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诸位可能对海外中文媒体宣扬的：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必须推翻共产党，搞多党制，不会陌生。那么既然美国是多党制，想必就不会有这种【体制性】的腐败了？我本人在80年代上大学时，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后来到了美国，开始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和美国朋友们的交往，对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大选和地方选举的观察，发现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 在中国如果一个私人企业向一个官员行贿，那是绝对违法的。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行贿在中国屡禁不止，但是至少在纸面上，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违纪违法行为。而在美国这个民主体制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下面的文章介绍了美国院外游说集团的一些情况，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美国人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但是又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的所谓【drain the swamp】深得人心的原因之一。当然川普不会也不可能真的【drain the swamp】，他只是要建立适合他自己的【swamp】而已。 2010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裁定（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 ）：企业和工会用于支持或者反对竞选人的政治捐款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因此没有上限。由此开启了金钱可以直接影响美国的选举的先例。其结果就是各种超级PAC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各种不明来历的捐款（甚至来自国外的），通过这些超级PAC对美国的地方选举和大选发挥着重要作用。钱，在美国政治体制成了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麦凯恩-费高德的两党限制政治捐款法案成了废纸。如纽约时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最高法院为院外游说集团提供了新的武器”是对“当代对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更直截了当的指出，最高法院的裁决等于宣布：“企业的捐款不会使民选官员腐败，对立法人施加影响不是腐败。。。”。 最值得注意是：中国一些人吹捧美国的体制，要把美国的体制搬回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这种【swamp】里的受益者。抄了美国的体制，他们就能如鱼得水地在中国合法贪腐、行贿受贿、把国家财产变成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这才是真正需要中国人警惕的。不要让这些人把自己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
美国式的【官商勾结】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 来自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三位研究者选用2006年震惊华盛顿的Jack Abramoff行贿丑闻（参见凯文·史派西在2010年主演的电影《Casino Jack》）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公司游说活动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这项研究主要说明了如下结论：美国企业游说投入越大，公司股票收益越高；游说活动创造价值的一个重要渠道为不正当的权钱交易。 企业游说能否带来收益？ 每年美国企业会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游说国会政客和联邦官员的活动上，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游说究竟能否为企业带来收益（如果能，通过何种渠道？）。考虑到选择游说的决定往往与企业自身的特征互为因果，这就为清楚的因果推理带来了挑战。 研究者于是选取了一个突然降低企业游说能力的外生事件作为切入点。该事件发生于2006年1月3日，华盛顿顶级说客Jack Abramoff承认贿赂政府官员的罪行，并牵连了大量华盛顿高官。这一事件被隔天的《华盛顿邮报》称为“这一代人中最大的公共腐败案件”。事件发生后，公众和媒体对游说活动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政客们不得不主动和游说者们保持距离，从而突然限制了后者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这一事件与企业特征以及企业之前的游说决策并无直接联系，因而研究者可以借此考察市场反应来确认游说活动能否为企业增值。其主要逻辑为，2006年的丑闻严重削减了游说活动的影响力，如果企业游说活动在之前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那么在丑闻发生后游说投入越大的企业的股票收益就会下降越大。 为了检验上述逻辑，研究者使用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00到2008年间所覆盖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考察了这些企业在Jack Abramoff丑闻事件后三天的异常收益（即股票的实际投资收益扣除正常收益后的股票收益，通常由各类“事件”所引起）情况。 在剔除了丑闻发生时已停止交易的企业和异常收益超高或超低的企业后，调查样本中总共包含617家企业，其中421家企业在2003年和2005年之间花费至少1万美元在在游说活动上。 总体来看，参加游说活动的企业的资产往往更高，平均资产达到269亿美元，而没有参加游说的196家企业的平均资产为122亿美元。参加游说的企业的平均游说支出为400万美元。在这些企业中，游说投入最高的是通用电器公司，其游说支出为5600万美元。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每家企业的市帐率（即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和总资产后，游说投入越高的企业在丑闻发生后的股票收益下降越大。在所有参加游说活动的企业中，丑闻事件发生前的平均游说开支每提高1个标准差（约为680万美元），在事件发生后三天的异常收益率平均下降0.19%，约为4920万美元。 考虑到丑闻事件仅仅是削弱了游说者的政治影响力，因而上述发现反过来说明， 游说活动在正常时期为股东创造了大量价值。而且，丑闻事件并未彻底消除游说活动及其影响力，因而上述结果只是对企业游说收益的保守估计。 政企合作还是政企合谋？ 学者们通常认为，企业的游说活动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为企业增值：一种观点认为企业通过游说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传达给有效信息不足的政策制定者，从而帮助他们作出科学决策（政企合作）；另一种观点认为游说企业使用不道德的手段来影响决策者，进行权钱交易（政企合谋）。 那么，在前述的发现中，企业游说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哪个渠道？是因为企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专业化知识，还是因为企业与政客之间不道德的利益交换？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研究者假定，愿意参与不道德的商业活动的企业往往也更有可能参与不道德的游说活动，于是研究者调查了是否这些企业会受到丑闻事件更强烈的冲击。 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参加游说的企业在丑闻发生之前的五年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过（全部样本中有10%的企业受到过处罚，参加游说的企业的受罚比例为13%，未参加游说的企业的受罚比例为5%），在事件发生后三天的异常收益率平均下降0.32%，明显高于未曾受处罚的企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参与游说的企业的社会声誉、公司职业操守越差，来自丑闻事件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为了考察游说增值的另一渠道——政企合作，研究者搜集了和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指标，例如无形资产的数量，研发支出，和审计透明度。结果表明，信息门槛高的企业并不会在游说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更加从侧面说明了游说中所潜藏的官商勾结活动。 为避免2006年1月3日的其他事件造成了股票收益的变化，从而造成错误的推断，研究者还作出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者发现，那些雇佣Jack Abramoff的游说团队成员的企业在丑闻后股票收益下降的幅度越大。在2006年前后的年份里，1月3日并不会显著影响企业游说开支和股票收益的关系。 警惕中国智库热背后的政商勾结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智库逐渐兴起。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大量新兴智库开始涌现，中国这条看不见的“K街（美国智库游说活动的象征）”俨然成形。从当前智库背后的人员组成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家中国民间智库背后都包含政、商、学三股力量，其中最不缺的就是各类知名网络、地产公司的身影。 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智库的兴起意味着， 企业可以把所掌握的资源、信息提供给学者，学者在此基础上准备更为全面、合理的政策方案，供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考虑，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政策循环。 然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智库活动也有可能成为政商勾结的温床。尽管在国内很少有人公开将智库和游说联系起来，但大量企业通过智库捐赠，间接为学者和官员提供收入和声誉。在这一过程中，学者很有可能沦为特定企业的说客，官员也有可能成为袒护特定企业利益的帮手，从而形成一个恶性的政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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