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把火燒得越旺越好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孟家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正在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全新的階段指的是所有的人都被捲入到了這場洪流之中，要麼你是被批判的對象，像老地主孟憲魁，他的弟弟孟憲峰，甚至連退休了的孟憲雲也難倖免，另外一些人是孟家集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孟根子，第二號人物樊春雲，婦女主任雷蘭英，還有學校的老師胡連成，湯學兵等，各個生產小隊的隊長，會計等等也無一倖免。這些名單都是當時的紅衛兵“造反團”的中心人物孟立堅，孟志傑和劉守忠他們羅列出來的。為了進一步加強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造反團”首先罷免了大隊的所有領導成員的領導職務，而對這些領導職務重新進行了任命：任命後的職務如下：大隊長；孟立堅，副大隊長，孟志傑，劉守忠，大隊會計，孟天明，大隊婦聯主任，張桂英，由這五人組成了孟家集生產大隊的領導班子，與此同時，孟家集生產大隊不再叫孟喜子生產大隊，而改名為“東風生產大隊”，對於死去的孟喜子的烈士稱號，再也顧不上了，甚至還有人寫大字報在批判孟根子的時候，順便連孟喜子也一塊捎帶上了，認為他才是孟家集最早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現在的走資派的祖師爺，而他的死，完全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渭惠渠中，這種當年借瘋天成的嘴所說出的狗子的話，竟然在今天也被人寫了出來，而且還明目張胆地貼在村裡的大字報欄里。明眼人不難看出，這種從喜子到根子的株連，後面肯定還會牽扯出許多無辜的人來。有人給孟立堅提醒說這個問題有點出格了，作為“造反團”的大當家，應該把握鬥爭的尺度，沒有想到，孟立堅大手一揮，“啥，出格了，出什麼格了，他孟喜子是誰呀？連彭老總，劉少奇，鄧小平都被揪出來了，他孟喜子算是個什麼鳥？整，不怕出亂子，越亂越好，亂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孟立堅始終都是他那一套“不怕出亂子”的哲學，似乎這天底下統統大亂才符合他的心思。問題是這樣一來，他每次批鬥會要揪斗的人都是一大長串，連台子上也站不下來，從地、富、反、壞、右，再到原來的大隊幹部，還有各小隊的幹部，隊長、副隊長、出納、會計、保管員，這一行下來數十個人，下面密麻的站幾排，有時也看不清誰是誰，而且批鬥的時候，也沒有一個重點，一時也抓不住要領，這樣搞下去，熱鬧是熱鬧，畢竟達不到批倒批臭的目的。而且，往往在批鬥會上，還經常會有新節目，譬如革命群眾一揮胳膊，喊一聲“把XXX揪出來”，便立即有紅衛兵前去揪人，這樣一來，台子上更是站不下。

後來，經過討論，劉守忠認為目前不要把打擊面鋪得太廣，而是集中精力整那些影響比較大的，如前大隊的幹部，還有以前在隊裡搞過四清的駐隊幹部，地主富農們就選派代表來陪樁，然後慢慢輪，一茬過去了，再整下一茬，總之每次開大會都有不同的新的批鬥對象，至於小隊幹部，慢慢挑着來，看誰先不順眼，就先整誰，至於學校里的那幾個臭老九，就交給學生們去批鬥算了，反正他們和咱們也搭不上茬，需要的時候再弄過來也不遲。

這樣一來，那些生產小隊的幹部諸如樊滿囤等，暫時也就鬆了一口氣。而鬥爭的主要對象就集中在孟根子身上，樊春雲也免不了被捎帶上，另外一個經常陪樁的就是老地主孟憲魁！

孟憲魁對這種事也算是想得開，從解放到現在，那場運動也沒有饒了他，這種批鬥，站台的事對他來說早已經習以為常了，就連他自己也在私下裡自嘲道：“哈，我這是穆桂英，陣陣到。”當時正值春閒時間，地里也沒有多少活兒，所以人們開批鬥會主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差不多過上個三天五天的，村裡的大喇叭一廣播，人們就知道了，又要開批鬥會了。

