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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之二十一)
　　毛远新在文革期间是个名闻遐迩的人物。
　　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在新疆，全国解放后到北京，长期生活在毛泽东和江青的身边。在北京读完了育英小学、一○一中学，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一个学期后转学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远新是怎么闻名全国的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从学院回中南海，七月五日，毛泽东和他作了一次长谈，这就是后来由教育部发至全国的文件：《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我曾经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并预感到在文教战线上正在孕育着一场大风暴。我也知道了毛远新其人，为他能在毛泽东身边亲聆教诲而无限钦羡。
　　毛泽东启示我们：“为什么不反？”文革开始后，我在上海“反”了，毛远新在哈尔滨也“反”了。他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为东北地区的红卫兵领袖。
　　毛远新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写了一张较有影响的大字报，分析了当时的保守派和造反派。
　　他写道：“保守派中有一些过去享受荣誉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官半职，手下也有一些群众。这些人工作踏实，忠实职守，这是长处。但是由于他们经常听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去指挥群众，又由于他们能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而从上级得到荣誉，所以这些人容易养成唯命是从的奴隶主义，头脑的框框就多些。这样的地位会使他们过于相信自己，过于相信上级，以致对于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传下来的私货，对党内那些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推行的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相对抗的组织路线一概没有异议，有些人则中毒较深。”
　　他又写道：“造反派中到处是过去一些‘调皮捣蛋’的人，他们是处于被领导的群众。这些人生活上有些散漫，是短处，但也有很多长处，这就是看问题尖锐，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造自己认为是错误的反，他们是没有地位，没有荣誉，又不被重视，所以他们不怕丢掉什么，也不想捞取什么，他们敢想、敢说、敢造反。所以这些人一经被毛泽东思想所掌握，就会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大字报分析深刻，鞭辟入里。
　　
　　我和毛远新的交往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又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比较密切的交往。
　　每次中央开会，与会人员大都住在京西宾馆，王洪文和我总要去看望毛远新。他经常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住在一起，穿著一身空军军装，绿上装、蓝长裤，因为他从哈军工毕业后便参加了空军，当过防空部队的导弹兵。他比我要年轻八岁，中等身材，长相英武，双目炯炯有神。他的嘴唇上有一处伤痕，据说是一次车祸造成的，缝了几针，总算没有破相。他抽烟很凶，房间里全弥漫着烟雾。每次去看他，总看到他在看书，有一次他在读线装书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焚书》。据他说，毛主席非常推崇李贽，说古人中像李贽那样的封建社会的反叛者是罕见的，他反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否定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我听了以后，回到上海也借了李贽著的《焚书》读了起来。
　　毛远新在谈话时喜欢纵论天下大事，观点很尖锐，口气很大，有点“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味道。一九七零年中共举行了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等人大闹庐山。一九七一年四月，北京举行批陈（伯达）整风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远新在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闹庐山是一次未遂政变！”我当时觉得振聋发聩，很受启发。林彪还在位，只有毛远新敢于这样讲，我既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这样讲。心里对他很钦佩，把他的傲气也当成优点看待。
　　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开会期间，请各省、市代表团提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我觉得根据我对他多年的接触和了解，他应该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我就在上海组的会议上正式提名他为中委候选人。谁知道这个建议递交上去不久，就下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是根据“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毛远新不宜进入中央委员会。为此，我更加对毛主席充满热爱，对毛远新表示尊重。

我意外地成了毛远新的“大媒”
　　
　　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介入了毛远新的婚恋，做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媒”。
　　我回上海以后，有一天，一位军人持沈阳军区的正式介绍信到上海康平路市委办公地点来找我。他是沈阳军区作战部的陈部长，也是毛远新的秘书。我在康平路小礼堂单独接见了他。他是一个憨厚的东北汉子，直率地告诉我：毛远新已经三十多岁了，大家都关心他的婚恋，但是毛主席有过指示：找对象不要找高干子女，要找工农子女。这可不好办了，平白地到哪里去找工农子女做恋爱对象？这次有了一个机会，沈阳军区门诊所有一位护士长，姓全，上海人，参军到了沈阳，人长得很漂亮，但她自己已经结婚了，她家里还有好几个姐妹，有一个小妹妹叫全秀凤，在上海做纺织工人。别人鼓动她把妹妹介绍给毛远新认识，交个朋友。毛远新在军区卫生所也见过这位姓全的护士长，从姐姐的相貌可以想见妹妹的模样，而且妹妹又是上海的纺织工人，如果政治条件合格的话，他也愿意接触一下，双方见一次面。
　　这位陈部长此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上海对全秀凤的家庭情况、政治历史、个人表现等作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便考虑是否合适由姐姐把妹妹请去沈阳“相面”。我听了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我们要为毛远新选一个合适的对象，实际上是为毛泽东选一个合格的侄媳妇，而且毛远新长期生活在毛的身边，毛对他视同己出。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慎重对待。
