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定位
              一来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
人到晚年，才真正意识到：写作不再是为了表态，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位置。
我生于中国北方煤都抚顺。少年时代，口中反复背诵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那并非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被预设的信念。我的世界观，并非由经验生成，而是由语言派生；我的人生理想，也自然谈不上独立。那时的人生目标，不过是成为“群星中的一员”，却从未追问：星空由谁划定？
于是我拼命表现，拼命出头。未及高中毕业便报名从军——在那个年代，这是人生道路上“正确”的满分答案。青春被赋予意义的方式只有一种：服从。把个人完全交给时代，被称为崇高；当一块砖、做一颗螺丝钉，被视为价值。
后来我才明白，那只是价值的叙述，并非价值观本身。
真正的价值观，不是口号，而是判断力；它不回答“你该做什么”，而是回答：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现实生活中，这些界限往往模糊。善意可能被误解，公正可能被指责，秉公行事甚至会被视为障碍。
我曾任法官，亲眼见过：当法律服务于秩序而非正义时，是非会被重新定义。2006年的“彭宇案”，不仅是一桩判决，更是一道社会伦理的裂痕。从那以后，人们学会自保，却逐渐失去了互助的勇气。一个需要反复呼唤“舍己救人”的社会，恰恰说明它已经难以自然生长善意。
价值观，只有在看清现实之后才成立。它意味着：即使知道代价，仍愿意承担后果。正因如此，我在中年选择辞职。那不是背离来路，而是拒绝继续生活在概念之中。我开始追求一种更低、也更坚固的尺度——不以口号、制度或身份为先，而以公平、正义与自由为底线。自由并非放纵，它以自律为前提，以责任为边界。我愿意成为一个被约束的自由人。
这种转变，并非激情，而是清醒。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与年轻时的“知道”，有着本质不同。我写作，不是为了裁决他人，而是试图在混乱中保留判断善恶的能力。
代价也随之而来。战友提醒我不要“背叛誓言”，同学质问我是否“忘了本”。我理解他们。世界观不同，尚可并行；价值观不同，确实难以同路。但我拒绝让价值之争毁掉情义。我仍忠于战友，珍惜同学，只是学会了沉默——不是退让，而是不忍。
人生后半程，同行者本就不多。若灵魂还能结伴而行，已是幸事。
写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我的价值观，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也不服从任何叙事。它只服从一个原则——在任何时代，都保留判断善恶的自由。

                   一来 2025年12月31日于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