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1966年的夏天，全國出現了一股改名之風。8月18號最高領袖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紅衛兵，接見過程中，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去給老毛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佩戴過程中，老毛問她叫什麼名字，得知是宋彬彬後又問一句：“是文質彬彬的彬嗎？要武嘛！”。20日的光明日報登出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我可是親眼閱讀過的，儘管宋後來說那不是她自己寫的。不久後的新聞紀錄片裡面如實的拍下了當時戴袖章的一幕。我記得非常清楚，宋當時激動的跳了起來。那以後到處都出現改名之風，“衛東”“永紅”等等不絕於耳。 
我們班上兩個非常要好的同學哥們兒，一個姓吳，另一個姓陳。大形勢下，兩人都覺得自己的名字太過於銅臭氣，互相商量了半天，琢磨來琢磨去，最後定了下來，去派出所改名字。文革講究的是破舊立新，吳同學就改名為吳立新，陳同學改名為陳破舊。前者聽上去還湊合，雖然吳姓和其他東東結合總是走向反面，後者怎麼聽怎麼覺得不對勁兒。破四舊在文革中是挺時髦的，可是和陳結合在一起，就實在有點不倫不類。你說一個東西又陳又破又舊，誰還喜歡？在周圍人不斷的鬨笑和嘲諷之中，陳同學不得不去把名字改了回來。 一些名人也不能免俗。中國著名的乒乓球運動員李富榮，出身於資本家家庭，其名字完全體現了父母對他未來的期望，擱在現在也是很多人的追求目標。當時我在報紙上看到李富榮的名字改成了李富勇，心裡還暗暗的為他感到惋惜。李富榮是我最為欣賞的中國男性，剛毅英俊瀟灑，遠非刻下的小鮮肉和娘炮們所能比肩。我前幾年拜訪盧布爾雅那，回來時寫的一篇遊記還專門提及李富榮。節錄如下： “車上閒坐無事，回憶起當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一些軼事。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進入前四名的男子單打選手清一色中國人，莊則棟，李富榮，張燮林和徐寅生，三個上海人一個北京人。比賽前夕，體委主任賀龍突然指示，要由北京人莊則棟奪冠。領導做工作時，張徐二人平和接受，李富榮很不情願，他與莊則棟水平本來就在伯仲之間，而且這事又不牽扯國家榮譽。可是又不得不服從，於是乎決賽第一局先以21：16贏下證明自己的實力，然後輸掉三局。第27屆在布拉格舉行，男單決賽又是莊李之間。領導再一次找李富榮談話，李情緒極大，雖說讓了球，可入黨申請即被擱置。1965年第28屆在盧布爾雅那，依然是莊則棟李富榮決賽。這次李富榮事前主動去找領導，申請讓球，因為莊則棟三拿世界冠軍，可以抱回一個永久性的聖博萊德獎盃復製品。沒成想觀眾好像有預感，堅決不同意。李富榮英俊瀟灑的形象，加之整個錦標賽一局未輸，牢牢征服了人心。在決賽過程中李富榮一面倒地被全場觀眾喝彩，“李！”“李！”，震耳欲聾。每當他打出一個好球，觀眾就拼命地鼓掌跺腳，好像是他們東道主選手。李2：3輸掉，卻雖敗猶榮。我當年看電影紀錄片，李富榮賽後被要求籤名的觀眾圍得水泄不通。反觀莊則棟，只有兩三個人索取簽名。亞軍老二獲此殊榮，世所罕見。第二天盧布爾雅那報紙盛讚李富榮，還給他安了一個名字：轟炸機加美男子。回國後，李很快就入黨了。多年後，新德里第39屆世錦賽，領導安排女單何智麗讓球給隊友管建華，何口頭同意，結果上去一頓猛扣，淘汰了毫無思想準備的管建華，最後打敗韓國梁英子拿到冠軍。同是乒乓人，何與李的做法大相徑庭，也許是時代不同了吧。何智麗後來遠嫁日本，更名小山智利，在亞運會上打敗鄧亞萍，跺着腳大吼“喲西”，引來一些國人的不爽，這是後話。” 
中國乒乓球代表團1965年赴盧布爾雅那 著名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首位演奏者俞麗拿，原名俞麗娜，1959年一舉成名，報章和唱片上到處都是俞麗娜的名字。也是到了文革後改了現名，至今沒有改回去。1994年我短暫回國在上海工作，有幸與上海民族樂團的首席二胡馬曉輝成了朋友。她請我吃了幾次飯，曾經兩次帶來了梁祝的作曲者之一何占豪。何教授與我相談甚歡，我還曾問起過小提琴家的更名軼事。大家都覺得“娜”較之“拿”更有色彩，可文革期間的政治正確，改名不僅是圖時髦，也有保險安身立命之功能。大環境如此，個人又能奈若其何？ 
當年18歲的俞麗拿清純質樸 有些年輕夫婦，為緊跟形勢，給自己的新生寶貝冠以極具時代色彩的名字。1968年出生的鄧文迪，原名叫鄧文革，其父母應該是緊跟時代節奏的一輩。鄧本人後來不齒此名，更名文迪，中外通用，事業蒸蒸日上。與川普千金伊萬卡成了閨蜜不說，還攀上媒體大亨默多克。除了"文革"以外，還有眾多的小朋友同名不同姓，"衛東"、"學軍"、"向東"、"永紅"、"向陽"等人名數不勝數。 研究者發現，在1966年夏天之前，北京新生男孩最熱門的30個名字中，只有不到7%屬於"政治正確名字"，到了1966年5月，這一比例已達到10%， 同年9月份更是已超過25%。取名由此體現為遵從性、而不是求異性的行為。哪裡像如今的小孩取名，越古怪越時髦。 不僅人改名，連街道和單位也跟着改名。北京長安街改成了東方紅大街，外國使館集中的東郊民巷改成了反帝路，蘇聯大使館所在的揚威路變成了反修路，四川飯店改成了工農食堂，北京協和醫院改成了反帝醫院，頤和園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園，上海大世界遊樂場改成了東方紅劇場，上海江南雜技團變成了工農兵文工團。絕大多數後來又改回原名，但是也有少數保留了新名，比如廣州越秀區的北京路。 據說當年有人想讓莊則棟易名，因為則棟與澤東太相近了，按古時規矩是犯忌的。結果小莊名字未改，反倒兩次被老毛戲稱為前輩。其一是1961年4月，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這屆世乒賽，中國隊第一次獲得3項冠軍，國人大受激勵。中日爭奪男團冠軍進入白熱化的緊張時刻時，老毛在家中看電視，激動不已，對表現神勇的莊則棟大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給我拿下來吧！” 。其二是10年後的日本名古屋，也是世乒賽，美國運動員科恩誤登上中國運動員的大巴。好傢夥，全車人都要窒息了，簡直如同新冠期間一位重症患者不戴口罩登上公共汽車。好個莊則棟，居然從後座迎上前去，大大方方送了一副杭州錦緞給科恩。老毛臨睡前得知消息，激動得大叫：“我的莊爺爺！”，馬上指示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從此開啟破冰之旅。 改名之盛況，大慨只能發生在文革期間的中國，悲乎？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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