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笑话集（亚太战场）

(1)日本第一窝囊废师团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团），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毛子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团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军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的功劳，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此后，第四师团在日军战线后方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被自己的敌人都这么评价）。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大阪商贩蔑视皇权，不愿充当战争炮灰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2)中国特种兵的始祖

抗战时，李宗仁手下一支部队有一个新入伍的山东兵，这个山东兵睡觉时他的同伴把他的枪给收起来了。他一醒发现枪不见了吓了一身冷汗（那时丢枪是要杀头的），于是吓的和谁都没说，直接带了三颗手榴弹天黑的时候摸到日本鬼子的阵地去了。正好一群鬼子都聚在一起烤火，于是三颗手榴弹直接噼里啪啦招呼过去炸倒一大片，然后顺手背起3支步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往回跑，还扛了一箱子弹，在回跑的过程中竟然还击毙了前来追击的8名日本鬼子。后来统计他这次的私下行动一共打死打伤23名日本鬼子，还缴获了三支三八步枪和一挺机枪，在国军士气低落的当时简直就是奇迹。后来此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奖章，也有人说此人乃是中国特种兵的始祖。

(3)十五枚鱼雷打不沉一艘油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回港的日本商船外壳上经常会插着一枚没有爆炸的鱼雷，就像鲸鱼身上插了支捕鲸叉，颤颤地让人心惊。这就是美国海军军械局研制的“秘密武器”——MK14型鱼雷。

在美国参战的最初18个月中，海军潜艇装备的MK14型鱼雷的哑弹率高达70%。对此，美国海军历史学家哭笑不得：“这东西最可靠的性能就是它的不可靠性！”不能爆炸的鱼雷不仅容易暴露潜艇位置，而且经常临阵误敌，眼睁睁地让敌人的船只逃脱。
1943年7月24日，L·R·达斯皮特艇长指挥的“黑鯵”号潜艇接到密码命令：截击日本最大的油船之一“都南丸”III号。达斯皮特艇长大喜：岛国日本把自己的商船队视若珍宝。击沉了这条“大鱼”，日本人的心可要疼得碎了。

很快，“黑鯵”号就追上了目标。那艘日本油船既没有海空护航，也没有走之字形航线，简直是摆在水面上的靶子。达斯皮特艇长抑制住心中的狂喜，迅速计算出对方的航速、方位，指挥自己的潜艇占领发射位置，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向“都南丸”发射了4枚鱼雷。但让艇长失望的是，他既没有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也没看到“都南丸”倾斜下沉，只观察到日本油船的舷边溅起几朵水花！
警觉的日本人像受到惊吓的兔子，大转弯加速准备逃跑。达斯皮特艇长顾不上改换发射位置，本能地命令鱼雷兵将艇艏发射管中的两枚鱼雷射了出去。这次，两枚鱼雷的轨迹几乎与目标的航线平行，斜斜地撞入“都南丸”的船艉，爆炸了。“都南丸”失去了动力，成了漂在水上的一条“死船”。“黑鯵”号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它发射鱼雷了。

按照教范规定，达斯皮特艇长指挥潜艇精确地占领了攻击位置，确保再次发射的鱼雷能以垂直角度击中“都南丸”的船身。“距离800米，鱼雷一枚发射！”鱼雷兵响亮地向艇长报告。与此同时，声呐兵报告鱼雷轨迹正常。达斯皮特艇长眼睛紧贴着潜望镜，盼着那团期待中的火光出现。但是，没有火光，只有一朵似乎见过的水花，又是一枚哑弹！随后，纳闷的鱼雷兵们又把7枚鱼雷接二连三地扔进水里。艇长从潜望镜里观察到的也只有7朵相同的水花。

现在，艇上带的16枚鱼雷已经发射出去了15枚，目标还漂在水面上。达斯皮特艇长控制住冲动，命令第16枚鱼雷不要发射。他要把它带回珍珠港基地检查，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攻击角度带来的大麻烦

