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六四

夏天的草

中国坊间对两场运动的流行山寨版调侃为：文革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官僚腐败，最后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给镇压下去了；六四是赵紫阳以反腐为名义挑动学生搞恐怖来逼宫夺权，最后被邓小平开坦克血腥镇压了恐怖分子。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1976年间发生在中国的文化改造运动，其运动随毛泽东逝世而结束。六四则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4日间的北京市大学生抗议和示威活动，其游行示威一度扩展到中国的其余省、市、自治区，游行主体仍然是学生，这个活动到6月4日以中国当局镇压而结束。 不可否认，这两场运动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间接地促成了中国的腾飞与崛起，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当前，中国底层要求重新评价文革，而西方世界则要求重新正名六四。通过对这两种运动简单对比，我来分析今后中国社会及官方的舆论方向。

中国政府对两次运动的评价是不同的，对文革是彻底的否定，认为它是十年浩劫；对六四则是忽视且不愿评论，认为它不过是一场风波而已。中国民间特别是左派认为文革成果卓著，特别是科技方面，许多世界一流成果都在文革期间产生，而最近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贡献攻关的青蒿素更是文革期间的成果。相反，民间对六四则基本持否定态度，普遍庆幸中国政治没有受到六四左右。

两场运动的起因有相似之处，均部分的由人民群众对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不满而生，当然文革前社会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要远轻于六四时期。而两场运动之所以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在于中国上层分裂并有意让群众运动延续下去。文革是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和进行全民思想改造而推动的学生群众运动，六四则是赵紫阳挑战邓小平而鼓励的学生运动。 但是，毛泽东能基本控制群众运动的进程，能让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逐渐冷却下来；相反不论是赵紫阳还是邓小平对于学生运动基本无法控制，被赵紫阳释放出能量的学生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变得十分幼稚与倔强，最终只有靠坦克、军队来降伏。

两场运动的影响都是世界性，但文革影响更广、对思想界的触动更深刻。文革影响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深刻，直接引领了世界左翼运动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流行，在社会、经济上促进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刻变革，实现了真正的一人一票制，使西方社会更加关爱弱势群体。在学术上，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左翼化迅速成为主流，我想只要在欧美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学一定会体会到这点。左翼运动对西方社会的改造也延缓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腐朽、灭亡的论断，成为事实上的腐而不朽、灭而不亡。有许多人质疑毛泽东，我认为仅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世界性影响，他就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最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我遇到过不少国际组织的欧美同行，他们许多是曾经的左翼，多次和我主动谈起他们当初曾憧憬的文化大革命。文革至今仍对中国和世界有着巨大影响，例如：我在去年写了中国大妈舞掀起了舞蹈文化大革命一文就是其中一例。

六四影响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世界，它直接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消亡，使这些国家走向民主、自由。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的消灭并未给相关国家带来多少直接的好处，反而使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停滞、迟缓，人民生活陷入困境。这与中国的经济腾飞、崛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中国的政治不断变革、人民自由不断进步。现在，除了少数流窜在国外的部分异议人士、轮子、五毒分子和曾经想在中国耍大牌却被无情驱逐的人权机构外，没有人能够否认在中国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政治包括自由的巨大进步。这种结局一方面在中国人和世界普通民众中消灭了六四的道德合法与高尚性，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深刻反思。

文革的参与性十分广泛，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参加了。文革也掀起了不少文化和思想革新运动，如样板戏和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等。但这种文化、思想运动在国内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有明显的教条主义色彩，这与文革中毛泽东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其思维逐渐缺少理论创新有关。六四的参与者则主要是青年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社会其它阶层主要是作为看客。在理论上六四没有贡献新东西，更多是促进了民主理念的传播。

文革的受害者是一大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文革后老干部的权力恢复是否定文革的主要原因。而六四的受害者是在镇压过程中死亡的三百多名学生和普通群众。学生运动领袖一部分跑到了国外。作为曾经的六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孔庆东在最近采访视频中透露，部分激进的学生领袖事先取得国外签证、护照，有意将学生运动激化来谋取个人或支持其组织希望获得的好处。六四的受益者是当时在国外的欧美留学生，他们均顺利地取得发达国家的良民卡，这在当时的年代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在共产党内，几乎没有人因为参加六四仕途受到影响，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人虽然参加了六四，但都被提拔到了地、市级的领导岗位。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内没有为六四正名的迫切性。

