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情怀 

～～ 阿忆 ～～

遇到大明是当知青的第二年，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

我那天在工地帮大队出了一版黑板报，心里嘿嘿一笑：谁会注意这些无聊文章？

正苦笑着，不远处走过来几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其中有个拿着根长竹竿的男青年。

几个人停在黑板报前，评评点点。一个矮胖干部走过来，“阿女，一定是你出的板报，很好嘛。你是知青吗？”我说：“是呀。”那个干部继续有兴趣地跟我聊起来。

拿竹竿的青年人偶尔望望我，没有说话。

聊了一会儿，几个干部坐在一边，开始吸烟。年轻人走过来，问：“你是新来的知青还是赤脚医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

我说：“我是赤脚医生的赤脚医生。我在大队的赤脚医生那里受训三个小时就背上药箱了。很厉害的。”两个人一起轻松地笑起来。

他说他叫大明，在这里当知青很多年了，现在负责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测量计算，那个跟我说话的是公社副书记。

我觉得像是碰上了老朋友，不觉话多起来。大明话不多，只是三、两句。

很快，大家互相说再见。大明对我摆摆手，似乎不想那么快结束谈话。

过两天，寒流到，气温骤降到五、六摄氏度，但工地一样要继续开工。

我们生产队负责的鱼塘已经挖得差不多了，深深的，塘里渗出很多水，一片泥浆。

每个人都要脱掉鞋袜，一脚深、一脚浅地下到泥塘里。最要命的是担着两筐泥从塘底走上那一路泥泞的斜坡小路去倒泥，一不小心就会摔得满身泥浆，我们叫“坐飞机”。一有人“坐飞机”，大家就轰然大笑。

又是一趟，我慢慢地撑着从塘底走上斜坡，边走边紧张地数着：一、二、三……，别滑倒！别滑倒！

一头汗，两脚泥浆，喘着气，我刚倒了泥往回走，突然发现大明在我身边，手里还是拿着根长竹竿。他关切地打量着我一身泥浆，“今天不出黑板报吗？我拿来了一些钉子和木块，想帮你把那黑板钉牢靠一些。”

他的突然出现和关切的眼光，让我呆了一会，北风一吹，突然觉得整个人打起颤来。“谢谢你”一说完，就说不出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明天到县城开会。你以后到公社办事情的时候，可以找我，我比较熟悉那里的人和环境。

我缓过气来，笑着说：“在县城开会也要拿着这长竹竿吗？”我指着那泥泞小路说：“那是个大滑梯，比幼儿园的滑梯还好玩。”

回到工地，队里最小的阿娣乐开了，大声嚷嚷：“哎呀，我看见那个男知青的眼光一直看着阿忆。他一定喜欢上阿忆啦。”

农民们喜欢开男女之间的玩笑，我已习惯了。我说：“我都不认识他，他是谁呀？”一些老队员说：“他是附近大队的知青，每年都负责工地。阿忆啊，你快点跟他好上吧，我们明年就会分上块好地，不用像今年那样分到烂地一块，这么冷还要天天踩泥浆。”

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结束后，我们回到生产队，又恢复了沉闷的生活。

一天傍晚，几辆单车叮叮咚咚来到村里，阿娣满街大声地叫：“阿忆，有个男仔来找你啦！”我出来一看，大明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前面。他看到我说：“我们今天有事刚好经过你们大队。”接着，似乎若无其事地问：“明天公社有一个知青大会，你去参加吗？”

我说：“我很想去。但这里坐车不方便。骑自行车嘛，每次骑在那些细细的田埂小路上我就慌。”

大明笑笑说：“我载你去吧，我也可以送你回来。明天在大队门口等我好吗？”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坐上大明的单车尾座，开始时觉得有点兴奋，但慢慢感到不好意思。特别是经过静悄悄的大片甘蔗地和稻田的时候，心里更紧张。

我这是怎么啦？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我这算不算答应做了人家的女朋友呀？哎呀，我的天呀。我该下来走路还是应该继续坐下去？


