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侃晚清四杰系列之一(原创) 参见 由曾国藩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宪政前途(上) (接上篇)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来得重要。曾公和他的同僚成长在中国尚处于中世纪农村的闭关锁国时代，这种生活和精神状态数千年之间并没有本质变化。在1850年，身居京城的曾公还在奏折中赞美本朝制度的至善至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亲眼目睹了西学东渐，坚船利炮和列强侵仍，这就好比他们的精神信仰和知识结构需要从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的时代一下子跨越到近代，其冲击力可想而知。话说1861年的一天，胡公在长江沿岸与太平军作战时，本来意气风发，突然看到江心两条英国巨舰，宛如巨龙溯流而上，胡公呆呆地看了很久，突然大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没过数月就死去了。这位伟大的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信仰对一个杰出人物的重要性。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众多难题之一，就是摆脱文化心理羁绊，且至今如此。同样，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曾公也在对他所信仰的圣贤学说进行痛苦的反思。 他的反思先从局部开始。在1860年代，他最先抛弃了传统的夷夏思想，主张各国平等相处(大侠们可以想想其中的难度！)，却又秉承了中国传统的以礼让为国的思想，主张以“信”和“和”处理外交关系。他看到了中国技不如人的现实，主张“师夷长技”，力主购买和制造船炮，成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他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大力传播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不忘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众所周知，曾公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军。他对西方列强一直深怀戒心，赞成学习西方，但认为不能长期受制于人，把学习西方看作增强独立自主力量的一个环节。比如，在购买西方轮船后，有人就说，咱用外国人来开吧，中国人开不好。曾公不以为然，“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舵、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 当然，对中国近代化的课题，曾公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并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他和同僚的洋务运动与邻国明治维新的本质区别也众所周知。但是曾公高于李公的地方是，他总是用哲学家的眼光从制度和全局上分析问题。据黑尔博士[3]披露, 曾公在1870年给朝廷上过一道密折,针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出5项建议：迁都西安，建立新行政体系，改革军事并创立中央指挥的海军和陆军，将财税权收归中央，改革科举注重官员培训。这些建议和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提出的政策何其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本派出“岩仓使节团”的前半年(1871年)，曾公和李公向朝廷奏议，组织派遣大批学童赴美欧留学，可惜半年后曾公去世，愚昧的朝廷对这项政策并未认真执行。因此我们相信，如果历史再给他10到20年时间，他的眼光和反思能力，必然使他站在“明治三杰”甚至更高的高度，提出全面革新的国策。当然，历史不讲如果。不愿以开放心态面对世界的满清，最终以一个“劣等民族”的面目被迫开放。 4．由曾国藩看中国文化的演进以及中国的宪政前途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僵死的体系，笔者要说，这位大侠您真是冤枉了我们的祖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成型于春秋战国的大动荡时期，它本身就是为求变应运而生。诚然，以儒道为代表的部分学说具有保守和消极的成分，但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根植到我们民族文化里的，那种共同的自强自省的求变精神始终存在，只是由于后来的专制王权，和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文字狱才被暂时窒息。 这就牵出一个常见的话题，什么才是一个国家崛起或复兴的内在动力？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进化论可以解释生物界的演化发展，生产力理论可以概括性地解释人类社会的进程，但是具体到某个国家或文明兴衰更替的历史，单纯从唯物角度解释就捉襟见肘。为什么16世纪英国走在了世界前列并最终成为大帝国？一个普遍的解释是新教的普及。为什么在19世纪亚洲国家面临同样的机遇，却只有日本成功推行了维新？答案是尊王思想的普及和阳明心学的催化。一个有了自觉意识的民族或国家，其内在的发展动力，根本上还是来自于精神上的“良知系统”。同样，当近代国门洞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时，是自强自省精神促成了民族觉醒，不甘人后的中国人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并为之赴汤蹈火，纵观一个半世纪的近代史，中国为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走过的种种弯路，不都是这种自强自省精神带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导致的结果么？因此尽管道路曲折，如果做横向比较，中国在20世纪仍然是比较成功的国家。 激励中国人实现复兴的原动力，还来自于祖先创造的辉煌历史。汉朝人在全面继承齐鲁之地的思想哲学，秦赵之地的军事政治和湘楚之地的词赋才情等多元文化的基础上，用他们的自强自省精神，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不止一位历史学者说过，帝国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它是一个集思想宗教，道德伦理，制度行政，经济财税，军事外交，艺术科技等等方方面面的集合体，它全面地对一个族群的组织能力，想象力和创造性形成挑战，凡创造过大帝国的文化，肯定是复杂的，尽管会有点酱缸，但绝不是简单的。