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国人如何和外国人交往

如果要问中国作为弱国，为什么抗战没有失败。这个应该已有公论：全民共同抗战的结果。那么光有全民抗战就可以取得彻底胜利么？或者说谁才是打败日本的主力？这个恐怕又要引起争议了。俺要说的是，尽管有着全民参与，如果没有国民政府执行的较为成功的外交战略，或着说如果没有外援，特别是后期盟国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要想取得彻底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大侠诸位现在还在游击队工作呢。 

对中国抗战援助最大的国家，前期应该是德国，后期则无疑是美国。而为中国争取到两大国支持的关键“公关人员”，并不是博学的顾外长和胡大使，也不是风骚的宋美龄，而是两户普通的中国人家。至于缘由么，且让俺慢慢道来。

＜声明＞本文绝非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如果哪位大侠不认同本文的戏说观点,大可骂一句“标题党”。

抗战前期的中德合作 – 混世魔王的中国情结 

全面抗战的起点当然是七七事变，但是中国实际的抗战或者说中日走向民族对决则起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一时期也可以看作中国的抗战准备阶段，老蒋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既要收拾地方军阀割据的烂摊子，围剿各地的红色政权，又要建设后方基地,整军经武进行备战。在这个过程中，德国人对中国军事建设的援助是实实在在的。咱先看看几个实例。

国防工业建设 在抗战早期，中国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国力量只有德国。希特勒上台后，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建议并参加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他们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中国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发展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湖南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氮气厂、炼锌厂和煤矿开办了，江西的煤矿、炼钨厂开办了，四川的炼油厂、酒精厂开办了，陕西的炼油厂开办了，河南的煤矿开办了，湖北的电线厂、电泡及真空管厂、电池厂和电信厂开办了，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毛瑟枪生产出闻名遐迩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出马克沁机枪，巩县兵工厂生产出迫击炮与防毒面具，南京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在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的帮助下生产出军用光学设备，德国人一手包办的湖南株洲新经济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大炮和炮弹。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的质量都赶上了西方同类产品。此外，在德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帮助下，中国军工科研方兴未艾，陆续诞生了各种军工研究所，开启了中国近代军工科研之路。德国人的帮助，效果非常明显。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进口，到全面抗战爆发时，轻武器及弹药已基本能够自给自足。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的《中国工业计划》，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战争干扰而终止。 

武器装备援助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德军火贸易就大量出现，但大多以民间形式进行。进入30年代后，军火贸易逐渐变为两国政府行为。1936年4月，中德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截至1937年10月（注意这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了），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派遣军事顾问和军队整训 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最多只能拥有10万人，大量职业军人被迫退伍，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军事顾问。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在德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国军官来到中国，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后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者就达94人之众。自1927年底，十年间先后有鲍尔上校，佛采尔上校，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及法肯豪森将军担任顾问团团长。其中，享有“国防军之父”美誉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最为出名，他出任老蒋的总顾问后，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冯·赛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６０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但实际执行起来存在许多问题，最后由８万人所编组成的８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至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整训35个师，东北军整训了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也进行了整训。在蒋介石中央军中有30个师接受了系统的德式军事训练，装备了大量德式装备，为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为中国军队出谋划策。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地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与派遣军事顾问同时进行的，还有大量的留德人才的培养。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邱疯子”。

德国对中国的援助当然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是作为当时纳粹元首的希特勒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则不容低估。有一个例子即可说明。1937年6月，德国和日本刚签定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议。老蒋派孔祥熙为特使到柏林访问。孔会见戈林时，亲日的戈林态度傲慢，孔祥熙深感不快，大声追问德国究竟是要和中国还是和日本做朋友？两天后，希特勒在鹰巢别墅接见孔祥熙。希特勒表示：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不变；与中国要加强贸易往来，用德国的工业品〔这里是军火的外交用语〕交换中国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对中国的贸易，德国是贷款，而对日本则限定用现金。

希特勒曾说过：“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他称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要说推崇人种优劣谬论的希特勒，为何对当时欧洲人眼里的“劣等民族”另眼相看，除了他认为雅利安人发源于西藏而中国人与之有点血缘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早年落魄时的一段经历。

话说希特勒早年以瘪三身份流浪在维也纳街头时，曾经受到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家庭的无私帮助，这个张姓家庭曾无偿的一次提供给他500奥地利帝国先令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还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宿。当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绘画天分时，这个善良的中国家庭还主动帮他联系了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希望能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 

他们的无私帮助是让狂人无法忘怀的。 网上传过希特勒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八卦逸事，由于无法求证，贴在此处供大侠们娱乐。

