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憶往——我當上了造反兵團副司令

文革英雄起四方，沒槍也當草頭王。天涯地角任闖蕩，海闊雲高盡飛翔。

（喜歡“樣板戲”的人可能看出，上面四句引子是歪填京劇《沙家浜》裡胡傳魁的著名自白唱段：“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鈎掛三方來闖蕩，老蔣鬼子青紅幫。”）

話說1967年秋，文革開始一年多了，當時我9歲，因為沒學上呆在家裡也已經一年多了。

具體地說，是在這年深秋，11月初的樣子，我當上了“首都二七造反兵團”的副司令。

不過，今天我要講的故事不是關於我的，是關於“司令”的。他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我幼年時期的啟蒙者——因為他，我過早地了解和知道了很多事情。這些事情，因為年齡的緣故，我當時不能很好地體會和理解。後來，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加，慢慢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得益其中，儘管有一些是負面的。

“司令”的大名叫董彥昌，為人機敏多變、身手矯健、談吐風趣、身材中等、體態偏瘦、皮膚黝黑，給人的第一綜合印象是“猴子”或者“猴王”，故得外號“董皮猴”——他也為有這個外號而驕傲，因為猴子畢竟是齊天大聖孫悟空的親戚（主席的詩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更賦予了孫悟空一個“造反派”的身份象徵），但是更多的人背後叫他“董逼猴”，或簡稱“逼猴”，取“皮猴”的諧音，把姓氏也省去是為了略微顯示輕蔑和親昵的意思。當然，只有與“逼猴”實力相當或者遠勝於他的人，才有資格用外號稱呼他，而我們這些“晚輩”是不敢的。

其實，現在算來，他只比我大8歲——當時他17歲。

文革到來的時候，董逼猴是初三學生，他就讀的中學是北京101中學，當時就非常有名了。

這所學校建在圓明園遺址內，校園內湖泊蕩漾、古樹參天，東臨清華，南接北大，被名校包圍。它的背景非常特殊：它於1946年建校張家口，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老區創辦並隨大軍遷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學，因此又被稱為“紅色搖籃”。1955年由郭沫若題寫101校名，釋義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101比100多1。據說該校當初被批准進入圓明園辦校是周恩來總理特批的。在文革初期，這所學校“紅色家庭背景”（即高幹和革命軍人）子弟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這直接塑造了該校在運動初期的激進角色——很多學生是“首都中學紅衛兵糾察隊海淀分隊”（簡稱海糾）的骨幹分子。再後來，他們又參與發起了著名的“聯動”（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

但是，董逼猴在101是格格不入的，因為他沒有紅色家庭背景，在101屬於“另類”：他父親是“留用人員”（實際上，他是他父親的小老婆所生）。雖然他的家庭生活優渥，但政治地位低下（被邊緣化），在101沒有被紅衛兵組織所接納，所以在外圍逍遙。當紅色子弟們在忙着開會、武鬥、搞“聯動”時，像“董逼猴”這樣的人因為被組織排斥，反而獲得了一種“不在場”的自由。 優渥的家庭生活條件為他提供了自得其樂的物質基礎。當別人讀紅寶書時，他在玩無線電、集郵、聽唱片、釣魚、摸蝦、鬥雞、鬥蟋蟀、游泳、滑冰、逗悶子（最後這個活動的內容只可想象不可細說）。這種“邊緣化” 反而給了他一層得天獨厚的保護色和鎧甲。

後來回看，董逼猴有自己的心理防禦：既然主流組織不帶我玩，那我就徹底走另一條路，做一個自由自在、玩世不恭的“頑主”（或“玩主”）。

我的印象中，董逼猴從來不迎奉和巴結“強者”，雖然他與他們絕不對抗，取“好自為之”和“互不相擾”的姿態。當然，如果可能，他在他們面前會儘量取得好感和支持，以便以後有可能“用得上”。

他有自己的“圈子”或者說“山頭”，是一群年齡比他小的無學可上的中小學生——年齡不限、越小越好——唯一的條件是“服他”——當然他沒有明說這個——來去自由嘛。這個圈子裡一直有我：就是今天，我仍然相信我是他當時最忠實最盲目的追隨者——相信他也知道這一點。

