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亭在地里不敢和他哥顶嘴，但心里并不服气，农忙完了就拿着几张报纸去找田福军聊天。谁说农民就一定得攥镢头把，报纸上说人美国的农民就不用镢头，人家一个叫兰博基尼的厂做的拖拉机，一天都能把咱双水村的地都犁了。

“在美国那叫公司，不叫拖拉机厂。”福军忍不住笑了，“可你看人家的地，块儿多大，咱双水村哪有那么大块儿的地呢？”

“唉，要是咱川道里的地还是一整块儿，兰博基尼那么大的拖拉机用不上，石圪节大队的那个东方红可以用了。”

“有一段时间，咱东方红比兰博基尼的拖拉机做的还好呢。”田福军说的孙玉亭一愣，但旋即他又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改口说，“当然了，那是极左年代的产物，不能用它和人家比。再说了，”福军喝了一口水，继续说，“现在咱也没有大块儿的地，不需要那么大的拖拉机，他们也就没再做了。”

一听说那是极左年代的东西，孙玉亭马上闭嘴了。但他就是那种舌头下面藏不住一句话的人，仍然忍不住在村里的闲话中心大声嚷嚷：“咱们中国的拖拉机有一段时间比美国做的都好。”

“哧——”人们笑了起来。尽管村民没几个人识字，但知道孙玉亭说的基本都是胡话，中国怎么可能有一样东西比美国的好，那不是就像说玉米种子长出来的苗却结了麦子一样可笑吗？

孙玉亭也知道人们不信，又强调说：“这是福军哥说的。”

哦，田福军说的，有几个人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孙玉亭，仿佛信了。然而更多的人则是一种叹息，甚至是怜悯：唉，这福军，怎么总和孙玉亭搅在一起呢？

田福军并不知道孙玉亭经常去和他聊天拉低了他的威信，村民表面上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敬重。人们从来没有当面反驳过他什么，直到那次修渠事件。

这一年特别旱，播种后连续一个来月没下过一滴雨，很多小麦连芽都不会发。这时候人们想起来偷水事件之后，田福堂组织人马修起来的两条渠，这两条水渠沿着庙坪山和神仙山山脚处的漫坡地，从远处的东拉河上游把水接下来。地分开之后，人们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把挨着自己的地的渠沿上的肥土都刨到地里，有好几处渠沿就塌了。加上好几年没有修缮，不少地方也淤积了很多泥沙，完全流不过水来。

赶上大旱，人们又想起这条渠来。水都想用，但渠修起来可就难了。首先集体出工就是个难题，现在每一家的计划都不一样，有的想今天去趟县城，有的明天要去趟米家镇，但都想在自己没事的那天修。渠沿上刨到地里面的土再还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再从远点的地方运。但从哪儿运，从谁家地里面走，又是一个难题——很显然谁都不想在自家地里让人踩出一条路。

这事说了几天也没个结果，田福军看着这种情况也很着急。虽然说他有退休金，吃不着双水村的粮食，但他终究在这里住着，不可能对外面的事情视而不见。于是他破例去参加了一次村务会议，说是开会，实际上就是几个刚好那天没事的人坐在一起抽烟，聊天——现在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已经没有可能召开一次每家都出一个代表的村民大会了。至于村干部会议，更是无从说起，只有干部参加的会形成的决议根本就没人当回事。

田福军劝大伙都互相谦让一点，如果从谁家的地里走，踩路毁了庄稼，就让队里按产量给他补一点，总之得赶快把渠修起来，要不然都没有收成。他话音一落，马上就有人问：“队里哪还有什么粮食？”

“我是说每家都出一点嘛。”

“天这么旱，明年收成肯定不好，谁家仓里还能拿出来粮食给外人？”说这话的是刘玉升的大儿子，他已经继承了爸爸的一些衣钵，不用干多少活，所以才能有空来开会。

“再说，赔多少，一年的产量还是几年的产量？”又有人问。

“按三十年的产量赔吧，”田五开玩笑说，“那就从我地里走，以后再也不用种地了。”

“你想的倒挺美的，还想过退休生活呢，”金光亮笑说，“就赔一年的。”

“那还是从别人家地里走吧，”田五说，“地踩实了可是要影响好几年的收成的。”

“总得有人为了集体，做出点贡献嘛，要不然全村那么多地都浇不上水，可怎么办？”田福军又强调了一遍，“谁做出点贡献，全村人都会记着他的。”

“每家都这么难，还从哪儿贡献？”刘玉升的儿子说，“要不你贡献吧——对了，你没有地，才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

田福军被抢白了一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晚上回去爱云也抱怨他不该去管那些闲事。“闲事？这可不是闲事，”田福军说，“这样一直浇不上水，明年的收成很成问题，估计不少人家要饿肚子了。”

“饿肚子？”爱云奇怪问，“不是地分开以后，人们干活都愿意出力气，都吃饱饭了，怎么还会有人饿肚子？”

爱云对种地没什么概念，福军一时跟她说不清楚。再说他们一对退休老人，得罪了人躲到这乡下地方，就是说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水渠的最终结论是不修逑了，而对于田福军来说，这并不是结束。他无事生非的去参加了那个会，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人们觉得这当过大官的人也就那么回事，对他的恭敬就逐渐消失了。甚至有人在闲话中心悄悄把他称作田二，和当年老憨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