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平很是为难，母亲在村里也是能里能外的一把好手，她一辈子伺候过多少个月子？大姐家生的俩孩子，哥哥生的俩孩子，都是她给伺候的。那时候照顾秀莲，带虎子，燕子，村里人谁能说出个不是来？可到了肖韵这儿，一切都不顶用了。可肖韵说的大多都是对的，除了糁子饭不让放碱面，不让吃酸菜外，少平基本上都支持她的意见。肖韵看的书多，有知识——很多知识少平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事实。

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母亲在这儿也不高兴，她吃不惯那种不放碱面的糁子饭，不习惯用煤气做饭，处处都很拘束。少平能感觉出来母亲的委屈，不是抱孩子下楼，买菜的时候她都在家里闷着头做饭，洗衣服。要是在双水村，就是洗衣服也都要拿到东拉河边，吃饭也要端个碗，去邻居家串个门。在家也就教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说点话，少平和肖韵说工作，人事上的事她一点也不懂，插不上什么嘴。

但不论怎么说，就这样让母亲回去她心理上肯定接受不了。肖韵就提出自己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一些日子，反正母亲的工作清闲，刚好可以照顾她。这样婆婆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回去，刚好这段时间孙玉厚和少安都在黄原，少平就把她送到黄原，让他们在那儿住上一段日子再回去。

母亲提议既然到黄原了，就去阳沟看看少安他表舅，那是她小姨的儿子，小时候还常在一起玩，后来相互住的远，就没有了来往。马顺见到多年没有联系过的表姐老两口，先是吃了一惊。转而看见气宇轩昂的少安，马上就热情了起来，连忙吩咐老伴烧茶做饭。听说少安和兰香都做了大生意，少平在煤矿当了领导，马顺一阵的称赞，说表姐命好。然后又叹息自己的孩子，上学不行，也没有门路，只能偶尔去黄原打打零工。

说起没有门路，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就怒从心起。那年他们让少平住下，给他介绍支书家的活，可后来少平当众揭发他表舅。之后支书记恨他们家了好几年，上面给的招工指标，进村里的建筑队，都没有他们家孩子的份。但气归气，现在表姐家的几个孩子都干成了事，还得好吃好喝的招待。

母亲是个热心人，听说表侄儿还没有工作，就给少安说让他想点办法，不好弄找少平也行。这个表舅少安也没见过几次，不明底细，虚意应承了一句，他还要回去问问少平。晚上回去少安打电话给少平，问马顺的事，少平也回想起了那些往事：当年没有表舅的介绍，他就不可能去给支书家干活，没有他揭发表舅，支书就不可能让他把户口迁到阳沟，那么也不可能有机会来当工人，自然也没有今天的一切。

想到这里，他笑了笑，对少安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咱表舅家的嘛，歪好我刚去黄原还让我住过两天，你那儿要是能安排就给安排一下，要是不想弄让他来找我也行。”

“还是我来吧，”少安明白了弟弟的意思，少平那儿安排个人不容易，就对弟弟说，“我这儿的活没你那儿好，可就是一句话的事。”

虽然有虎子，燕子，但城里毕竟住不惯，住了几天老两口就要回去。从黄原到原西的班车要三个多小时，孙玉厚怕老伴晕车，就先买了到原安的车票，到中间歇一会儿，再从原安坐车到原西，就会好点。

到了原安车站，离去原西的车过来还有很长时间，孙玉厚就带着老伴出去转转。出了车站看见一堆人围成一圈，估计是看什么把戏，他们就过去凑凑热闹。走到跟前发现是一个小伙子拿着两根铅笔，一条彩带，飞快的把彩带在两个铅笔上套来套去。突然他停了下来，把彩带缠到了两根铅笔上，让围着的人猜彩带套在哪支铅笔上。要是猜对了那人就给他五块钱，猜错了赔人家五块钱。