垂头丧气的“黑鯵”号潜艇返回珍珠港，立刻对第16枚鱼雷进行了彻底检查，但结果显示，鱼雷处于良好的作战状态。难道这枚鱼雷击中目标竟能爆炸？为检验“16雷”到底能不能炸，水兵们把它和其他鱼雷一起装上另一艘潜艇，准备到靶场上验证一下。试验很简单：把这些鱼雷统统射向一面直立的石崖，看看谁能爆炸。试验潜艇拉着“16雷”们进入靶场，以垂直角度向崖壁连射3枚。前两枚正常，“16雷”成了哑弹，被潜艇拖回珍珠港。

技师们打开鱼雷的撞击装置，发现撞针虽然已经撞到了发火帽上，但撞击的力量不够，没能引发爆炸。让技师们惊讶的是，控制撞针移动的滑块竟然弯曲变形了！

毛病就出在这里！技师们决定再做个试验。他们找来一台起重机，把去掉炸药的鱼雷吊在27米高的空中，然后让它成自由落体，让弹头以垂直角度撞击铺在地上的一块铁板。结果，10枚鱼雷中有7枚哑火，哑弹率70%。把铁板的一边垫起来，让弹头以45度角撞击它，哑弹率减到了50%。再让弹头的撞击角度小一点，鱼雷们居然没有一个哑火的！

教范上的攻击角度出了问题，不能再以90度角攻击目标了！收到试验报告的美国海军西南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洛克伍德少将命令自己的军舰不要再管教范，不要再用90度角实施鱼雷攻击了！
为什么这种被海军军械局当成宝贝的“秘密武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原来，实验室里的专家们忽略了两个简单的问题：惯性和摩擦力。

MK14型鱼雷航行时，速度高达46节。因此，鱼雷击中目标的一刹那，巨大的惯性会使撞针滑块与导板间的摩擦力增大，从而引起撞针撞击速度变小，撞击力量减弱，不能引发爆炸。

“秘密武器”满身毛病

MK14型鱼雷本来装备的不是触发引信，而是磁引信。海军军械局认为，这种新式鱼雷只需要在目标附近经过，就可以被目标的磁场引爆，从而炸毁敌舰。1941年4月，配有MK6型磁引信的MK14型鱼雷正式装备部队。为保守这种新式武器的秘密，当时只有舰艇指挥官和鱼雷官才能接触到鱼雷的操作手册，负责日常保养的普通鱼雷兵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前的是什么。

7个月后，战争来了，“秘密武器”的毛病也接二连三地来了。最先暴露出来的是鱼雷的深度控制装置。潜艇艇长们给鱼雷定深3米，鱼雷实际上要跑到7.6米深的水中去。所以，艇长们在实战中一般都是零定深，这样才能保证鱼雷击中敌人舰船吃水线以下的船体。

这个问题解决后，磁引信又出了毛病。由于地球磁场的影响，磁引信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威力强大。1941年中期德国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磁引信鱼雷全部换成了简单可靠的触发引信，英国人紧随其后也放弃了磁引信，只有美国人还蒙在鼓里沾沾自喜。经历了最初的几次徒劳无功后，一些美国艇长意识到磁引信的问题，开始换用触发引信。但直到1943年7月24日，洛克伍德少将才正式下令禁用磁引信，所有鱼雷发射都必须以能够撞击敌船为标准。

战争开始后，军械局和鱼雷局根本就没意识到战争时期的紧迫状态，对艇长们报告的问题小修小补，不肯承认自己的设计失误。MK14鱼雷不中用，只能归罪于研制它的美国军械局和鱼雷局。和平时期的预算紧缩以及保守态度使得参与研制MK14型鱼雷的大批科学家和潜艇艇员们甚至没有见到过一次鱼雷爆炸。美国人正是由于平时省了不该省的钱，所以战时吃了不该吃的亏。
有人认为美国人在二战初期遇到的鱼雷尴尬是“历次战争中最糟糕的事情”。这话颇有道理。洛克伍德少将对战争初期的鱼雷问题颇为不满：“假如军械局不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可以成功撞击敌方舰船和爆炸的鱼雷，那就让海军船务局给我们设计一种钩子，让我们可以把敌人船上的钢板钩下来。”