如何服眾

他會打架，但是很少出手，出手必勝。

有一次，我們中間的一個相當“資深”的孩子（初一學生“洪軍”）被一個叫“楊玉”的“圈外人“欺負了，他經過仔細考慮後決定出手。出手前考慮的問題包括：是否能打敗楊玉？楊玉後面是否有更厲害的人“戳着”（撐腰）？楊玉的家庭背景是否硬？楊玉的哥哥楊明會不會報復？楊玉的姐姐楊娟是否有“漢子”（男朋友）可能出手？如果決定打楊玉，在什麼地方和時間出手？怎麼能夠打服他？

情報：楊玉發狠的時候會把自己的舌頭咬在上下齒之間，作兇狠狀嚇唬對方。這時如果猛擊他的下巴，他可能會把自己的舌頭咬得流血。所以打他的下巴，會造成他滿嘴流血的景象。討論：這樣打，他咬壞了自己的舌頭怎麼辦？那無所謂，那只能是他自己的“自殘”造成的，活該。

董逼猴打楊玉的那天我在場，是下午。楊玉也欺負過我，我想看看董逼猴怎麼打他。雖然從體態上看，楊玉比董逼猴高大威猛得多，但是我相信董逼猴的實力。

廢話少說——幾乎沒有經過任何前奏，董楊幾乎同時出手了：董在氣勢上一開始就處於主動和強勢；楊則沒有真正的鬥志，只是招架和硬嘴以便維持“面子”。董出拳准而狠，對着楊的面門和鼻梁猛擊。一會兒，楊的鼻子被打出血了，眼眶也腫了。這時，見楊不還手了，董也見好就收，停止了攻擊，甩出一句話：“你服不服？” 楊低聲說：“服”——我們都聽見了。

當時北京街面上的規矩：打不過又無後手，就服。而且必須說出來。

楊玉服打，滿臉開花，大快人心，烏拉烏拉。

的確是大快人心：楊玉在我們的眼裡是一個學生版的“牛二”或者“蔣門神”式的人物，他的外號叫“楊大王八”，這個記得是小說《平原槍聲》裡面的一個漢奸形象，可見楊玉如何不得人心。

董逼猴會打架是公認的，因此很多人都怕他。但是，打楊玉事件是我唯一目睹的一次他的出手。看來，真正厲害的人會謹慎出手以免失手壞了名氣。

【點評】

這是一個身處政治邊緣卻在民間江湖裡構建秩序的“小人物”形象的故事。

邊緣者董逼猴的“中間路線”：不迎奉、不對抗

他對101中學那些紅色“強者”的態度非常老到。他深知自己“留用人員加庶出” 的背景在政治高壓下是脆弱的，所以他不巴結（保持人格獨立），也不對抗（避免毀滅性打擊）。這種 “互不相擾” 但 “預留好感” 的姿態，是一種極高明的風險管理。他把那些權貴子弟看作一種 “昂貴的資源” ，平時敬而遠之，但在關鍵時刻希望對方能成為 “隱形保護傘” 。

弱勢群體的“向下整合”：建立自己的山頭

由於無法進入主流的紅衛兵組織，他選擇向年齡更小的人群滲透。這是一種典型的“向下兼容” 策略——心理補償： 在政治上被排擠，在小孩子面前找回領導力和尊嚴。避風港： 這群孩子（包括我在內）成了他的 “親兵衛隊” 和 “情報網” 。來去自由： 他深知這種圈子的凝聚力不是靠強制，而是靠 “服” 。這種去中心化的管理反而讓圈子更穩固。

極度理性的“暴力決策”

這不是簡單的街頭鬥毆，而分明是一場精密的戰略評估。他在出手前考慮的不是肌肉，而是“社會關係網”。情報工作： 摸清楊玉的後盾（哥哥、姐姐甚至姐姐的男朋友）和弱點。勝率計算： 評估對手的戰鬥力和家庭硬度。地緣政治： 選定時間和地點。