村裡的學校廣場上和大隊部的門前，有兩個高音大喇叭，大喇叭一響，全村到處都能聽見。廣播站是“造反團”控制的，與縣廣播站和公社廣播站的有線廣播接在一起，縣廣播站的廣播一天三次，分早中晚，是有固定的時間進行播出的，而在縣廣播站的節目結束之後，“造反團”的廣播便開始了，所以，一天到晚這兩個高音喇叭似乎是不停地在進行廣播，宣讀社論啦，報紙新聞啦，大批判稿啦，實在沒有東西可以廣播的時候，便播放革命歌曲。當時播放的最具有時代色彩的，而且也是當時最為流行的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等等，另外還有一些語錄歌也頗為盛行，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孟立堅眼下可以說是全部控制了孟家集的黨政大權，以前和他作對的那個樊無江上已經被他們“造反團”打殘了，基本上是翻不起什麼大浪了。樊春雲現在也老老實實地和孟根子一樣，接受廣大革命群眾的批判和教育，也夾起尾巴做人了。每次只要召開批鬥會，樊春雲準是老老實實地和那些走資派，地富反壞右一塊兒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而且變得比那些地富反壞右還要溫順和馴服，讓他怎麼辦，他就乖乖地照辦。原來那些乍翅的樊姓人，包括“窄稜子”樊定國似乎也老實了，平時那些愛說風涼話，愛挑刺，現在也變得比誰都乖，看起來無產階級的革命鐵拳還是具有很大的震懾力，看到這一切，孟立堅就有些飄飄然了，他在心裡暗暗說，還是手裡有權好使啊！有了權，這什麼都來了，似乎自己活得也有幾分尊嚴了，不說別的，現在孟家集誰見了他打招呼，都要笑嘻嘻地喊他一聲“孟司令”，他覺得自己的腰杆也比以前伸得直了，還有自己身邊還有這麼多的追隨者，以及基幹民兵，自己說想批鬥誰，他們就會立即把那個人帶到會場上來。一時間，他的自我感覺好極了，基本上可以說，在孟家集這塊土地上，若是我孟立堅是老二，那就沒有人敢稱老大。

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但是孟立堅的心底里也有他的難言之隱，他的經濟問題卻一直是個令他頭痛的問題，家裡雖然說不至於揭不開鍋，但是錢從何處來？自己的女人是外地人，除了下地里干農活能賣力氣，家裡的事情卻頗費周折，不會做醋，不會做衣服，人家都是自己釀醋吃，可是他得到代銷店裡去打醋，家裡忽拉忽拉添了三個孩子，都是半大不小的，吃得多，用得多，平日裡的油鹽醬醋都要錢來買，可是錢打哪裡來？要是以前嗎，自己跑出去，裝神弄鬼地還能時不時地騙兩個錢回來補貼家用，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首先就是破四舊，立四新，一下子把他的這條路給堵上了。自己家裡以前本來就窮，沒有什麼家底兒，加上自己的老婆又是從四川弄來的，離她娘家也遠，也周濟不上自己，其實他心裡明白，四川那裡比他還窮，他根本指望不上，搞不好那邊還想讓他支援一下他們呢，也難怪，若是情況好的話，他的女人也不用從四川那麼遠的地方跑到陝西來。

家裡人口多，都是張口要吃的，糧食不夠人吃，也沒有辦法養個豬呀，羊呀的，平時他女人就養了幾隻雞，就指望靠雞屁股來應付家裡的開銷，有個十天半月的，攢點雞蛋，拿到供銷社賣了，換點油呀，鹽呀的。女人不會紡線，不會織布，三個孩子也沒有錢給添點新衣裳，一個個穿得破衣爛衫，補丁摞補丁，像個叫花子似的，這些都讓我們的孟司令是非常的煩心。

