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Creaders.NET）网友刘放来稿 一 这次毛左状告莫言事件，在网络引起轰动。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或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站在莫言一边，纷纷指责毛左，谴责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环境。 但后来剧情出现反转。有人挖出莫言吹毛捧习的视频和讲话，事情变得复杂诡异。原来莫言本人也是毛左！大水冲了龙王庙，原告和被告都是一家子。 许多人开始掉头就骂莫言。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只能说是人性之复杂，中国知识分子之复杂，的确让人难于想象。 莫言是否真的反共？任何一个读过莫言小说、散文或其他文章的人都不难作出判断。他那几个著名的长篇，《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酒国》、《蛙》等等，内容涉及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及计划生育等历次政治运动。其对黑暗极权制度的批判、揭露、鞭笞，全面、形象生动而深刻。至今很少有中国作家能超越他。 他有些回忆文章写到大饥荒时农村的惨状，写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饥饿的痛苦。他写到在小学时因为贫穷，全班男孩赤条条一丝不挂，吓哭了新来的女老师。也写到在学校里实在饿得不行了，与同学们偷吃灶房的媒块。等等。这些描写都很直裸，毫不掩饰，用事实说话。就只差没有写人相食了。 那么他是不是毛粉？下面是真正的毛左张宏良在读了莫言的文章《毛主席老那天》后对莫言的批判： 当今中国象莫言这样极端仇恨毛主席的文人虽然有一些，但是象莫言这样把仇恨表达得壮如此淋漓尽致的，却并不多见。他在《主席老的那天》中写到：“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莫言为什么会对毛主席如此仇恨，这种仇恨又是从哪里来的？ 应该说，莫言是个思想深刻、聪明睿智的作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是非黑白善恶，他不可能认识不到。如果连这种认知能力都没有，他就不可能写出思想那么深刻、如此厚重的文学作品。 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说，“我认为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就势必要讲假话。” 莫言类似的讲话，还可以找到很多。 毫无疑问，莫言是个明白人。 同样明白的中国作家很多。但能写出莫言那样作品的人不多。这取决于作家个人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当然要求所有作家都做到这样很难。 他写出那些优秀作品的年代，是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江、胡时代。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确有勇气有胆量，笔走龙蛇，文思泉湧，写出了堪与诺贝尔文学奖匹配的作品。 但莫言毕竟是个体制内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给了知识分子相当优厚的待遇，知名作家与中共体制内官员一样成为利益群体。在这方面，连西方知识分子都自叹不如。 可以想象，这对小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莫言和莫言们会是多么大的诱惑。他们拿着高工资，享受特权和福利，锦衣玉食，游山玩水，日子过得极其滋润。他们每月的工资，约等于普通农民20多年的社保金（养老金）。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对体制形成依赖，与体制是一种依附关系。而有些知识分子更加看重的是象征权力和身份地位的特权。许多人口口声声反特权，而一旦享有特权，就不出声了。 平心而论，莫言本身还算比较自律，对名利，对权力比较看淡。莫言即使离开体制，在经济上应该也能够自立。他的某些行为方式，说的违心话应该主要是基于政治安全的考量。别看他写得如此大胆，现实中的他胆小如鼠。 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莫言因异见作家贝岭和戴晴出席而选择退场。 2012年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邀请百名作家抄写该“讲话”，莫言欣然参加。而有些作家如王安忆、闫连科等却能洁身自好，借口拒绝。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聪明过人的莫言已经闻出了不祥的气息。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有一段讲话，被普遍认为是在不点名的批判莫言。习近平说：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莫言本人更是听得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他知道，严冬已经到来了。 这并非牵强附会。在此之前，毛左们对莫言的攻击谩骂就一直未停止过。批判莫言的罪名与习近平说的基本也差不多。 就在这次座谈会的分组讨论会上，莫言在发言中开始肉麻吹捧习近平：“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谈话能够让很多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很多我们心里还没来得及说的话，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习总书记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是我们思想的指引者。” 