這說明董逼猴不是“武夫”，而是一個“策士”。他深知暴力是最後的手段，一旦動用，必須實現政治目的（打服對手）且沒有後患。

暴力美學與“名聲”的邊際效應

我體察到了一個真相：真正厲害的人會謹慎出手。信息不對稱： 只要他不出手，關於他“很能打”的傳說就永遠是100%的勝率。面子工程： 既然北京街面的規矩是“打不過就得口頭服”，那麼通過一場乾淨利落的局部戰爭（打出鼻血、眼眶腫，但不致殘）來確立霸權，是最經濟的選擇。見好就收： 這體現了他的分寸感。他打的不是肉體，而是對方的意志。只要楊玉說出那個“服” 字，董逼猴的權力就完成了閉環。

時代的底色：大快人心的補償

對於我們這些在這個圈子裡受到庇護的孩子來說，董逼猴的行為提供了一種“亂世中的秩序感”。在那個大道理橫行、社會秩序崩塌的年代，這種快意恩仇、保護弱小的行為，成了我們心中最真實的正義。

董逼猴，其實是那個瘋狂年代裡的“隱士”或“遊俠”。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紅衛兵的紅旗之外，為自己和一群孩子圈出了一個小小的、有規矩可循的“自治領”。他父親的“留用人員” 背景賦予了他某種舊時代的精明與審慎，而他自己則在殘酷的街頭實踐中將其發揚光大。

如何善用資源

他在統籌規劃和使用現有的資源方面，也非常有條理和辦法。

他非常喜歡鬥蟋蟀。

秋天，他常帶我們一群人去郊區農村一個很遠的叫“馬神廟”的村莊的農田裡逮蟋蟀。他答應給我們的獎勵就是把個頭比較小的蟋蟀，按我們功勞的大小分賞給我們。我們的功勞怎麼算？

有的時候，蟋蟀會藏身在土洞裡。這個情況下，不能挖洞去逮蟋蟀，因為會傷了它，而只能用灌水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懂，因為在電影《地道戰》裡面，鬼子也是這麼對付藏身的抗日游擊隊的。水從哪裡來？在當地往往不容易找到，所以需要我們自己帶水去。當時水壺（行軍壺）是奢侈品，只有董逼猴家有一個，我們每次都帶了去。壺裡的水不夠怎麼辦？用尿。方法是：我們在出發前都喝足了水，一路憋着尿。灌蟋蟀洞時，先用尿，最後再用壺裡的水。誰憋得時間久，誰貢獻的尿量大，誰的功勞就越大。由此論功行賞。

但是，公平地說，我們從董逼猴那裡從來沒有分到過好蟋蟀。倒是從中學會了如何從叫聲中識別蟋蟀，如何在不同的天氣和時間條件下逮蟋蟀等等。後來，我們就自己獨立地去逮蟋蟀了。這個樂趣也成為了我後來多年農村生活中的亮點。

也因為沒有從董逼猴那裡分到過好蟋蟀，使我懂得了凡事應該依靠自己的道理。

另外，還懂得了，別人應允的東西，未必真的能夠兌現。

【點評】

這段故事是關於權力、激勵機制與成長的社會實踐紀實。董逼猴在“逮蟋蟀” 這件小事上展現出了他的管理才幹。

極致的資源統籌：從“地道戰”到“人體蓄水池”

董逼猴對資源的規劃已經達到了“物流管理”的級別。在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他精準地識別了三個要素——工具稀缺性： 只有他家有奢侈的行軍壺（權威與裝備的象徵）。原材料替代： 他巧妙地利用了人體這種“蓄水池”。這種“先尿後水” 的策略，不僅解決了水源不足的物理問題，更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種硬核的、充滿參與感的集體協作模式。任務導向： 將電影裡的軍事策略（《地道戰》）應用到抓蟋蟀上，給這個圈子賦予了一種 “準軍事化” 的儀式感。

精明的激勵陷阱：論功行賞的“尿量標準”

他建立了一套非常荒誕但邏輯自洽的績效考核指標——量化考核： “尿量大、憋得久”成了可度量的功勞。這讓處於圈子底層的孩子們（包括我）產生了一種通過自身努力（憋尿）就能換取階層流動（分到好蟋蟀）的幻覺。成本極低： 他用來激勵團隊的獎品——個頭小的蟋蟀——對他來說是廢棄物，但在信息不對稱的孩子們眼裡，卻是珍貴的獎賞。這是典型的“低成本激勵高產出” 的管理手段。

