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我却搭上了这场运动的最后一班列车。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全中国陷入一片悲痛，无主的气氛中。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自己的命运完全失去了掌控。骤然之间，那被老百姓们天真地认为真能万寿无疆的伟大舵手突然离我们而去，大家一下子都感到很茫然，不知中国将向何处去。

随之而来的打倒四人帮，毛主席亲选的接班人华国锋接管最高权利，更让老百姓们象被愚弄的阿斗一般重新陷入了新一轮的政治崇拜中。只是这次崇拜的对象不是那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而是山西交城的华国锋。

我就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高中毕业的。说起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最不幸运的一代人。在娘肚子里我们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忍饥挨饿的日子；小学，中学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白卷英雄。当时甘肃的教育体制改革把传统的小学，中学十二年制压缩成了九年，把秋季毕业改成了春季毕业。所以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没学到什么知识的前提下于七七年一月拿到了“高中毕业书”。

对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来说，毕业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人们好像已默认了这种命运的安排，几个孩子在农村插队的人家比比皆是。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下去，早点回来。甘肃当时的政策是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而且知青一般下乡五、六年后就有可能抽调回城。所以对我们那批毕业生也没什么思想工作要做，大家都知道那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报名时倒也痛快。

当时我的姐姐和哥哥均已下乡，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一岁多的妹妹。如果我因故留城，我妹妹就必须下乡。为了把这一宝贵的留城名额留给妹妹，我义无反顾地报名下乡了。一天，我中学最要好的朋友丽君来找我，告诉我她们家已托人帮她开出一张“先天性心脏病”的证明，可以不用下乡了。并问我为什么不让我妈到医院找熟人开后门，也走这条路？我笑她胸无大志，只满足于到街道小厂去做一个糊纸盒的小工，将来一生都将葬送在那狭窄阴暗的厂房中。而我，要学那搏击暴风雨的海燕，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后能抽调到大工矿去工作。而且当时还梦想着下乡好好干，也许会因表现好被推荐上大学。没想到半年以后大学招生政策的改变，让她们这些以各种名义留在城里的人坐上了头班车，而我们这些下乡知青考上大学的则非常少。

当时下乡是由自己组成一个十人左右的知青点，到与父母亲单位挂钩的农村去插队。所以我们当年毕业的一百多个铁路设计院的子弟就被一竿子赶到了离兰州最远，在甘肃，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徽县插队。这些在铁路区长大的孩子，从小上的是同一所铁路小学，铁路中学，父母又都是多年的同事，所以彼此都很熟悉。我们就在高中班的基础上找了十一个比较合得来的同学共组了知青点。班长黎明就成了点长，而我——当时的副班长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副点长。

我们知青点由六男，五女组成，说起来都还只是一帮刚满十六岁，从未离开过家，什么都不懂的大孩子。如今要独自到农村去生活，家长们都很担心。再加上当时插队老知青们已出现了酗酒，抽烟，打群架，怀孕等诸多问题，父母都担心下去后我们会学坏。不过每个知青点的风气不同，所以这帮父母们都嘱托我们两个正副点长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共度这段艰难旅程。后来我们点这十一个人还真相处的如兄弟姐妹一般。

离家的前夜，父亲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因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女，在学校没让父母操过什么心，父亲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只是叮嘱我要对农村的艰苦条件做好充分准备，甘肃农村素以缺水干旱，盐碱地等恶虐的自然条件著称，下去后肯定要吃很多苦。他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悲观、失望，轻言放弃。要乐观、坚强，争取好好表现，早点抽上来。要和点长一起负起责任，多照顾大家。如果有什么困难，要尽早和家里联系，家将永远是我的坚强后盾。

“知足者常乐”是当时父亲送给我的座右铭。这五个字是我从父亲那得来的最大财富，它支持着我度过很多艰难的岁月。我很感激我的父母，虽然他们没有权势和地位为我们直接铺平人生的道路，但他们教会我们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下自立、生存；怎样在困境下看到光明，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梦想和欢乐！

徽县地处秦岭山脉，陇南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要先乘火车到天水，再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徽县。走的那天父母和妹妹都到火车站为我送行。虽然我的父母和大多数送行的父母一样，已在这车站送走了数个子女，但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母亲和很多人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而车厢内我们这一百多个第一次离开家的大孩子们也哭成了一团。大家都不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家，而且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到了天水火车站后，我们分乘早已等候在那的大卡车翻越秦岭山脉，向徽县进发。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进，一边是那险峻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公路条件非常差，一次次的急转弯，急刹车让我深深地佩服那些卡车司机高超的驾驶本领，但也逐渐认识到今后的回家之路将会是多么艰难。到公社驻地后，这一百多个知青按知青点分到不同的生产大队。幸运的知青点就分在公社所在地，或紧挨在公路旁的生产大队；而我们点则被分配到离公社还有二十里山路的郇庄大队。

队里派了三辆马车来接我们。随着山路越走越窄，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我们几人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年纪最小的翠玉趴在我的怀里哭成了泪人。眼瞅着离村子越来越近，我强打着笑脸对她说：“别哭了，村民都等着欢迎我们呢。让村民看到我们这样哭丧着脸进村，会笑话的。我们总该给他们留下个好的第一印象吧！”

万万没想到进村时除了几个孩子围着我们的马车看热闹外，到处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什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一进村就遭到了这样的冷落，我心里立即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当地是半山区，可耕种土地非常有限，再加上雨水稀少，基本是靠天吃饭。遇上干旱年景，收成会很差。别说交公粮，连社员一年的口粮都维持不了。所以知青下乡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从第二年起我们将和他们去争那有限的口粮。

再加上知青们在农村缺吃少喝，没蔬菜、没油水，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急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养的鸡、狗，生产队的果园就都成了知青扫荡的对象。我们村已经历过几年老知青的折腾，骚扰，当地农民对知青的态度早已从欢迎变成了厌恶。但又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抱着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心态。

就这样，不管我们是多不情愿地走上了插队知青这条路，一去我们就成了不受农村欢迎的人。这种心灵上的打击比艰苦的生活环境更残酷，为我们的知青生活涂上了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