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剛剛發起掃黑運動，引起【改革派】人士一片驚呼，從張維迎的打黑是【侵犯人權，掠奪私有財產的政治行為。】，到賀衛方對【打黑】的哀嘆“文革不肯去，心中長苦悲”，再到任松林“薄規習隨”，【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主義”】，【黨最黑】。。。聯想到溫家飽2012年也是把打黑和文革畫上一個等號。 為什麼【改革派】一提【打黑】就害怕呢？【打黑】真是【文革復辟】嗎？還是【黑社會】和這些【改革派】有什麼共同利益？還是讓我們看看中國黑社會的一個重要代表（有人認為是中國當代十大黑道人物之二）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是如何和【改革派】們息息相關的吧。 天津這個地方是個水陸碼頭，近代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在此地表演過。從袁世凱的【小站練兵】，到溫世珍的日偽時期，從大清的慶親王奕劻（最後一位鐵帽子王。。。呵呵呵），到各種軍閥，民國官吏，資本家，社會名流，唱戲的，雜耍的，地痞流氓、雜霸地，天津是一應俱全，無奇不有。解放後歷次運動中也不乏四清的小站經驗（僅次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上山下鄉的邢燕子、侯雋，文革時江青的小靳莊【賽詩會】等等。所以當改革開放的大潮湧來的時候，自然也不會寂寞，更不要說那時天津剛好是一個【不甘寂寞】的【改革派】猛將李瑞環主政的時期。 筆者見到過李瑞環在天津的譁眾取寵的電視轉播【現場辦公會】，李瑞環與其說是【辦公】，不如說是演戲，把個天津公用局長罵的狗血噴頭狼狽不堪的樣子；也經歷過李瑞環為了討好鄧小平、趙紫陽，把天津沿街的房子全部用紅色顏料塗抹，造成天津中環線兩側的【全新景象】（對此李瑞環自詡：有粉就得往臉上擦，擦屁股上誰看得見？）；更看到過鄧、趙走後，在大雨的沖刷下，【臉上的粉】變成鮮紅的雨水到處流淌，像是大屠殺以後的情景；更不能忘記李瑞環大肆造勢的【引灤入津】工程建成後，李瑞環煞有介事地給每戶居民由市政府出錢發一小包茶葉（號稱體會一下甘甜的灤河水）的面子工程。當然，讓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全國首創的南市食品街【暴力拆遷】和他一手扶持的大邱莊莊主，有中國第二黑道大哥之稱的禹作敏。 禹作敏是天津靜海縣人，被李瑞環當成【能人】樹立。1979－1982年，連年被評為鄉、縣級優秀黨員。1981年後，大邱莊的工業企業飛速發展。1982年，建起印刷廠和電器廠。1983年，建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並把建分廠的權力下放到各廠。此後，以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為中心，每個工廠都以滾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幹個分廠。1987年，將4個總廠改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將四個工業公司改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公司。1992年，投資10億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莊百億元工業區，每年生產能力達100億元。是年底，大邱莊共有工業企業200余家，從業人員12342人，固定資產總值150137萬元；利潤47344萬元，比1981年增長300倍；工業總產值402761萬元，比1981年增長835倍。1983年，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天津市優秀黨員。1985年－1987年，連年被評為天津市優秀黨員。 1987年9月，被評為全國當代最佳農民企業家，並獲全國改革人才金杯獎。 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9年2月5日，禹作敏以“全國十佳農民企業家”的身份獲邀出席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其形象出現在向平凡勞動者致敬的歌曲《你我他》中。1989年，獲全國農業改革10年創新獎，並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勞動模範。 1991年，被評為全國鄉鎮企業優秀企業家。1992年底，被《半月談》雜誌評為92中國十大新聞人物。 