喜欢孙子兵法 希特勒对中国古兵法和书籍非常喜爱。据他的随行秘书说，经常可以在这位帝国元首的床头看到德文版的中国书籍。希特勒在视察法国占领区和访问意大利时都曾随身携带孙子兵法的简译本，他还经常挑灯夜读并写了大量的阅读笔记。在任命隆美尔为陆军元帅暨北非方面军总司令时，他也曾送给这位名将一本带有自己注释的孙子兵法简译本，让这位忠心的将领感激涕零。

鄙视日本看好中国 在轴心国结盟的初期，希特勒并没有预料到日本的发展会如此迅速。当时在美茵茨的军事基地里，他曾私下对自己的秘书长阿姆施太朗说过和这种国家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鱼!尽管迫于意大利的压力与日本结盟，但纳粹德国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都相当暧昧不明。甚至在得知南京沦陷后，德国还曾秘密支援了国军一些包括I号坦克在内的德制武器。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甚至在和一些重要将领的信笺中，提出了二分天下的设想：以巴卡斯坦(波兰东部与前苏联的交界)为界，西方(欧洲、中东、北非、大西洋西岸)为德意志第三帝国领土，东方(亚洲、小亚细亚、印度、太平洋西岸为中华民国领土)，德中共管世界。

喜欢中国茶叶 1943年希特勒在波兰疗养时曾收到一个商人进献的极品中国茶叶，从此对中国茶情有独钟，虽然在公共场合为了保持日耳曼优秀传统而饮用咖啡，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茶叶才是元首的最爱。因此也一度引起了一股中国风的盛行。英国的特情机构MI6也曾策划用搀入剧毒的极品中国茶叶对希特勒进行暗杀的行动，但最终被盖世太保察觉并破坏。 

季羡林大师就曾回忆说，当时极端排外的德国盖世太保不太找中国学生麻烦，甚至开战后亦然。1936年奥运会，德国出资帮助中国代表团，这些也是事实。尽管后来希特勒为纳粹国家利益，逐渐滑向联合日本，与中国宣战的不归路。但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客观而言，是有帮助和贡献的，对于这种贡献不能因为西方史学家的贬毁而视而不见。而使目空一切的狂人产生对中国的最初好感的，无疑是那个普通的张姓人家。 

三流国家两级跳 － 抗战后期罗斯福给中国的知遇之恩

当德国人大力支援中国抗战的时候，看看美国人正在干什么。抗战前期，美国不仅没有援助中国，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只是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却与日本密商谅解。胡佛总统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亿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陶行知访美演讲时说过：“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日本经济极为依赖美国，如果美国要帮助中国抗战，只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即可。但实际上，美国一直扶植日本，希望日本北攻苏联，而美国金融家与企业则唯利是图，用中国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金钱，从日本侵华战争中赚取暴利。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日本驱逐英法在亚洲的势力，有意让中日两国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损耗实力。美国的利益在于让中日两国纠缠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获胜或失败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坐山观虎斗，自己却兼收道义与利益上的双丰收。

对这种情况，罗斯福任总统后是力图改变的。早在1933年1月，老罗还未上任，就约见了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表示他支持“不承认主义”的对日政策（即不承认伪满）。老罗的顾问如莫利、特格韦尔对他的做法大惑不解，问他为什 么接受史汀生的远东政策，老罗说：“我总是深深地同情中国人，你们怎么能期望我不同意史汀生的对日政策呢？"

老罗对扭转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抗战时作为盟国对中国的援助，还有飞虎队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相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耳熟能详，无须多说。要说老罗作为大政治家，在对华政策中没有感情因素，鬼才会相信。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老罗的女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一向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和开发他们潜在 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在开罗会议期间，当史迪威问起他的对华政策时，老罗大谈其外祖父从前在中国经商的老话：“不错，我们早已和中国交了多年的朋友，你们知道，我也有一段与中国有关的历史 。我外祖父到过那里……他赚了100万美元……”。满腔怒火的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老天爷，他真是糟糕透顶，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快要呕吐了。”对老罗的中国情结颇有微词的并非史迪威一人。许多人认为，老罗“在中国事务上感 情用事、肤浅、不现实”。 英国外相艾登抱怨道：“我们有强烈的印象，认为只是由于他对中国的感情，总统才力图引导他的人民承担国际责任”。