这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莫言了。 这其实是一种农民式的奸狡和见风使舵。说白了就是想方设法寻求自保。这有错吗？没有错。求生是人的本能。然而，他已从道德高台上跌下。已不再是读者心目中那个有良知的，情操高尚的作家。 事情其实也还没有那么糟糕。他不那样做，至少在目前还不会有杀身之祸，不至坐牢。但如果风向变了，文革再现，他那点表现完全无济于事，该怎样就会怎样。不光是他，许多人都将在劫难逃。国家民族也难逃一劫。 选择沉默，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守住的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就卑鄙了。 莫言性格软弱，出于自保，还是可以理解的。而文艺界有些大腕，如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为了名利，完全背弃了曾经的原则立场，出买了灵魂与良知，拍出了歌颂专制，美化战争的令人作呕的烂片。他们已经站在了文明的对立面。
二 现在看来，这次毛左状告莫言是一出闹剧。但并不表示事情会就此结束。 在整个事件中，虽然有许多人都在网络上支持、声援莫言，然而来自国内作家的声音几乎没有。这是很可悲的。毕竟，国内作家们更应该关心此事，这是保护莫言的权益，同时也是保护全体中国作家们，包括他们自己的权益。中国有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有遍布全国的作家协会，面临这样重大的事，国内作家们居然可以装聋作哑，若无其事。想想真令人心寒齿冷！ 幸亏有个李承鹏先生出来，写了篇犀利泼辣、嘻笑怒骂的雄文，为中国作家挽回一点面子，不至集体蒙羞。 联想起三年前武汉封城期间，中国之大，只有女作家方方一人敢于拿起笔来，记录下疫情的真实现实，记录疫情中的人性，民众的凄苦。方方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能站出来支持方方，为民众发声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在疫情封控更惨烈，时间更长的上海，号称作家实力最强的文化之都上海，更无一个作家是男儿。 好像后来网络出现过一篇冒名作家陈村的短文，陈村羞答答的出来辟谣，像躲避爱滋病那样撇清关系，对文中谈及的实质问题只字不提。 在这场历时三年多的大灾难中，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整体失去判断力，失去寻找真相的勇气。这么说吧，甚至不如一个在窗口敲锣的街道妇女。 由此上溯，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和作为，都令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例如反胡风运动。几乎所有文艺界的名人都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有些名字现在说出来都让人难于接受。郭沫若、周扬就不用说了。就连老舍、冰心、茅盾、曹禺、冯友兰、钱伟长、王若望、王元化、丁玲、秦少阳、李希凡等人都参与其中，都写了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对胡风口诛笔伐，落井下石。 在其后不久的反右斗争中，又将反胡风那一幕重演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名单有了变化，许多上一次的整人者如今成为批判对象。一样的口诛笔伐，一样的落井下石，一样的狗血！ 到了文革，就是一锅端了。几乎所有上述人等，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都被斗得一塌糊涂，其中许多人没有挺过来，或自杀，或被杀，或致残。总之几乎无一幸免 ！可以预期，如果现在开一场莫言的批判会，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发言的作家，绝不会比当年反胡风、反右时少。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从文革算起，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站起来了吗？进步了吗？觉醒了吗？从这次起诉莫言事件看，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觉醒，反而更麻木了。 知识分子是国家民族的精英，是民族的灵魂。知识分子的脊梁断了，民族的灵魂没有了，中国何去何从？ 中国知识分子变成这样，当然与他们所处政治环境有关。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长期的洗脑，越来越严密的管控，的确让他们压力山大，无所适从。 历经元、明、清以来的文字狱和各种思想清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即缺乏独立人格意识。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懦弱，骨头太软，在强权面前只知服从，唯唯诺诺。 但也不能否认中国知识分子贪图功利的一面。他们过分追求名利。有些人为追名逐利而丧失良知。如果不是为了名利，有些话他们本可不说；有些事也本可不做。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人因沉默而治罪。 这也是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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