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辞赋创作代表作《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或以为“感甄”之作（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按其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三)、曹植的文学成就1、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骨气奇高，辞才华茂”，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2、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于五言，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此外，曹植已不同于《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诗，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3、曹植对乐府诗的贡献4、建安时期的辞赋大家。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力作用。在建安时代，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为巨大。四、“汉音魏响”曹操属汉音，丕、植属魏响。这是一般的意见。汉人为诗的特点。文人诗表现手法的重新确立。胡应麟《诗薮》。《诗源辨体》。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曹操《短歌行》等，“汉人乐府本色尚存”。“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钟嵘《诗品》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建安七子和蔡琰一、建安七子概说七子之称，始出曹丕《典论•论文》。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小七子。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的意义。二、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1、王粲七子之中，王粲（177-217）成就最高，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七子之冠冕。”王粲，字仲宣，存诗２３首。王粲之诗，四、五言诗兼善，其依荆州刘表时所作四言《赠蔡子笃》、五言《七哀诗》三首等，体兼《诗》、《骚》，颇得《十九首》韵致，是建安诗人的上乘之作。《七哀诗》其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依附曹操后，尝随军出征，作《从军行》五首，既写书生抱负，也抒发乱世悲慨，兼有对曹操的颂美之词。全诗气象壮阔，格调苍劲，为杜甫的前后《出塞》开辟了先路。因侍从文人的地位，王粲后期也有应酬之作，《公宴》。王粲《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在建安抒情小赋中，与曹植《洛神赋》并为双美，其《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文，或直陈利害，词义恳切，或义近名法，长于辨难。2、刘桢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刘桢当时甚有诗名。钟嵘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钟嵘《诗品》说：“陈思以下，桢称独步。”3、其他文士陈琳、阮瑀、徐干、应瑒。陈琳的生平。陈琳作品选讲。《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生平。《驾出北郭门行》。《文质论》。三、蔡琰1、蔡琰的身世生平汉代末年著名学者、诗人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一双儿女。后来汉朝与南匈奴矛盾缓和，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重嫁陈留董祀，整理父亲遗文。2、 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其诗今存三首，五言体《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比较可信。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是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骚体的《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不合之处，许多学者认为非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载《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相传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后汉书》，而且文体与汉魏间作品不同，有人怀疑是后人伪托。（参见中华书局《胡笳十八拍讨论集》）3、五言《悲愤诗》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长108句，540字。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叙事为主，夹以抒情。表现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是建安时期最优秀的诗篇之一。正始文学一 正始文学的背景 (一)、魏晋风度与正始之音1、亵渎名教的血腥斗争：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死，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240）。从正始10年到甘露五年（260）二十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六次政治、军事方面的较量，每次斗争，都以曹魏集团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它主要发生在上层集团内部，但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介入；斗争的双方都在维护名教的名义下，行翦除异己之实，手段异常残酷。名教的虚伪性因此暴露得淋漓尽致。2、魏晋风度：在正始时期的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之下，文人朝不保夕，动辄罹祸。饮酒服药，放浪形骸，乃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惟一选择，魏晋风度由是而起。3、正始之音：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保性全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于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它对于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正始名士：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5、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王戎、阮咸、向秀、山涛。参看《世说新语•文学》。二、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一）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1、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王僧虔传》）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修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秉性的优劣，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秉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如此。2、才性至上说、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是以君子之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形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养生论》）3、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的相当重视。此时的人物评议，或直接描绘其内心世界：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且曰：“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林下诸贤，各有儁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速；咸子瞻，虚夷有远志。（《世说新语•赏誉》）或以其神情难摹，则托之比喻：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咸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或评议人物，竟至遗形取神：裴令公有儁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至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说新语•容止》）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对艺术中心、物的关系问题，嵇康虽然持心、声二元论（《声无哀乐论》），阮籍对借以达情的物更持虚无的态度（《清思赋》），但他们在心、物关系中更看重个体的体验和表达，无疑对提高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和美学创造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1、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长官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义。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而所以成问题者，在当时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之士大夫中，甚崇尚名教一派之首领如王祥、何曾、荀顗三大家，即佐司马士欺人孤儿寡妇，而致位魏末晋初之三公者也。其眷怀魏室，不趋典午者，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亲。（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2、在玄学的范畴，正始名士一般都对名教与自然持调和的态度，即言辞激烈的嵇康，亦承认人伦秩序乃是自然秩序的反映。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势力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因为魏晋时所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即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起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但在政治的范畴，正始名士愤激于司马氏的以名教杀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3、对名教与六经的批判，必然有助于正始文人努力摆脱外在事功与理性规范的束缚，而渴求皈依自然，发现自我。嵇康的“师心以遣论”，阮籍的“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正说明正始文人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创作心理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