李瑞環還把禹作敏當成【銳意改革】的先進人物，通過各種渠道，介紹給中央當時的領導人，受到胡耀邦、趙紫陽的支持。自1984年以來, 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瑞環等人更是親臨大邱莊為禹莊主站腳助威, 來自150 多個國家的外賓, 及 29 個省(市)自治區和解放軍的代表, 約有 70 多萬人次, 先後來這裡參觀訪問。各【改革派】省委書記們生怕【掉了隊】，也忙不迭的跑來。如：福建的項南、雲南的安平生等等都跑來抱禹作敏的大腿。以至於後來禹作敏自己真以為自己是個什麼人物了，糊塗到發什麼【告全國省委書記書】說天津公安迫害他，要全國來增援的地步，此乃後話。從某種意義上說，禹作敏是李瑞環進入常委的一塊敲門磚，是李瑞環在天津的【政績】的一個主要部分。 
這個地處團泊窪邊、土地鹽弒、當年"一貧如洗"的窮困落後的村莊,到 1987 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 2.03 億元,上繳稅收後純收人達 4140 萬元,全村 3500 口人,人均收入超過 1 萬元。成了和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並列的全國第一莊。 事情還不僅僅到此為止，一些【改革派】文人們更是忙的手忙腳亂，中宣部的鄭仲兵和《新觀察》的戈揚就不但【組織、陪同】各位大員到此參觀，還插科打諢，穿針引線，介紹國外資本家投資。鄭仲兵自己說：【我和雲南省委書記安平生開玩笑道：“您是雲南王，這（指禹作敏在大邱莊蓋得房子）比您在昆明的王府怎麼樣？”安笑道：“自愧不如，不是謙虛！”說得幾個人都笑起來。】朱厚澤、項南、杜潤生、于光遠、秦川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和禹作敏有關聯。禹作敏還資助過《新觀察》基金會，和這些人有過經濟上的來往。于光遠聽了禹作敏匯報後說，大邱莊的發展“路子對”，只要市場需要、社會需要，鄉鎮企業照樣可以搞鋼材加工。禹作敏高興地向他說，你給我“壯了膽”。 
鄭還幫助禹作敏粉飾他的一些露骨言論，例如：鄭想阻止發表【富不富，就看組織部】，【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這樣的露骨的、劉姥姥的“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式的禹氏語言的外傳。但是，好像趙紫陽對【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說法很滿意，認為沒有什麼不對，所以沒有成功。 不是沒有人反對禹作敏的做法，社會上對大邱莊和禹作敏有種種非議。有些人以“挖社會主義牆角”、“賄賂腐蝕國家幹部”等罪名，接連寫信給靜海縣委、天津市委。但是，在一片壓倒的讚揚聲中，在趙紫陽、萬里、李瑞環等人的高壓下，這些聲音被淹沒的無影無蹤。天津市委裡面對他持懷疑態度的人也大有人在，只是有李瑞環的【保駕】，大家無奈而已。 1989年李瑞環進入常委以後，禹作敏更加猖狂，以為抱住李瑞環這個大樹，就可以為所欲為。鄧小平南巡後的1993年，大邱莊發展到巔峰。當時盛傳鄧小平要造訪大邱莊, 大邱莊許多院牆都貼着 “熱烈歡迎敬愛的小平同志蒞臨大邱莊視察！” 一類的大小標語和鄧小平的畫像。禹作敏要求大邱莊每家每戶都要掛六字紅橫幅： “小平同志，您好” 他還為報紙口述一篇長文——《我們明白了，我們放心了，我們有了主心骨》。想等鄧小平參觀大邱莊後，自己就進了保險箱。 此時的大邱莊已經姓禹，他的家族成員掌握了所有重要的崗位，禹作敏在大邱莊“一呼百應”，有恃無恐，目無法紀，敢於以言代法，以身試法。 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莊工業公司副總經理劉金剛的司機高玉川只說了一句 “禹書記為女兒出嫁，在縣城蓋小洋樓花了不少錢”，禹作敏知道後怒髮衝冠，這位司機受到審訊拷打，逼得服毒自殺(未遂)。當這位司機最後承認是聽劉金剛講的，禹作敏就窮追不捨。副總經理張玉英見狀，覺得有點過分，便勸禹作敏“這件事沒有多大，就不要再興師動眾了。”禹作敏怒氣沖沖地說:“張玉英沒人心，到了用你的時候，你就掉鏈子!”不久張玉英被指責為“與黨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銷了所有職務，並限期搬出領導住的“人才樓”，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錢加權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顯示出無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說是被她所在工廠副廠長劉金會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氣憤，糾集一些人將劉的父親打死了。為給禹家開脫，一些人連續兩天打着“劉玉田死有餘辜”的標語遊行，要求從輕處理禹作利。禹作敏對劉家密謀迫害，對其家人監視跟蹤。他親自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揚言“劉玉田應該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發，沒水平的可以罵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動下喊出了“打死人無罪”的口號。 