你千萬不要把孟司令想象成一個具有遠大革命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好像是他拉起這麼一支造反派隊伍是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什麼的，或是反修防修，永葆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等等偉大的理想，他哪裡有這麼遠大的抱負？實際上他才是一個投機分子，他要批鬥走資派，批鬥地富反壞右，完全是有個人的私心和一點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首先，他要把這些以前的體面人物統統打倒在地，來給自己出一口惡氣。我孟立堅哪一點比你們差？為什麼我就要過這種窮困潦倒的苦日子？孟立堅他自己倒有自己的理由，他將自己生活中的種種不幸和潦倒歸結於自己手中沒有權，也是由於大隊支部書記孟根子的問題，你領導我們走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給我們說這是一條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和康莊大道，可是我孟立堅咋越走越窮呢？既然黨中央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讓我們起來造反奪權，那我們為什麼不轟轟烈烈地干一場？其實孟立堅的想法還是比較幼稚的，他把這一切推到孟根子身上，還真的是有點冤枉了孟根子。孟根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大隊支部書記，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按照上面的指示來完成的，除了大煉鋼鐵的時候搞了一陣荒腔走板的事，但那也是響應政府的號召干的。孟家集就那麼多地，每年的生產計劃都是公社裡制定的，計劃發下來，種多少畝小麥，多少畝玉米，還有豆子，高粱，棉花，芝麻，油菜籽，等等，都是上面定好的，他只能根據情況，把這些任務分配到各個小隊去，然後督促完成而已，從生產大隊到生產小隊，自己根本沒有權利決定種什麼，到了糧食打了下來，包括棉花和油料等經濟作物，首先得交公糧和購糧，這公糧是農業稅，等於白白交給國家，也沒有一分錢，而購糧則是國家向農民徵購的，但是這也是死任務，你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也不容你商量，價錢是國家定的，交多交少也是國家定的，有時候，國家規定你交一個，下面的幹部為了表功，非讓你多交，這多交的糧食從哪裡來？還不是從社員的口糧中剋扣。糧食打下來以後，你得抓緊時間脫粒，晾曬得乾乾淨淨，交到糧站去，糧站里有極嚴格的驗收步驟和手續，糧食稍不乾淨，好吧，去過風車吧，沒有曬乾，對不起拉回去重新晾曬，籽粒不飽滿，那你得拉回去，重新收拾。所以交公購糧就成了一件極為麻煩的事。你想想，四鄉八鎮的農民都拉着糧食，天不亮就來到糧站門口排隊，這好不容易到了你的跟前，你把所有的口袋從車子上卸下來，堆在地上，所有的口袋的袋口全部解開，驗糧食的工作人員過來了，手裡提着個類似洛陽鏟的東西，從你的口袋上面插進去，然後從口袋底或口袋中部取樣，拿出糧食來倒在手心裡翻着看，這個時候，你的心都能從嗓子眼跳出來。若是給你個合格的條子，那麼好吧，你算幸運，再扛着糧食口袋去過磅秤，然後再送到庫里去，這你就算過關了，否則的話，假如不合格，那算你倒霉，再把口袋口紮上，裝上車子拉回去，若是讓你過風車，老實說，還不如拉回去呢，你得把糧食一口袋一口袋地倒進那個大風車裡，那些沒有處理乾淨的草秸，塵土，以及籽粒不飽滿的麥粒，就會被風車吹走，而籽粒飽滿的麥粒會被吹到另一個地方，那你再去一口袋一口袋地裝，裝完之後再排隊去驗第二次。這樣折騰下來，差不多都快到下午了，晚飯前能回去就算燒高香了。所以，有了這種體驗之後，每年交公購糧就是一件極富挑戰性的活兒。農民們一般總是把最好的糧食，收拾得乾乾淨淨，交給國家。完成了公購糧的繳納任務之後，還要留一定數量的儲備糧，留多少也是上級單位定的，牲畜的飼料糧，生產隊裡養的有牲畜，牛呀，馬呀，驢呀的這些都是耕種所必不可少的，最後，你總得把明年的種子糧食留下來吧，這樣七扣八扣，剩下的才是分給社員的口糧。那麼每年分給農民的口糧的多少，就看當年的收成了，收成好，稍微能多分一點，但是收成好的時候，國家徵收的購糧也會加碼，這樣農民就沒有多大的指望了，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自己家裡的那一點自留地，每人雖然說只有幾分地，但是由於在耕種，施肥和管理上比較上心，這樣就可以分出高低來了。隊裡的那一點口糧，每年也是爭吵不休，到底是怎麼分，是按勞動工分來分，還是按人口來分，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農村里各家的情況不一樣，有的家庭由於幹活的人多，一般叫強勞戶，他們主張按勞動工分來分，而另外一些家庭，主要是一些在外工作的工人，或者幹部留在農村老家的家屬，這樣的家庭，主要是女人幹活，家裡一大堆孩子，再加上老人，在隊裡叫作弱勞戶。若是按勞動力來分口糧的話，那麼這樣的家庭很明顯是分不到多少糧食的。鑑於這種情況，上級領導部門也給了明確的政策，既要肯定“按勞分配”的原則，不能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要照顧弱勢群體，所以就制定了一定的分配比例，勞動力分配占一部分，人口分配點一部分，這樣一來誰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但是對按勞動力分配的那一部分的比例，卻是逐漸在下降，到了“文革”前，勞動力占的比例僅僅兩成，而按人口分配的份額卻占了八成，基本上已經成了大鍋飯。

由於沒有了生產隊在農業生產上的自主權，所以當時的情況在各個生產小隊基本上沒有多大的分別，這種生產和經營方式也極大地損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表現為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所以在地里幹活的人，混日子，磨洋工的越來越多，再由於化肥和水利的不足，農村的狀態就越來越差，漸漸地有些走下坡路的光景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