大明似乎感到我的紧张，不紧不慢地问：喜欢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黄书，哦，不，是纸张发黄的书。他说他订了很多杂志，有无线电技术，还有什么的。

我说，我很重呀，坐你的车尾我很不好意思。弄不清为什么在农村干了这么多体力活，体重还在不断增加，农民们都笑我，说我这头“猪”可以“出”了。每个农民都有上缴猪肉的任务，一头猪养到一百斤以上才算合格。

大明说：啊，你这头“猪”也不算太重嘛。我真的用单车载过大肥猪啊，差点连人带猪摔到路边的水沟里。你准备以后做什么？

我说我最希望去上大学，我们在写大批判文章中长大，所有认识的字就是黑板报上那几个字。你怎么不去上学呢？

大明沉默了一下，说：我当然很想上大学，但我估计我很难有这个机会了。

大明继续不紧不慢地说：你下乡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事情就慢慢学吧。

第一次跟男人这么静悄悄地赶路，听到的像是大哥哥的语言，心里又开始紧张，“突突突”跳起来。大明的车技很好，一路稳稳当当的。

我问：你今天怎么不带竹竿呢？

大明说：嘿，我今天不是载只“猪”吗？看来那根竹竿要扔掉了，听说以后再也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我去养猪更好。

我说：太好了，我再也不要走那些泥浆路。我们生产队的人还叫我拉拢腐蚀你呢，叫你以后不要分那种烂泥浆地给我们。

大明“哦”的一笑，车头一摆，两人差点摔到小路边。

两人边骑边说着话，不知不觉快到公社所在地。

我时而捂着嘴偷笑，时而觉得有点眩晕，心里不安起来：回家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再坐他的车？

到了会场，大明说他有事，出去一下。主持会议的干部就是那位矮胖的公社副书记。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语言，然后表扬一些知青，接着提到知青在工地出黑板报，他的一双眼睛开始在会场上搜寻，我赶快把头拼命放低，不想让他看到。

大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会场，看到我那躲闪的样子，走过来，一脸疑惑。我指指那个副书记，暗示我不想他看见我。

他笑笑，干脆拉把椅子，一下子坐在我旁边。我心里紧张起来，乱套了。

定了一下神，我慢慢地对他说：“大明，我我我，我今天要到知青兰姐家里一会儿，再到镇里找我们生产队的朋友，我会坐她的车回家的。谢谢你啦。真要谢谢你。”紧张得眼泪差点要掉出来。

大明看着我那紧张样，笑笑说：“好啊，你就坐朋友的车回家吧。有需要的时候找我吧。”

看到大明关切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再看他了。知青大会是怎么结束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呆呆地一个人站着。

有人过来拍我肩膀，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广东话说：“嘿，阿忆，跟你打了几次招呼你都没有看到。到我家坐坐吧。”一看，是兰姐。

兰姐在上海出生长大，被分配到边远的农场当知青。因为成份不好，一次又一次的招工回城或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她的份。兰姐在农场里患了几次大病，身体越来越差。家里有人建议，不如嫁给广东老家的人，那里也算有几个远房亲戚照顾着，可能没有农场那么艰苦。

经人介绍，兰姐开始与一个农民通信。那人寄上一封信，并附上照片，信里只有几行粗粗的大字：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力照顾你一生。

兰姐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千里迢迢来到完全陌生的村庄。在“未婚夫”的家里住了两天后，决定结婚。

上一次见兰姐的时候，我看着她白晰俊秀的脸，一连串地问：“你当时会说、会听广东话吗？”“你能像当地女人那样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吗？”

兰姐拍拍我的头说：“其实语言关并不是最难的。我从小听我祖母说一些广东话，我是会听唔识‘港’（讲）。我最怕的是打赤脚下田这一关。”

