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刚刚发起扫黑运动，引起【改革派】人士一片惊呼，从张维迎的打黑是【侵犯人权，掠夺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到贺卫方对【打黑】的哀叹“文革不肯去，心中长苦悲”，再到任松林“薄规习随”，【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主义”】，【党最黑】。。。联想到温家饱2012年也是把打黑和文革画上一个等号。 为什么【改革派】一提【打黑】就害怕呢？【打黑】真是【文革复辟】吗？还是【黑社会】和这些【改革派】有什么共同利益？还是让我们看看中国黑社会的一个重要代表（有人认为是中国当代十大黑道人物之二）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是如何和【改革派】们息息相关的吧。 天津这个地方是个水陆码头，近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此地表演过。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到温世珍的日伪时期，从大清的庆亲王奕劻（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呵呵呵），到各种军阀，民国官吏，资本家，社会名流，唱戏的，杂耍的，地痞流氓、杂霸地，天津是一应俱全，无奇不有。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也不乏四清的小站经验（仅次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上山下乡的邢燕子、侯隽，文革时江青的小靳庄【赛诗会】等等。所以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寂寞，更不要说那时天津刚好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改革派】猛将李瑞环主政的时期。 笔者见到过李瑞环在天津的哗众取宠的电视转播【现场办公会】，李瑞环与其说是【办公】，不如说是演戏，把个天津公用局长骂的狗血喷头狼狈不堪的样子；也经历过李瑞环为了讨好邓小平、赵紫阳，把天津沿街的房子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抹，造成天津中环线两侧的【全新景象】（对此李瑞环自诩：有粉就得往脸上擦，擦屁股上谁看得见？）；更看到过邓、赵走后，在大雨的冲刷下，【脸上的粉】变成鲜红的雨水到处流淌，像是大屠杀以后的情景；更不能忘记李瑞环大肆造势的【引滦入津】工程建成后，李瑞环煞有介事地给每户居民由市政府出钱发一小包茶叶（号称体会一下甘甜的滦河水）的面子工程。当然，让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全国首创的南市食品街【暴力拆迁】和他一手扶持的大邱庄庄主，有中国第二黑道大哥之称的禹作敏。 禹作敏是天津静海县人，被李瑞环当成【能人】树立。1979－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2月5日，禹作敏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获邀出席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其形象出现在向平凡劳动者致敬的歌曲《你我他》中。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李瑞环还把禹作敏当成【锐意改革】的先进人物，通过各种渠道，介绍给中央当时的领导人，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自1984年以来, 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瑞环等人更是亲临大邱庄为禹庄主站脚助威, 来自150 多个国家的外宾, 及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代表, 约有 70 多万人次, 先后来这里参观访问。各【改革派】省委书记们生怕【掉了队】，也忙不迭的跑来。如：福建的项南、云南的安平生等等都跑来抱禹作敏的大腿。以至于后来禹作敏自己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糊涂到发什么【告全国省委书记书】说天津公安迫害他，要全国来增援的地步，此乃后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禹作敏是李瑞环进入常委的一块敲门砖，是李瑞环在天津的【政绩】的一个主要部分。 
这个地处团泊洼边、土地盐弒、当年"一贫如洗"的穷困落后的村庄,到 1987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03 亿元,上缴税收后纯收人达 4140 万元,全村 3500 口人,人均收入超过 1 万元。成了和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并列的全国第一庄。 事情还不仅仅到此为止，一些【改革派】文人们更是忙的手忙脚乱，中宣部的郑仲兵和《新观察》的戈扬就不但【组织、陪同】各位大员到此参观，还插科打诨，穿针引线，介绍国外资本家投资。郑仲兵自己说：【我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开玩笑道：“您是云南王，这（指禹作敏在大邱庄盖得房子）比您在昆明的王府怎么样？”安笑道：“自愧不如，不是谦虛！”说得几个人都笑起来。】朱厚泽、项南、杜润生、于光远、秦川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和禹作敏有关联。禹作敏还资助过《新观察》基金会，和这些人有过经济上的来往。于光远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高兴地向他说，你给我“壮了胆”。 
郑还帮助禹作敏粉饰他的一些露骨言论，例如：郑想阻止发表【富不富，就看组织部】，【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样的露骨的、刘姥姥的“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式的禹氏语言的外传。但是，好像赵紫阳对【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说法很满意，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所以没有成功。 不是没有人反对禹作敏的做法，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但是，在一片压倒的赞扬声中，在赵紫阳、万里、李瑞环等人的高压下，这些声音被淹没的无影无踪。天津市委里面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大有人在，只是有李瑞环的【保驾】，大家无奈而已。 1989年李瑞环进入常委以后，禹作敏更加猖狂，以为抱住李瑞环这个大树，就可以为所欲为。邓小平南巡后的1993年，大邱庄发展到巅峰。当时盛传邓小平要造访大邱庄, 大邱庄许多院墙都贴着 “热烈欢迎敬爱的小平同志莅临大邱庄視察！” 一类的大小标语和邓小平的画像。禹作敏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 “小平同志，您好” 他还为报纸口述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想等邓小平参观大邱庄后，自己就进了保险箱。 此时的大邱庄已经姓禹，他的家族成员掌握了所有重要的岗位，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 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说了一句 “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这位司机受到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当这位司机最后承认是听刘金刚讲的，禹作敏就穷追不舍。副总经理张玉英见状，觉得有点过分，便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再兴师动众了。”禹作敏怒气冲冲地说:“张玉英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就掉链子!”不久张玉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钱加权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显示出无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副厂长刘金会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气愤，纠集一些人将刘的父亲打死了。