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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以终身忧以终身―曾国藩真正的超凡之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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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篇从曾公逆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核心价值观，探讨使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体制和民族延续的文化根源，质疑“无宗教搞不成宪政”，“中国文化是简单的落后的文化”等类似说法，欢迎拍砖。文章有点长，没时间的大侠可以只看3-4两章。]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1．引子

在晚清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受到后人特别是部分名人的推崇，梁启超说他是“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老毛年轻时曾说，“余于近代，独服曾文正，”老蒋更是把曾公视作处事修身的楷模毕生效仿。许多外国传记作家也将其放到很高的位置。对于这些溢美之词，笔者始终表示怀疑，因为我实在弄不明白曾公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古人评价一个人的成就，常有“立事，立言，立德”三不朽的说法。我们先来看一下曾公的三不朽做得如何。

2．曾国藩能否担得起“三不朽”的名号？

先看“立事”。众所周知，曾公一生主要的事业就是镇压太平军。将曾公推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他的对手，还有清朝腐朽的军政体制。话说满清为了防汉人夺权，采用八旗和绿营两套军队体系，各自又有文官，武官，财粮政各使司互相牵制。几种官僚系统相互扯皮，很难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扑灭突发民变，再加上旗人子弟养尊处优早就失去了康乾时代的威风，到晚清时已是溃烂不堪，遂使洪杨太平军迅速成势。两年后，正在天京做皇帝梦的洪天王仅仅派了一支2万人的队伍，就从扬州打到天津。凶险的形势迫使满人地方大员和咸丰帝不得不重视和依仗汉人。当此之时，曾公乘回湖南老家丁母忧之机，借鉴江忠源的经验，靠亲朋，故旧，同僚和当地士绅拉起了一支团练队伍，虽经屡战屡败，最终成事，将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扼杀。可以说曾公对大清江山有再造之功，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也成为文人领兵，干下不世功业的楷模。

但是在另一些人的眼里，镇压太平军这事的正义性本身就值得怀疑，所谓“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撇开正义性不谈，历史上大的造反被镇压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与其说太平军被镇压是因为曾公的厉害，不如说是洪天王的迅速堕落和领导层的内讧帮了大忙，起初几年曾公面临一次又一次挫折，正式寻死的行动都不下三四回，正是他“打脱牙和血吞”的忍功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作为湘军创建者，在军制建设，军魂塑造方面，胡林翼公的贡献与曾公不相上下，而在经营地方财政做好后勤保障方面胡公似乎更胜一筹，曾公对此也是由衷佩服。曾公说，“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后求变化，”但曾公用兵正而无奇，很难称得上一流军事家。他打过的仗既没有李世民的“虎牢关”那么神奇，也没有粟裕的“孟良崮”那么惊险，曾氏兄弟唯一擅长的就是围城打援，然后给太平军“剃头”。正是他们的笨拙，成就了负责打援的左宗棠公李鸿章公(将在本专题第二篇中详述)。他们的战法，用到剿灭游弋不定的捻军时就难以凑效(一种说法是曾公故意把军功让给他的门生小李）。后来曾公也知道了自己的弱点，干脆发挥他的用人和将将之才，放手让能将们去战斗。总之，放眼中国历史，一生事业达到曾公这个水准的人不在少数。

再看“立言”。曾公的散文自成一家，名曰“湘乡派”，曾公注重文气说，其行文的最大特点就是简练而抑扬顿挫，比如下面这一段。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鍯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扼腕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告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被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土，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资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譁然骛之，不亦悲乎！ -- 《求阙斋记》

大侠们读起来是不是有一种骑山地车上二十度的斜坡，然后再上下回旋几次，最后急速冲下山的感觉？在文学上，曾文除了这些特点之外似乎乏善可陈，它既没有太史公文章的雄奇瑰丽，也没有东坡散文的幻化洒脱。而曾公的诗词对联呢，除了富有哲理性和讲究掌故外，似乎也非上上品，它缺乏左公诗词的豪迈，也缺乏胡公诗词的灵逸。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曾公的文思是否敏捷。话说当时的文人时兴以诗词酬应，碰到庆吊之事都要写对联。曾公怕应急时写不出上乘之作，暗地里设想某老友“死了”，为其写挽联，美其名曰“生挽”。一天，曾公为好友的生挽之作被生挽对象发现，气愤之下与其绝交，曾公也得了个“伪君子”的称号。

当然，人们所说的“立言”并非单指舞文弄墨，曾公一生读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精通儒学和理学，博通百家经史又能经世致用，留下百余卷的家书，笔记，公文和理学著作，其立言的精华也在这里面。但是在思想学术方面，曾公叙述得多阐发得少，公务的繁忙和西学东渐的冲击作用(后文还要探讨)，使他没有像董仲舒，朱夫子或王阳明那样提出自己成体系的经学或理学理论。我们后人看到的，大多数只是他处事为人的感悟，为官的经验等等语录性的言论。因此其“立言”之不朽性也要打折扣。

