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侃晚清四傑系列之一(原創) 參見 由曾國藩看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憲政前途(上) (接上篇) 當然，所有這些都不如他對中國文化的反思來得重要。曾公和他的同僚成長在中國尚處於中世紀農村的閉關鎖國時代，這種生活和精神狀態數千年之間並沒有本質變化。在1850年，身居京城的曾公還在奏摺中讚美本朝制度的至善至美。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他們親眼目睹了西學東漸，堅船利炮和列強侵仍，這就好比他們的精神信仰和知識結構需要從孔子、釋迦牟尼、柏拉圖的時代一下子跨越到近代，其衝擊力可想而知。話說1861年的一天，胡公在長江沿岸與太平軍作戰時，本來意氣風發，突然看到江心兩條英國巨艦，宛如巨龍溯流而上，胡公呆呆地看了很久，突然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沒過數月就死去了。這位偉大的湖南人的家國情懷令人動容，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信仰對一個傑出人物的重要性。中國現代化要解決的眾多難題之一，就是擺脫文化心理羈絆，且至今如此。同樣，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曾公也在對他所信仰的聖賢學說進行痛苦的反思。 他的反思先從局部開始。在1860年代，他最先拋棄了傳統的夷夏思想，主張各國平等相處(大俠們可以想想其中的難度！)，卻又秉承了中國傳統的以禮讓為國的思想，主張以“信”和“和”處理外交關係。他看到了中國技不如人的現實，主張“師夷長技”，力主購買和製造船炮，成為洋務運動的開端，他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大力傳播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是，他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卻不忘堅持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眾所周知，曾公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軍。他對西方列強一直深懷戒心，贊成學習西方，但認為不能長期受制於人，把學習西方看作增強獨立自主力量的一個環節。比如，在購買西方輪船後，有人就說，咱用外國人來開吧，中國人開不好。曾公不以為然，“國藩愚見，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 當然，對中國近代化的課題，曾公沒有那麼全面明確的認識，他主要是從過往的經驗教訓中體會到癥結所在，並用古老的語言表達出一些朦朧的現代意識。他和同僚的洋務運動與鄰國明治維新的本質區別也眾所周知。但是曾公高於李公的地方是，他總是用哲學家的眼光從制度和全局上分析問題。據黑爾博士[3]披露, 曾公在1870年給朝廷上過一道密折,針對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提出5項建議：遷都西安，建立新行政體系，改革軍事並創立中央指揮的海軍和陸軍，將財稅權收歸中央，改革科舉注重官員培訓。這些建議和戊戌變法時維新派提出的政策何其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本派出“岩倉使節團”的前半年(1871年)，曾公和李公向朝廷奏議，組織派遣大批學童赴美歐留學，可惜半年後曾公去世，愚昧的朝廷對這項政策並未認真執行。因此我們相信，如果歷史再給他10到20年時間，他的眼光和反思能力，必然使他站在“明治三傑”甚至更高的高度，提出全面革新的國策。當然，歷史不講如果。不願以開放心態面對世界的滿清，最終以一個“劣等民族”的面目被迫開放。 4．由曾國藩看中國文化的演進以及中國的憲政前途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僵死的體系，筆者要說，這位大俠您真是冤枉了我們的祖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成型於春秋戰國的大動盪時期，它本身就是為求變應運而生。誠然，以儒道為代表的部分學說具有保守和消極的成分，但這絕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根植到我們民族文化里的，那種共同的自強自省的求變精神始終存在，只是由於後來的專制王權，和長期的閉關鎖國以及文字獄才被暫時窒息。 這就牽出一個常見的話題，什麼才是一個國家崛起或復興的內在動力？如果從物質的角度來看，進化論可以解釋生物界的演化發展，生產力理論可以概括性地解釋人類社會的進程，但是具體到某個國家或文明興衰更替的歷史，單純從唯物角度解釋就捉襟見肘。為什麼16世紀英國走在了世界前列並最終成為大帝國？一個普遍的解釋是新教的普及。為什麼在19世紀亞洲國家面臨同樣的機遇，卻只有日本成功推行了維新？答案是尊王思想的普及和陽明心學的催化。一個有了自覺意識的民族或國家，其內在的發展動力，根本上還是來自於精神上的“良知系統”。同樣，當近代國門洞開，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時，是自強自省精神促成了民族覺醒，不甘人後的中國人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並為之赴湯蹈火，縱觀一個半世紀的近代史，中國為現代化所作出的種種嘗試，走過的種種彎路，不都是這種自強自省精神帶來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導致的結果麼？因此儘管道路曲折，如果做橫向比較，中國在20世紀仍然是比較成功的國家。 激勵中國人實現復興的原動力，還來自於祖先創造的輝煌歷史。