决。

其关键就是工业化，作为文化属性的工业化，其特点是协作性和流程化。在工业的作坊阶段，一个工厂的老板可以看见所有的员工，他可以根据每一个员工的表现给予奖惩。每一个员工也知道产品的最终功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产品最终功能的影响，也就可以做一些调整，以提高产品。在小农经济阶段，每个一家之主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生产，不需要服从什么流程。那么一直处于这种生产状态的人，如果面对空无一人的路口，当然也可以闯红灯——如果刚好那个时候没有车经过，闯红灯这个事件对他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抉择，是正确的。但如果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选择闯红灯，那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这些在大工业时代都变得不再可能，在大的跨国公司里，有可能整个工厂的人都没有产权，都在给别人打工，有的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公司的主人，那公司的主人当然没办法根据其表现进行激励。我所经历过的跨国公司里，个人奖励也有，但只占工资的十分之一，没人看到眼里，基本上是干的多干的少一个样，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另一方面，分工细化，一个工厂生产的零件有可能要在几千公里外的另一个工厂去装配，中间不知道还有多少步骤。所以员工不知道他们生产的东西的功能性要求，所以就不能调整，那么能做的就是严格的服从流程。

这就是大工业时代赋予人的特点——遵守——不跟据激励改变自己的劳动，流程怎么说的就怎么干。简单点说就是职业精神，这不需要奉献，不需要背负任何的道德压力，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在欧美国家，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公司股权，一直在打工，甚至不知道为谁打工，他们也没有特别大的积极性，只是按着流程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就是这么一群人，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级。一旦在公司里形成了遵守的特点，到了哪里都是这样，而这种特点用在公司里是职业精神，用在社会上就是公民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工业时代，管理和执行都是一个环节，发布指令和执行指令都是工作职责，双方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服从别人的指令，不意味着低人一等。只有在士大夫文化中，挥者是人上人，而被指挥者是治于人的，数千年的士大夫统治中，他们总是把普通人民当作牲口，而他们的职责是“牧”这些民。

所以工业化对人民来讲可以培养起组织性，而对管理者来讲，可以消除特权，阶层思想，最终消除民主在文化层面的障碍。这里的工业化是广义的工业化，就是用工业的管理方法来做事情。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大，那么如果用工业化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就可以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民主文化，中国的民主就不那么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