1992年11月，大邱莊華大集團公司總經理李鳳政突然病故。他死在會議桌上，終年45歲。“李鳳政一死，3億債務說不清。2億是銀行的，1億是外邊欠的。”“廠房、設備分開。到1996年6月債務還未清理完畢”，“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沒賬。一人說了算。這人死了更說不清了。華大集團損失6000萬。”李占發用簡潔的語言說出了事件的起因。 這位李鳳政就是被禹作敏稱為“鬼頭鬼腦，誰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當過大隊會計、總公司黨委副書記，能說會算，也有氣魄。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都集中到一個“能人”身上，“老闆”突然故去，企業失去控制，平時的流通渠道中斷了，資金流向一下說不清楚。這比企業倒閉造成的損失還慘重，轉瞬間企業變成了“黑窟窿”。 “3億外債說不清”，“李鳳政死時發現外來的幹部有貪污。”這時把大邱莊資產當作“也可以說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夥，氣急敗壞。禹作敏主持召開公司中層以上幹部會議，說華大集團領導是一幫“敗家子”，是來糟蹋大邱莊的。他突然宣布撤銷華大公司，將其所屬的企業劃歸萬全、津海、津美、堯舜四個公司管理，同時撤銷華大集團9名副總經理職務，並開始了審訊。 大邱莊總公司會議室成了一個私設的公堂。他們準備了警棍、皮鞭等刑訊器材，並設置了錄音、錄像設備，對所懷疑的對象進行審訊。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莊企業集團總經理禹紹政、大邱莊治保主任周克文、總公司副總經理兼秘書長石家民(女)等，先後對原華大集團公司氧氣廠廠長田宜正、華大公司副總經理侯洪濱、華大公司養殖場場長宋寶進行了審訊。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審訊，他首先動手打人，別的打手一擁而上，拳打腳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腫，按照他們的要求“承認”了自己的問題才罷休。事後，他重賞了審訊“有功人員”。 禹作敏敢於私設“公堂”審訊打人，他的部下和親信就敢動酷刑。在審訊中，外地來的26歲的養殖場業務員危福合被懷疑上了，12月13日萬全集團經理部經理劉雲章把他帶到三樓會議室，要他交代問題。危說自己沒有問題，打手們扒光危福合上衣，用電警棍擊，用三角帶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換另一批，這場審訊持續了7個小時。萬全公司先後有18個人參加了對危福合的毆打。到晚上10點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執法部門通緝嫌疑犯並開始搜查時，大邱莊在保安人員指揮下，調動汽車、拖拉機、馬車，設置重重障礙，組成“五道防線”，同時發出《告全國各省市黨委書記書》，稱天津市公安部門非法抓人，要求全國各省市聲援，干擾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與此同時，擔任總經理的禹作敏兒子禹紹政向中央機關一位工作人員行賄，要他提供中央領導人對大邱莊事件態度的信息。 1992年12月15日晚，禹作敏接到周克文的報告，得知天津市公安機關幹警宋憶光等6人對危福合死亡現場進行勘查，便下令扣留宋憶光等6名刑偵幹警。周克文指派大邱莊治保會的巡邏隊員將宋憶光等人拘押在勘查現場的三樓樓道內，斷絕了宋憶光等人與外界的聯繫。16日上午8時許，宋憶光等人被帶至總公司三樓會議室，由禹作敏對宋憶光等人進行無理指責。上午11時許，天津市市委書記聶璧初責令大邱莊“立即放人”，其時，宋憶光等人已被扣押13個小時。 1993年2月16日，天津市公安、檢察機關組織幹警準備進入大邱莊搜捕劉雲章等4人。被告人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後，連夜召開會議，策劃阻礙執行公務幹警進村的辦法，並命令被告人周克文派人把守進村路口。周克文立即召集總公司所屬各集團公司保衛科長進行了部署。17日上午，禹作敏帶領並指使他人圍攻、指責進入大邱莊的天津市檢察、公安機關領導和靜海縣負責人，阻撓檢察、公安幹警進行搜捕案犯和張貼通緝令等公務活動。17日下午4時許，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調集人員，“保衛”總公司，封堵進村路口。被告人周克文受禹作敏指派負責指揮村莊外圍的警戒、巡邏。隨後，總公司大樓前聚集了上萬名群眾，且進村的各主要路口也分別被卡車、油罐車封堵，手持鋼棍的群眾在各路口和總公司大樓周圍晝夜把守。