一个挤在前面的小伙子上去猜了一下，猜中了，得了五块钱，继续在哪儿看热闹。后面几次猜的人却全都没猜中，孙玉厚觉得奇怪，好几次他都分明看见是套在左边的铅笔上的，但解开来却在右边的上面。他就又往前面挤了挤，想看个明白，却突然看见一个小伙子把一个看热闹的人的裤兜里面的钱包掏了出来。他猛然想起人们说过车站的地方有不少贼娃子，吓得他赶紧拉着老伴走了。

转了一会儿饿了，孙玉厚带着老伴到一个烩面摊钱，问那卖烩面的：“多少钱一碗？”

“两块五。”

“下两碗。”比石圪节的贵一块呢，不过他已经不是几十年的孙玉厚了，不会为了省个块儿八角的饿肚子。

吃完他掏出五块钱，那人却说不够。孙玉厚觉得奇怪，就问他：“一碗两块五，两碗不就是五块吗？”

“两块五是对我们原安人的，听口音你是外地的吧，那得掏大块钱。”卖烩面的狞笑着说，

“啥大块钱？”

“大块就是一块算十块。”

“呀，你这叫啥道理吗，外地人就得多掏钱？”

“没啥道理，就是这。”卖烩面的一手拿着擀面杖，往另一只手上拍着说。

这时候旁边一个人过来劝孙玉厚：“大哥一看你就是不常出门的人，到了人家的地盘了，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了，就认了吧。”

打？孙玉厚六十多了，哪儿能打的过人家；跑？这儿的路道也不熟，还不知道人家在这儿有多少熟人呢，没办法只好掏了五十块钱给人家。老伴心疼的不得了，嘟囔着说：“早知道就不吃这碗饭了，饿一会儿也没啥。”

被人讹了五十块钱，老两口再也没心情到处转了，就在车站等着。从黄原过来去原西的班车来了，老两口赶紧上去。但车却并不着急走，慢慢的从车站开出去，在原安县城的街上来回转悠，售票员把头伸到外面，不停的喊着：“原西，原西，走了。”

原安县城也不大，转了两圈，大约半个小时，又上了几个人，班车才往原西的方向开去。开出了原安城，车上开始卖票。售票员很热情，谁买票她都和人聊两句，问问那人是原西的还是原安的，去原西做什么，什么时候还去原安。问道孙玉厚那儿，听说他是从黄原过来的，售票员马上变得很不高兴，冷冷的说：“一人十块。”

“他们都是六块，咋问我要十块？”孙玉厚觉得很奇怪。

“十块是从黄原到原西的票价。”

“我坐你的车只从原安到原西嘛。”

“你原西人，不帮衬着点咱原西车的生意，把钱让人家外县人挣去干啥？”

“是怕坐的时间长晕车，中间歇一会儿。”

“看你们好好的，晕啥车？”售票员不再和他们老两口多说什么，“就十块钱。”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不坐你就滚下去——司机，停车，把门打开。”售票员说着，一把拉住孙玉厚的衣服，把他往车门口推，“下去，下去，滚下去——原西的人把钱让人外县人挣走。”

孙玉厚被拉的从座位上滑下来，摔到了地上，但死死地拉住车座，就是不下去：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下去可怎么办。老伴也吓坏了，哭着说：“别让我们下去，别让我们下去，我们给十块钱。”

“现在想给十块钱，晚了，”售票员恶狠狠的说，“一个人二十块——除了票钱，再罚款十块，谁让你坐人外县的车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有啥办法，二十也得掏。车走到一个查超载的监理站，售票员从座位下面拉出几个小凳子，让站在过道的几个人坐上，这样从外面就不容易看见。但有一个人特别胖，坐不下去，售票员就喊着让孙玉厚把座位让给那人，他去坐小凳子上。孙玉厚有心不想，但也不敢，只好去了。好容易熬到了原西，在车站广场上见着了田海民的三轮车，赶紧坐了上去——这回是本村的人，不用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