更为可贵的是老罗对中国重建大国地位的提携。老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历史已发展到一个转折的关头。尽管中 国当时还很贫穷和落后，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将到来。许多人对他这种“浪漫的中国 幻想”不可思议，但他对此仍矢志不渝。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他多次强调：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虽然它因长期的治理不当而 蒙受了挫折，目前的地位软弱，但这个拥有五亿勤劳人民的古老大国注定要成为远东的强国，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贡献。

老罗的对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战略，即联合中国对日作战；二是他的政治战略，就是承认和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老罗对华思想的重要方面。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和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老罗大力支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俄、英、美三个强大的西方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老罗还倡导联合国以“警察委员会”作为支柱，他设想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或几个大国维持秩序，这些大国在本地区具有特殊的权利和责任。老罗认为，美 、苏、英、中四个国家可以担当大国的角色，美国主宰西半球，英国管理西欧，并托管其前 殖民地，苏联维护东欧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在亚洲，尤其在远东地区发挥作用，而有关全球性的和平和安全问题，四大国将共同协商解决，这就是老罗的“四警”制思想。看看今天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是否有老罗设计的影子？

二战期间，三巨头对中国的重要作用，无疑都有深刻认识。至于利用完中国后如何给点好处，各人的态度是大有不同的。丘吉尔一听到有人说中国是四强就嗤之以鼻，斯大林则在利用中国人挡子弹的同时，背后却和日本人私自媾和，又在雅尔塔会议上将中国人狠狠地捅了一刀。如果没有老罗的大力提携，光凭笨拙的老蒋和中国作为三流国家的实力，要想获得二战后那么高的国际地位，恐怕并非易事。尽管后来有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的败笔，老罗对中国的知遇之恩还是应当被国人铭记的（作为罗粉之一，俺五大的马甲就是取自老罗的名言）。

要说为何老罗对中国那么友好？上文已经提到过，这也要归功于他们家族早年的一段经历。老罗的外公沃伦·德拉诺是一位商人，因为在美国经营不善，来到中国淘金。沃伦在广东十三行受到一位中国生意伙伴伍秉鉴的帮助，后来发了大财。沃伦还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就是老罗的老妈接到中国内地和香港，住了很长时间。受此影响，老罗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在老罗孩提时代，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去的纪念品，从招呼全家人吃饭的铜锣，到少年罗斯福的第一本集邮册，不一而足。

可以说，一个人从孩提或少年时代产生对某人或某国的感性认识，是促成他后来的深刻了解和理性认识的开端。    

国人应当以什么心态学习外国或与外国人交往？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小人物决定大历史，两户普通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时，绝对不会想到他们会对两个大人物，从而对自己民族的命运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不过由此得出两位普通人家帮中国赢得了抗战的结论，确实有点雷人，因为外交和政治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但这句话是如此地正确，正确地如一杯蒸馏水一样乏味。真要那么简单，外交就由数学家和围棋高手来搞好了。可以说外交人员特别是高层人物的个人喜好和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交政策，这也是公关和游说的必要性所在。

说到这里，才引出了本文的正题，即开放后的中国人，究竟应当以什么心态看待外国和与外国人交往？

在俺看来，华人在与外国人交往中存在两个误区。一类人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其心态好比北京老太太说“四川人民生活得怎么样啦？”一个个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驻外大使看待，与外国人交际和交流时充满顾忌和“为国为民”般的功利心。

另一类人则出于懒惰心理，出国十几年还学不会外语，自始至终生活在华人的小圈子里（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确实不必要），因此他们对所在国的认识也难免是变形的。可笑的是，有些人往往又以过来人自居，对同胞谈起外国的负面认识头头是道。这种情形，好比作为美国人的章家敦在中国。这厮身为华裔，在上海生活20年却不会说汉语。最后根据道听途说得出“中国即将崩溃”的高论以取悦美国人，没想到自己成了笑柄。

中国人正常的心态应当是，把周围的外国人当普通人看待，在平等的原则下以平常心真诚地跟人家交朋友。走到外国的人，则应当努力学习外语，深入地了解所在国的风土人情，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只有千千万万中国人以平常心与外国人交往和交流，向外学习的同时，筑起中外友谊的桥梁，中国人的开放才算是到位了。 

当然，这一建议不适合以下四种人。

一是名人，如果你执舆论界之牛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或者网上传点你的艳照，就让小记们高兴得做梦都在发财，那可要注意言行了。二是掌握大权的官员，比如大笔一挥，就可以将几十亿的大单抛出。三是从事007工作的人，小心酒后失言，中了美人计！四是掌握高度机密技术的人，比如歼20设计师。

大侠们不妨自问一下，您是上述四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