漢朝人在全面繼承齊魯之地的思想哲學，秦趙之地的軍事政治和湘楚之地的詞賦才情等多元文化的基礎上，用他們的自強自省精神，創造了燦爛的東方文明。不止一位歷史學者說過，帝國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形式，它是一個集思想宗教，道德倫理，制度行政，經濟財稅，軍事外交，藝術科技等等方方面面的集合體，它全面地對一個族群的組織能力，想象力和創造性形成挑戰，凡創造過大帝國的文化，肯定是複雜的，儘管會有點醬缸，但絕不是簡單的。它有時可能是落後的，但只要有自強自省的求變能力，又是可以自新的。 當然，東西方文明又有本質的區別。根本區別之一就是，西方文化信奉個人主義，它以信奉上帝求得心緒的安寧和道德的淨化，並由對信仰的追求產生對世界本原進行探究的動力。東方文化信奉的是集體主義，個人因為明確了對家庭，群體和國家的責任而變得高尚，人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規範可以來自於人本身， 而不需要來自於神的啟示以至於其他別的系統。在一個包容自信清明進取的時代，成功的人生也是多樣化的，於是富有自強自省意識的中國人，產生了為思考學問三年不見人的董仲舒，為探險奔波一生的張騫，為求佛法正義走遍西域的玄奘，為究天人之際而發奮著述的太史公，一個人捨得用一生做一件事，他們追求真理的精神，真的比信奉上帝的西人差麼？ 不過，這不是說傳統文明就無可挑剔。恰恰相反的是，中國文化除了這些合理性的內核外，包含了太多的糟粕，而以先秦宗法觀念和農業社會為基礎的中國文明只能抽象地繼承，因它沒有“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沒有嚴密的科學思辨精神，沒有發展進化的觀點，沒有契約精神和制度精神，也沒有分權制衡和政黨競爭的理念，而後者正是構建現代社會體系的基礎。模仿張之洞的說法，我們就是要做到“西學為體，中學為魂，”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拿來屬於凱撒的東西，而不一定需要他們的上帝。而新儒家的一項任務，大概就是如何在現代社會實現西體中魂兩者的結合。沒有上帝的國家就實現不了憲政麼？看看日本，韓國或中國台灣吧，他們的議會裡難道沒有大批盡職盡責的議員們麼？這些人因為對社會對家庭的責任，對國家的熱愛和對道德廉恥的敬畏而認真工作着，在他們心裡，上帝又占據多大的位置？ 激勵中國人奮進的還有一個共同的社會理想。大把花錢的權貴們為中國贏不來面子，幼童被碾而路人側目的國度永遠不會被人尊重。中國人不是特殊的人種，造物主沒有剝奪我們擁抱主流文明和享受民主尊嚴以及幸福的權利。素有自強自省求變精神的中國人，一定可以勇敢地打破“五不搞”這一現代文字獄的精神枷鎖，通過理性系統的探討，走出民主憲政的第一步。 我對中國的憲政前途充滿樂觀。 5．後記 -- Hail W.J.博士和他的《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國外研究曾公最權威的著作據說是Hail W.J.博士的《曾國藩與太平天國》，最近漢譯本已出版。黑爾是美國耶魯大學雙博士，1906年來華講學，任湖南長沙雅禮學院院長兼歷史學教授20多年。他的《曾傳》寫於在華期間。對於太平天國運動，書中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情。據說，運動興起時，列強因為宗教的本能好感起初想承認這個政權，後來發現拜上帝教與基督教有本質的不同。作者還提到一個叫朱九濤的明太祖後裔，他和馮雲山是運動發起的主要領導人，且宗教色彩較少，不巧二人在早期即被俘和戰死，運動在洪楊手裡逐漸變為宗教狂熱。書中記載太平軍重搶掠而不重生產，所到之處對中國傳統文化，生命財產以及古蹟進行大破壞。 該書最後對曾公的歷史地位預測也很有意思。作者寫此書時，辛亥革命發生不久，當時的國人基於排滿情緒普遍對曾公評價不高，一些革命黨人甚至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作者寫道，“如果太平天國運動成功了，也許中國就會分裂為兩個國家，或者帶來更多的戰爭，因為北方絕不會像南方一樣集合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之下。儘管1911年的革命勝利了，這個國家如今還是毫無希望地四分五裂，主要是由地理的界限來劃分。這種分裂是一個災難…，曾國藩保衛了國家的完整，哪怕是在大清統治之下…。當一個較為幸福的中國意識到了這些因素，也許她會再次把榮譽給予軍人曾國藩和政治家曾國藩，並承認他是忠誠於服務對象的僕人曾國藩，實踐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國藩。” 這句話，或許也可以用來評價曾公的同事們。 2011年9月末選題，10月9-10日，16-17日初稿，21日修改。 主要參考資料 [1]《曾國藩文集》/ [2]《曾國藩家書》/ [3]Hail W.J.著《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4] 唐浩明著《曾國藩三部曲》第三部 / [5] 帝國の落日(Jan Morris著，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第三部，日譯本) / [6] 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7] 部分網文，例如http://www.gf08.com/，http://www.lishi5.com/view/04/his12576.shtml，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zgfsxmmg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19/23/9205_370369.shtml [此為原創作品，轉載請註明出處] 下篇預告： 長風流許與氣類—左大帥單挑李中堂（正侃晚清四傑系列之二) (從近代史的一件大事看左李的政策得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