　　陈部长就住在延安饭店等待回音，我不敢怠慢，赶紧把王秀珍叫来商量。王秀珍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也给她打了电话，希望上海促成此事。我们觉得，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只能在极小范围内进行。我们把市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来，叫他指定两名可靠的干部，集中时间对全秀凤的全面情况进行了解，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但我们根本没有告诉组织部门这项任务的真实背景。
　　三天过去了，两名组织干部跑遍了所有的部门，整理出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送到我面前。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次真是查了三代了：全秀凤的祖父，是上海的码头工人；父亲是上海的运输工人，当时是开三轮卡车的；至于全秀凤自己，在上海的中学毕业后就进厂当了纺织工人，二十几岁的年纪已经有三年工龄了，而且是共青团员。家里的哥哥、姐姐等不但政治历史清楚，而且个人表现都不错。这样的基本条件，可否当得上毛家的媳妇呢？
　　我把书面材料交给了陈部长，陈部长很高兴，再三称谢，带上材料就回沈阳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部长又来上海了，连称书面材料已经给远新看过了，政治条件是合适的，也符合毛主席提出的要找工农子弟做对象的要求，但还是要当面见了人再确定是否可以发展恋爱关系。这次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由沈阳军区门诊所的全护士长邀请妹妹全秀凤到沈阳去玩，住上几天，找一个机会让毛远新和全秀凤自然地见个面，再看他俩双方的意思。所以，陈部长这次来上海，就是代表全护士长邀请妹妹并陪她一起去沈阳的。
　　我看这件事有了初步的结果，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想：上海送去的只是全秀凤的书面材料，至于她本人究竟是什么模样的，连我们上海的这些“娘家人”也不晓得，我想找一个机会和全秀凤见个面，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我和陈部长商量，他要带全秀凤去沈阳，她们姐妹多时不见了，这次会面总要捎些礼物去。当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上海的羊毛衫质地好，款式新，是女青年的最爱，但是一般人买不到，只有友谊商店可以特需供应。我可以告知东湖宾馆市委招待处的女干部陪同全秀凤一起去选购。
　　陈部长征求了全秀凤的意见，她果然同意买几件羊毛衫带去沈阳。于是，约定有一天在东湖宾馆市委招待处会合，我也按时到东湖宾馆去。陈部长把全秀凤向我作了介绍，我叫她小全，随意地和她聊了一聊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全秀凤不愧是上海出生的姑娘，长得很俊秀，笔挺的鼻子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说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显得很大方，很得体，说话文雅，不扭扭捏捏，一看就讨人喜欢。我心中有了底，觉得这样的上海姑娘是有“台型”、有风度的。我们谈了一会儿话，她就随着招待处的女干部到友谊商店去了。
　　之后，就是毛远新和全秀凤两个人在沈阳的多次接触了；又过了几个月，好消息传来，说是他们双方都彼此满意；再过了一段时间，陈部长到上海，给我们送来一筐东北苹果，还说远新和小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特别告诉我们，毛远新已经带全秀凤到北京去拜见过毛主席了，毛主席对这位侄媳妇表示很满意。我们听了更是兴奋和欣慰，上海做的这门“大媒”总算有了圆满的结果。
　　
　　毛远新的大起大落
　　
　　毛远新和全秀凤在沈阳结了婚、成了家，我们没有送过礼，也没有喝上喜酒，只是有一次，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委负责人会议，我们在京西宾馆遇上了毛远新，我和王秀珍缠着毛远新讨喜糖。我说：“在我们上海，谢媒人是要吃十八只蹄膀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也在一旁帮我们说话：“是应该谢大媒，买糖！买糖！”毛远新拗不过我们，就到京西宾馆小卖部去买了一些高级糖果，请我们吃，堵了我们的嘴。
　　一九七六年，我到北京去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看到毛远新身份变了，成了毛主席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的中央领导人都难以见到毛，但毛远新却可以经常接近毛。毛关于批邓的一系列指示即所谓的“十二道金牌”，都是通过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的，毛远新成了“钦差大臣”。他还告诉我们，他和邓小平当面发生过尖锐冲突和激烈争论，邓坚不承认自己搞“修正主义”，毛远新敢于当面批驳他。此时的毛远新，给我的感觉不单是傲气，而是有些张狂了。此外，我听说全秀凤已经随毛远新多次到北京去探望过毛主席了，我暗暗地为他们高兴，同时，传来讯息说全秀凤怀孕了，我心中祝福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幸福的爱情结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我到北京去守灵，看到毛远新在毛泽东的遗体旁边忙碌。没有想到：几天以后，他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被抓起来了。
　　文革结束以后，毛远新在辽宁的所作所为都遭到了清算和批判，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七年，他的妻子全秀凤也被隔离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女儿李莉，成了一个双耳失聪的聋哑人。
　　毛远新在被关押了十多年以后，于一九八九年保外就医，开始时住在江西他的生母朱丹华和继父方志纯处，后来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领导批准他调来上海和全秀凤同住。一九九三年毛远新刑满以后，被分配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验研究所，化名李实，这个名字还是他下乡参加“四清”时毛泽东给他取的。他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现在，毛远新和全秀凤都已退休。女儿李莉爱好美术，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参加工作，又考取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继续深造。
　　作为“大媒”的我，至今却庆幸毛远新亏得听了毛泽东的话：不找高干子女做对象，找了工农子女。正因为如此，毛远新晚年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过上平静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