我跟着兰姐到了她家。

兰姐屋里是典型的当地农民摆设。厅的角落里有一个煮饭的大灶，墙角堆着一捆捆拿来烧火的甘蔗壳。墙上挂着两张兰姐小时候的照片，一朵花似的小姑娘。

看着麻利地洗菜、烧火的兰姐，我很难想像她是一位会拉小提琴、会画画的上海姑娘。


兰姐说：看看你，什么事弄得那张脸像个红苹果，让人想去咬一口。不怕男人们把你抢去当老婆吗？

我说：兰姐，你跟我说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吧。

兰姐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要听什么嘛？哎呀，你们这些小女孩就喜欢听爱情故事是不是？我没有故事。
我那时很喜欢我的一个邻居男孩，他比我大一届，后来到北京读书。

我问：你拉过他的手吗？

她说：没有。后来他被分配到新疆，我只收过他一封信，信里写了几首诗，说他不可能回上海了。后来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她接着说：看来你这傻阿忆就像我那么傻呀。我是结婚那天晚上才碰到男人的手，当天晚上差点要暈过去了。

我哇哇大叫起来：哎呀，太可怕啦。干嘛结婚就一定要碰男人的手呀？

兰姐说：在农场的时候，有几个干部曾经暗示我，叫我跟他们睡觉。有个人整天把手伸过来，把张脸凑过来。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才想赶快离开农场。

我说：为什么你老公这么有眼光，你是外地人呀？

她说：他是个老实善良人，现在是生产队长。他说一看我信里画的画就喜欢，说孩子们长大后会有文化。

我问：你画什么了？

她说：我画了一窝小猪和一只大猪。写信的时候，我老担心着那个长得像猪头的干部，一边想一边画，就画出来一只大肥猪。觉得不好看，就不断添上一只只小猪。

我说：哎呀，我不会画画，以后不会有人喜欢我了。我也不要人家喜欢我。

兰姐说：哈哈，看你脸又红了。什么事情这么紧张？

兰姐跟我边吃边说。兰姐说她看见大明坐我旁边了。她认识大明，是个老知青，很好的一个男仔，说话少，做事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不能上调。

兰姐说：阿忆啊，我没有机会回上海了。我会在这里生小孩、养一窝窝的小猪。我真希望你呀、大明呀这些好朋友留在这里陪陪我，几个月见一次面也不错嘛。但你还很年轻，路子多着呢。看看，跟男仔还没有拉过手就慌成这个样子了。吃吧，吃吧，这豆角是我今天一早在自留地里摘的。

从兰姐家里出来，我去找了在镇里工作的同村的朋友。她那二十六英寸的女式单车载着我这一百多斤的“猪”，磕磕碰碰回到村里。

晚上，看着窗外的皎洁月亮，听着附近的狗叫猫叫，闻着空气中混杂的煮猪食的糠菜味道和猪圈味道，我拿出纸和笔随便画起来。不知不觉画了一排排的甘蔗地，不知不觉其中一根甘蔗越长越高，像一根长竹竿。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村口一阵叮叮当当的单车铃声，我猛然一惊，期待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但铃声渐渐远去，村口恢复平静。

又过几天，我在河边洗衣服，突然听到阿娣大叫：“阿忆，有个知青仔找你！”

我一阵兴奋，愣了一下，接着赶快跑去附近鱼塘边的一个茅坑。我用手整理一下头发，拉拉衣服，用双手摸着发热的脸。

又兴奋又慌张又紧张又害怕，我的双脚挪不动了。听着几只苍蝇嗡嗡叫，看着鱼塘里的鱼时而跃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直站着、站着……

大明以后再也没有来找我。我也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以后是回城、读书、工作。

很多年过去了，大明和兰姐的记忆仍在心底。

我们这代人在朦胧情怀刚刚开启的时候，刚好在做知青。那时的特殊环境和教育使我们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经历和感情。

祝愿大明兰姐们生活幸福！

作者简介

阿忆：1974年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1978年回城。虽然只当了短短的三年多知青，但这些“当农民”的记忆在头脑里仍很生动。后来在美国圆了大学梦，目前定居美国。最近又当起了“老师” 。看着现在课堂上坐的“美国学生” ，不禁有时会想起30多年前的农村孩子和当年的乡村生活。

节选自《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文/阿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