18日上午，禹作敏又召開全村廣播大會，煽動全村工廠停工、學校停課，致使公安、檢察機關未能正常執行公務。（奇怪的是【改革派】文人從不認為這是【文革】式行為） 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與時任靜海縣縣委書記的崔士光及時任縣長的只升華有過交流。之後，在交給天津市市委書記聶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達了配合公安機關調查的觀點，但同時認為:“我不懂法，群眾更不懂法，請你對破案人員說，要依法辦案。千萬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響改革，影響生產，影響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負責。”（這個時候，他想起了“法”？這和一些【改革派】文人真是太像了） 注意：禹作敏用【影響改革，影響生產，影響民心】的大帽子嚇唬人的腔調和溫家飽用【文革復辟】、張維迎用【侵犯人權，掠奪私有財產的政治行為。】的腔調反對【打黑】是如何的相似。 2月17日，時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的李瑞環親信宋平順親自出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調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說法）幹警，集結於大邱莊附近村莊待命。依據官方語調，此動作主要是“鑑於禹作敏的來信，同時考慮到大邱莊派出所撤銷後拒絕上繳的15支步槍和2000發子彈，公安機關經天津市政府請示中央得到批准後，調用警力，準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故，防備通緝犯外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絕無僅有的暴力抗法事件。 有意思的是：知道了禹作敏犯案以後，那些以前支持他的【改革派】人物都不做聲了。據鄭仲兵說：禹作敏希望鄭到大邱莊看看，【于光遠和杜潤生兩位老人家。他們都認為在這種形勢下不宜去】（他們跑還來不及，早顧不上自己扶植起來的典型了）。鄭仲兵還說【在禹作敏羈押期間，我曾設法了解他的情況，終於跟他的侄子和助手先後聯繫上。他們告訴我：大邱莊多數人心裡不服(他們當然會這樣說了)；企業生產和經濟狀況今非昔比；大邱莊已設鎮。特別提到，禹作敏身體很不好，能否請求之前和他有接觸的老人家們(哈哈哈哈哈哈哈，本文要說的盡在其中了)，幫助輸通保外就醫事宜。我找了朱厚澤、項南、杜潤生、于光遠、秦川諸老，他們早已被邊沿化了，某種意義上說，也都“自身難保”，一時也找不岀辦法。我還找了吳象，請他和萬里說說。原來吳早就和萬說過，萬沒有表態。。。（【改革派】洗清自己還來不及，哪裡還管什麼以前說過什麼。）看來【改革派】和黑社會的聯繫真是千絲萬縷呀。 禹作敏被捕後，被判刑20年。奇怪的是五年以後，他就保外就醫，並服藥自殺身亡，這和以後宋平順在辦公室自殺一樣成了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是自殺，還是有人為了滅口殺了他，只有天知道。 從禹作敏事件來看，大概可以知道： 1. 改革派在樹立典型的時候，按照貓論常常會搞出一些【劍走偏鋒】的地痞流氓型能人，因為他們最容易出【成果】、便於顯示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 2. 這些【能人】很多都有黑社會背景，這使得他們可以辦到許多遵紀守法的人辦不到的事情。但是，同時這些人長期【打擦邊球】、【常駐灰色地帶】、【大膽創新】、【敢吃螃蟹】也使這些人常常在法律的邊沿行走，甚至乾脆違法亂紀，成為【改革派】的軟肋。 3. 打黑很容易讓這些【改革開放的先鋒】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當然是【改革派】所不願意看到的。【改革派】的樣板倒了，他們的理論就顯得不那麼靈了，老百姓就不信他們那一套了，他們還得忍痛和這些【先鋒】、【能人】切割。當然不舒服。 4. 連接【改革派】和【先鋒】、【莊主】們的經濟鏈條可能被割斷，例如: 禹莊主一倒，《新觀察》的金主就少了一個，那就更讓他們不高興了。官、商、學、黑的勾結，是這個生物鏈賴以生存的保障。 所以【改革派】人物對於打黑、掃黑有一種天然的、下意識的牴觸，有點兒像一提【癩】、【疤】、【瘡】，阿Q就很生氣一樣。 可是，打黑對老百姓就是另外一碼事了。正如一位在市里打零工的農民張安好（音譯）告訴BBC的：“我們80%的重慶人都很肯定他。實話說，所有普通百姓和底層官員都支持他。那些不支持他的20%的人是貪官、小偷和強盜，因為薄熙來嚴打他們。他幹得很好，改善了重慶這個地方。我們需要的就是像他這樣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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