它有时可能是落后的，但只要有自强自省的求变能力，又是可以自新的。 当然，东西方文明又有本质的区别。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西方文化信奉个人主义，它以信奉上帝求得心绪的安宁和道德的净化，并由对信仰的追求产生对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动力。东方文化信奉的是集体主义，个人因为明确了对家庭，群体和国家的责任而变得高尚，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可以来自于人本身， 而不需要来自于神的启示以至于其他别的系统。在一个包容自信清明进取的时代，成功的人生也是多样化的，于是富有自强自省意识的中国人，产生了为思考学问三年不见人的董仲舒，为探险奔波一生的张骞，为求佛法正义走遍西域的玄奘，为究天人之际而发奋著述的太史公，一个人舍得用一生做一件事，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真的比信奉上帝的西人差么？ 不过，这不是说传统文明就无可挑剔。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文化除了这些合理性的内核外，包含了太多的糟粕，而以先秦宗法观念和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只能抽象地继承，因它没有“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没有严密的科学思辨精神，没有发展进化的观点，没有契约精神和制度精神，也没有分权制衡和政党竞争的理念，而后者正是构建现代社会体系的基础。模仿张之洞的说法，我们就是要做到“西学为体，中学为魂，”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拿来属于凯撒的东西，而不一定需要他们的上帝。而新儒家的一项任务，大概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实现西体中魂两者的结合。没有上帝的国家就实现不了宪政么？看看日本，韩国或中国台湾吧，他们的议会里难道没有大批尽职尽责的议员们么？这些人因为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热爱和对道德廉耻的敬畏而认真工作着，在他们心里，上帝又占据多大的位置？ 激励中国人奋进的还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大把花钱的权贵们为中国赢不来面子，幼童被碾而路人侧目的国度永远不会被人尊重。中国人不是特殊的人种，造物主没有剥夺我们拥抱主流文明和享受民主尊严以及幸福的权利。素有自强自省求变精神的中国人，一定可以勇敢地打破“五不搞”这一现代文字狱的精神枷锁，通过理性系统的探讨，走出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我对中国的宪政前途充满乐观。 5．后记 -- Hail W.J.博士和他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国外研究曾公最权威的著作据说是Hail W.J.博士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最近汉译本已出版。黑尔是美国耶鲁大学双博士，1906年来华讲学，任湖南长沙雅礼学院院长兼历史学教授20多年。他的《曾传》写于在华期间。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据说，运动兴起时，列强因为宗教的本能好感起初想承认这个政权，后来发现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作者还提到一个叫朱九涛的明太祖后裔，他和冯云山是运动发起的主要领导人，且宗教色彩较少，不巧二人在早期即被俘和战死，运动在洪杨手里逐渐变为宗教狂热。书中记载太平军重抢掠而不重生产，所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财产以及古迹进行大破坏。 该书最后对曾公的历史地位预测也很有意思。作者写此书时，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当时的国人基于排满情绪普遍对曾公评价不高，一些革命党人甚至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作者写道，“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了，也许中国就会分裂为两个国家，或者带来更多的战争，因为北方绝不会像南方一样集合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之下。尽管1911年的革命胜利了，这个国家如今还是毫无希望地四分五裂，主要是由地理的界限来划分。这种分裂是一个灾难…，曾国藩保卫了国家的完整，哪怕是在大清统治之下…。当一个较为幸福的中国意识到了这些因素，也许她会再次把荣誉给予军人曾国藩和政治家曾国藩，并承认他是忠诚于服务对象的仆人曾国藩，实践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国藩。” 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来评价曾公的同事们。 2011年9月末选题，10月9-10日，16-17日初稿，21日修改。 主要参考资料 [1]《曾国藩文集》/ [2]《曾国藩家书》/ [3]Hail W.J.著《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4] 唐浩明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三部 / [5] 帝国の落日(Jan Morris著，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第三部，日译本) / [6] 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7] 部分网文，例如http://www.gf08.com/，http://www.lishi5.com/view/04/his12576.shtml，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zgfsxmmg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19/23/9205_370369.shtml [此为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下篇预告： 长风流许与气类—左大帅单挑李中堂（正侃晚清四杰系列之二) (从近代史的一件大事看左李的政策得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