(4)绝密计划ADAMS

这个绝密计划，由一名叫做 David Quammen 的费城牙医提出。他在探秘 Carlsbad 洞穴时发现有上百万只蝙蝠在那里栖息，于是想到了给蝙蝠加载燃烧弹袭击日本的计划。接着，Quammen 来到华盛顿向罗斯福推销他的计划，总统不仅批准了他的计划还要求海陆空三军配合。Quammen 的计划是基于以下四点提出的：首先洞穴中有大量现成的蝙蝠可供使用；其次蝙蝠有携幼子飞行的习惯，往往还是带两个一起飞；再次冬眠期间不需要食物；最后它们会在黑暗中飞行，在黎明后才休息。

具体实施办法是通过飞机把特制的蝙蝠窝空投到日本，每枚里边有大约40只蝙蝠，每只携带17或者28克的汽油弹。当蝙蝠在夜色中潜入民居后，定时器会引爆。但花费了两百万美元的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主要是处于冬眠状态的蝙蝠在空降过程中没能醒过来，径直摔到地上。同时由于曼哈顿计划的顺利执行，最终被迫取消。

(5)日本人的粪便量是美国人的三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本人以前的食物纤维摄取量比现在多，据说粪便量是美国人的3倍到5倍。 不过，一般人并不认为东西方人的大便量不一样。比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为这个原因还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误解。各位知道在战场上，要用什么资料来判断敌人的实力呢?当然不是趁着敌人睡觉时，毫不在乎地去数对方的士兵人数;因此，粪便量就是可以做为参考的数据之一。当战争对我方有利，在攻下敌军撤退后的军营，从留下来的粪便量，即可推测出敌人大致的人数。然而，这时就有可能发生判断错误的情况。那是因为认为彼此都是人类，而以自己的排便量为基准来下判断，从而导致了错误。因此，日军在看到美军300人的粪便时，往往会低估为“差不多是100人”；美军在看到日军100人的粪便时，就会高估为“一定有300人以上”。

(6)苏联出兵内蒙时，当时日本陆军最精锐的关东军（号称日本陆军的军中之花）某部奉命防守某处要塞，可能是在中国打仗多了，习惯了土八路的小米加步枪，竟然派出一个骑兵联队将近1000多号人偷袭苏军，想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当时他们偷袭的那支苏军部队是一支纯机械化部队。但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仍让他们拿起马刀骑着战马冲向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和波兰人有一拼）……结果就是这支苏军部队后来连续吃了一个月的马肉改善伙食…

(7)第一个在战场上死亡的德国军人，杀死他的是日本人(中国，1937)。

(8)一次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军1万五千名联合部队进攻一座日本人占领的小岛，在准备了2个小时的炮击后，美澳联军登陆并在战斗中损失了25名士兵后完全控制了小岛，当然如果岛上确实有日本守军的话，这个伤亡数字应该还要被扩大。

(9)战争中最年轻的美国军人是在海军服役的卡尔文·格拉汉姆，当时只有12岁。在后方养伤时被发现谎报年龄被军方起诉(后被美国国会平反)。

(10)日本袭击珍珠港时，美国的海军司令的姓名是辛克斯(cincus，英文中和sinkus发音相同，意为”击沉我们”)。美陆军第45步兵师的吉祥物是纳粹的万字饰。而希特勒的私人专列的名字是”美国”(amerika)，以上三点很快被各自“纠正”。

(11)一般地说，飞行员没有“水平一般”这样的说法。你要么是个王牌要么活该倒霉。例如日本的王牌飞行员西泽广义击落了80多架飞机，但他死在货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