两者都对中国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革后的中国吸取教训，步入改革开放阶段，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经济获得迅猛发展。而六四则促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全面改革，在全民中传播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特别地，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政治改革更为稳健。用中国人熟悉的术语来说，当前，中国总体上正向有中国特色的不断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演进，但这种民主绝对不是我们熟悉的西方民主制度。请大家参阅我不久前写的西方民主崩溃文章。中国的进步、发展和崛起使人民群众越来越疏离六四，一方面人民同情六四中不幸死难的解放军和普通学生，另一方面人民不认同六四的激进做法。事实上，六四后期学生的激进已经为当时的普通群众所反感，这也是由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1989年正处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际，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较十年前有明显的改善，因此社会缺乏激进变革的基础，尽管有腐败问题，普通群众对共产党统治是广泛认同的，所以多数群众看到学生对中央领导咄咄逼人的电视对话后对学生运动有反感情绪。我曾同情、支持学生运动，但我曾被一个青年同事当时的公开言论所震惊，他声称，游行学生是宠坏的孩子，是需要狠狠地打一巴掌才能让他们清醒的。

所以，在今后30-40年内，或者说在每一个读到本文的读者有生之年，中国为六四重新高评的机会为零。相反，如果延用我在前面断言西方民主崩溃的文章中的逻辑，中国社会的主流将对西方民主形式持批判态度，这种批判将越来越深入，并且逐渐占据舆论的绝对话语权、赢得民心，而且将辐射世界，全面影响第三世界并反馈到西方世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政客的六四言论日趋反感，对近期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和香港雨伞的民主运动持嘲讽态度。再有就是我前面文章中披露的《纽约时报》悲叹西方民主的全球化衰退现象，我认为这一世界大势将彻底粉碎西方世界对六四的浪漫认识。不过，六四后出国的民主人士还是对中国发展作过突出贡献的，正如金灿荣所言：一大批中国学者出走海外，唱衰中国，他们是如此的真诚、如此的执着，以至于大大迷惑了美国，从而在战略上掩护了中国的崛起，使美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突然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路线带领了中国经济腾飞、崛起，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但是，邓小平缺乏毛泽东的哲学和思想家战略。20世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否定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没有有效的理论作为支持，用孔庆东的话就是不能瞻前顾后，这种否定与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中共对文革的重新评价就显得十分紧迫。目前中国官方对文革的日趋中性化称谓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不过，文革和六四都有恐怖主义色彩，前者，不消说，文革武斗使普通群众生命受到威胁。后者，在示威期间不说，有恐怖分子袭杀解放军士兵，而且后期的少数学生领袖丧失人性，在自己找好退路的情况下，鼓动他人流血，来铺就自己的未来辉煌。因此，用理性的视角深入研究、剖析文革和六四十分必要。

当前，尽管存在一大堆众所周知的问题，中国经济总体上正稳步扩张、崛起，社会繁荣，个人自由空前提高，已经成为所有陆上邻国的向往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成千上万来自非洲和南亚的自由民主国家青年蜂拥进入天朝淘金，欧美等西方自由世界的进步青年也不例外。正如我在“纽约时报悲叹西方民主的全球化衰退”一文中谈到，天朝滞留数十万逾期不归的西方人。许多人相信，一旦中国的人均鸡的屁股达到美国1/3，中国和西方各国将出现和以前方向截然相反的移民潮。西方的所谓爱好自由的艺人会迅速忘记他们对西方自由的追求，纷纷涌入中国社会淘金，以远超妓女的姿态出卖自己的灵魂。历史将再次大规模地验证：人为财死是现实（除毛泽东外，世界历史上无人能改变此铁律），不自由勿宁死是谎言（实际上对自由者而言从来都是因为你不自由我可以干掉你，即死道友不死贫道）。轮子和五毒派人士的日子将面临最重大的挑战。我们将看到人类世界最具滑稽性、最具感染性、最具震撼性的一幕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