最后只好看“立德”了。提到曾公的立德，让我想起一件逸事。话说有一次军务之余，曾公的幕僚们在帐下瞎吹。有人说，所有将领中只有左公和李公不被人欺负，众人忙问：“为什么？”――“李公机敏，人不能欺，左公威武，人不敢欺。”又有人问，“那么大帅(指曾公)呢？”众人一时语塞，正尴尬时，一个下级幕僚碰巧进帐，说道“大帅仁德，人不忍欺。”正好拍到曾公的痒处，据说此人自此官运亨通。

曾公在立德方面也确实有非常人所及之处。这位被唐浩明称作“活得太累”的人，以平平的资质靠“头悬梁锥刺股”的勤奋在27岁考取功名。此后，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标准严于律己，在心灵和性情上强力束缚自己，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曾公在两江总督衙门的卧室异乎寻常地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织布，马甲上打着补丁，料子差，尺寸小，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床上的蚊帐低矮，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两条板凳，放东西的箱子也未上漆，厨房里也没有火腿等高档菜肴，连招待客人的酒都要临时去买，幕僚赵烈文感慨：“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曾公临死时，依旧两袖清风。除了繁忙的公务外，还坚持读书写日记，三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临死前一天，从未间断，为后世留下了1500万字的文字作品。在学习心得方面，曾公大概是除孔子之外谈得最多的人。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一生写了1400多封家书，上尽孝道，下育后人。曾公的家教果然硕果累累，曾氏后人能人辈出却鲜有纨绔子弟。不仅如此，曾公的“识人之明”和举荐之功也为人们所乐道，他组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幕府”,甚至成为清室的人才库。他对上对同僚皆用忍字诀，从来实话实说却总能让对方乐意接受。一句话，他是父亲眼里的好儿子，老婆眼里的好丈夫，兄弟的好兄长，子女的好父亲，众人的好同事，皇帝的好干部，真乃“千古完人”。

不过，我们被曾公的仁德烘得热乎乎的时候，如果耳边听到他对自己阴森森的评价，“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似乎要打个冷战。而他的那些老到的官场厚黑学，也是毁誉参半。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仅仅因为德行而成为伟人。曾公的许多德行，历史上等而过之的也大有人在。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曾公的所谓“三不朽”并非千古罕有，梁公的话似乎有吹捧之嫌。有大侠或许会说，“三个加一块总可以吧？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难上加难。”

不过，更多的大侠们并不想做简单的加减法，因为他们脑筋一换，想到了两个问题。

3．曾国藩真正的超凡之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的累能取得成功？

一个人年少时代是否追求上进，或许取决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但是当成年并产生了自觉意识之后，其事业和人生的内在动力还是取决于其思想意识。促成曾公这样的人愈挫愈奋不断自新的根本动力，在于他所秉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核心价值观，一是自强精神，二是自省意识。

自强意识的本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普遍具有通过个人修为实现改变天下的“反求诸己”的精神，儒家对这一精神的集中概括就是“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两种核心价值的结合派生出中国文化的穷本探源的求索精神，刚健自强的奋斗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和总揽世界的和合精神。古人对自省精神的阐发非常丰富，从《诗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到《中庸》的“慎独(自己对自己诚实)”，到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一日三省吾身”，再到后来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可以说这种自强自省的精神一脉相承。对自省精神的形象概括，莫过于孔子的观水感悟。孔子常对弟子们说，水有君子的好德行，所以君子遇水必观：因它常流不息，能滋养一切生物，就是有德；流必向下，遵循自然规律，就是有义；浩大无尽，就是有道；流向几百丈山涧毫无畏惧，就是有勇；安放没有高低不平，就是守法度；量见多少，不用削刮，就是正直；无孔不入，好像明察；发源必自西，归宿必处东，就是立志；取出取入，万物就此洗涤洁净，就是善于变化。

曾公本人则是这种自强自省精神的领悟者，继承者和践行者，曾公在给儿孙的遗训中对个人修为的感悟进行了总结:“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即心神专一而谨慎)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类似的感悟不胜枚举，例如著名的三字箴，

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可以说，曾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核心价值，同时他读书不拘一格，虽名为理学家，却不像同时代的徐铜和倭仁那般食古不化，自始至终洋溢着求索求真求变的精神。他的这种具有哲学性的头脑，使他仿佛具备了第三只眼，在格局和眼光上要超过他的另三位同僚(有人认为胡公不亚于曾公，可惜死得早)，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