为给禹家开脱，一些人连续两天打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的标语游行，要求从轻处理禹作利。禹作敏对刘家密谋迫害，对其家人监视跟踪。他亲自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扬言“刘玉田应该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动下喊出了“打死人无罪”的口号。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2亿是银行的，1亿是外边欠的。”“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审讯。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他们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审讯。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女)等，先后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审讯。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审讯，他首先动手打人，别的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肿，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才罢休。事后，他重赏了审讯“有功人员”。 禹作敏敢于私设“公堂”审讯打人，他的部下和亲信就敢动酷刑。在审讯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他带到三楼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保安人员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同时发出《告全国各省市党委书记书》，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担任总经理的禹作敏儿子禹绍政向中央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行贿，要他提供中央领导人对大邱庄事件态度的信息。 1992年12月15日晚，禹作敏接到周克文的报告，得知天津市公安机关干警宋忆光等6人对危福合死亡现场进行勘查，便下令扣留宋忆光等6名刑侦干警。周克文指派大邱庄治保会的巡逻队员将宋忆光等人拘押在勘查现场的三楼楼道内，断绝了宋忆光等人与外界的联系。16日上午8时许，宋忆光等人被带至总公司三楼会议室，由禹作敏对宋忆光等人进行无理指责。上午11时许，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责令大邱庄“立即放人”，其时，宋忆光等人已被扣押13个小时。 1993年2月16日，天津市公安、检察机关组织干警准备进入大邱庄搜捕刘云章等4人。被告人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后，连夜召开会议，策划阻碍执行公务干警进村的办法，并命令被告人周克文派人把守进村路口。周克文立即召集总公司所属各集团公司保卫科长进行了部署。17日上午，禹作敏带领并指使他人围攻、指责进入大邱庄的天津市检察、公安机关领导和静海县负责人，阻挠检察、公安干警进行搜捕案犯和张贴通缉令等公务活动。17日下午4时许，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调集人员，“保卫”总公司，封堵进村路口。被告人周克文受禹作敏指派负责指挥村庄外围的警戒、巡逻。随后，总公司大楼前聚集了上万名群众，且进村的各主要路口也分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18日上午，禹作敏又召开全村广播大会，煽动全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致使公安、检察机关未能正常执行公务。（奇怪的是【改革派】文人从不认为这是【文革】式行为） 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法”？这和一些【改革派】文人真是太像了） 注意：禹作敏用【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的大帽子吓唬人的腔调和温家饱用【文革复辟】、张维迎用【侵犯人权，掠夺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的腔调反对【打黑】是如何的相似。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李瑞环亲信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法）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村庄待命。依据官方语调，此动作主要是“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调用警力，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暴力抗法事件。 有意思的是：知道了禹作敏犯案以后，那些以前支持他的【改革派】人物都不做声了。据郑仲兵说：禹作敏希望郑到大邱庄看看，【于光远和杜润生两位老人家。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不宜去】（他们跑还来不及，早顾不上自己扶植起来的典型了）。郑仲兵还说【在禹作敏羁押期间，我曾设法了解他的情况，终于跟他的侄子和助手先后联系上。他们告诉我：大邱庄多数人心里不服(他们当然会这样说了)；企业生产和经济状况今非昔比；大邱庄已设镇。特别提到，禹作敏身体很不好，能否請求之前和他有接触的老人家们(哈哈哈哈哈哈哈，本文要说的尽在其中了)，帮助输通保外就医事宜。我找了朱厚泽、项南、杜润生、于光远、秦川诸老，他们早已被边沿化了，某种意义上说，也都“自身难保”，一时也找不岀办法。我还找了吴象，请他和万里说说。原來吴早就和万说过，万沒有表态。。。（【改革派】洗清自己还来不及，哪里还管什么以前说过什么。）看来【改革派】和黑社会的联系真是千丝万缕呀。 禹作敏被捕后，被判刑20年。奇怪的是五年以后，他就保外就医，并服药自杀身亡，这和以后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一样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是自杀，还是有人为了灭口杀了他，只有天知道。 从禹作敏事件来看，大概可以知道： 1. 改革派在树立典型的时候，按照猫论常常会搞出一些【剑走偏锋】的地痞流氓型能人，因为他们最容易出【成果】、便于显示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2. 这些【能人】很多都有黑社会背景，这使得他们可以办到许多遵纪守法的人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同时这些人长期【打擦边球】、【常驻灰色地带】、【大胆创新】、【敢吃螃蟹】也使这些人常常在法律的边沿行走，甚至干脆违法乱纪，成为【改革派】的软肋。 3. 打黑很容易让这些【改革开放的先锋】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当然是【改革派】所不愿意看到的。【改革派】的样板倒了，他们的理论就显得不那么灵了，老百姓就不信他们那一套了，他们还得忍痛和这些【先锋】、【能人】切割。当然不舒服。 4. 连接【改革派】和【先锋】、【庄主】们的经济链条可能被割断，例如: 禹庄主一倒，《新观察》的金主就少了一个，那就更让他们不高兴了。官、商、学、黑的勾结，是这个生物链赖以生存的保障。 所以【改革派】人物对于打黑、扫黑有一种天然的、下意识的抵触，有点儿像一提【癞】、【疤】、【疮】，阿Q就很生气一样。 可是，打黑对老百姓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正如一位在市里打零工的农民张安好（音译）告诉BBC的：“我们80%的重庆人都很肯定他。实话说，所有普通百姓和底层官员都支持他。那些不支持他的20%的人是贪官、小偷和强盗，因为薄熙来严打他们。他干得很好，改善了重庆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他这样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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