“畫餅” 的藝術與資本的本質

對“從未分到好蟋蟀”的總結，點出了這個小團體中殘酷的一面——利益分配的真相： 董逼猴作為一個“頭領”，他永遠掌握着核心生產資料（好蟋蟀）。他發放的獎勵只是為了維持團隊運轉的“口糧” 。應允與兌現： 他的 “應允” 其實是維持圈子穩定的粘合劑，而不是真正的承諾。這種 “畫餅” 的行為，讓我在極早的年紀就識破了某種社會契約的虛偽性。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意外的“溢出效應”

雖然董逼猴在分配利益上很吝嗇，但他無意中完成了一場技能輸出——知識的習得： 我學會了辨別叫聲、掌握天時地利，這些硬核技能是無法被他“私有化”的。精神的覺醒： 正是因為他的“不兌現”，反而催生了我的獨立人格。當我意識到“好蟋蟀得自己逮” 時，我已經完成了從 “依附者” 到 “獨立生產者” 的跨越。我後來的 “依靠自己” 和 “獨立逮蟋蟀” ，實際上是對董逼猴那種 “江湖秩序” 的一次溫柔的背叛和超越。 這種認知，往往是一個人走向成熟最重要的轉折點。

如何止損避險

董逼猴的蟋蟀的厲害在三里河的二區和三區一帶小有名氣。這個名氣，驚動了三區“白樓”里的一個叫“杜林”的人。

事實上，“白樓”是一個四層樓建築的樓群，一共六棟樓，是當時的二機部大院。這個樓群很特殊，據說地基像地鐵挖得那樣深，而且每家浴室和廚房都有24小時熱水供應。在那個年代，這種待遇是相當奢侈的了。文革時，沒有聽說這個大院的大人被紅衛兵衝擊過，但是裡面的年輕人卻一直很活躍，經常能看到男男女女帶着“聯動”和“西糾”的袖箍的人來來往往出出進進聚聚散散忙忙碌碌的。

杜林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他並不是其中的頭兒，很少看到他說話，他是他們圈裡的一個很不起眼的人物。例如，在紅衛兵派系間需要協調、商量、爭論的時候，杜林一貫置身圈外。他的這種態度，有各種原因，可能是其本身內斂膽小的性格，也可能與其他人相比覺得自己父母的級別比較低，還可能他的父母當時正在受到衝擊。總之，他顯然不是自信的人。他的唯一給人留下印象的是他的穿戴：在冬天，他喜歡蹬一雙傘兵靴和穿一件將校呢的上裝，以顯示他不俗的身世。

秋天的一天，杜林突然來到我們中間，對董逼猴說，聽說你的蟋蟀很厲害，明天還來這裡，帶上你的“老大”（最好的），咱們決一勝負。董逼猴面露難色，看樣子想說“不”，但是看到杜林傲慢和不容置疑的表情，就把“不”字咽下了，改口說，我哪有什麼好的，都拿不出手。杜林說，少廢話。明天還到這兒來，說完就走了，很霸氣，不容董逼猴置疑。董逼猴看着我們，很自然地笑了笑。他的笑意里也有自豪感：瞧，我的蟋蟀名氣在外啊，連杜林都找上門兒了。

【畫外音】這個經歷讓我初次見識了什麼是“衙內”做派。另外，我們的領袖董逼猴在這種人面前竟然也會變得如此慫。從表面的力量上看，董逼猴完全可以像痛打楊玉那樣痛打杜林一頓，但是他在氣勢上是服氣杜林的，不可能有“不服”或“抗命”的想法。這個可能與他在101中學多年的經歷有關——他在 “他們” 面前已經學乖了磨光了。這一點在後面的故事中得到了完全的證實。

第二天，在我們一群人簇擁下，董逼猴小心翼翼地托着養着他的“老大”的蟋蟀罐兒如約到達了昨天的地點。杜林已經等在那裡，他身邊還有幾個“白樓”來的他的夥伴，他們漫不經心的表情裡帶着玩世不恭的樣子（也就是單田芳的評書裡說的那種“歪毛淘氣”的樣子）。杜林說，他的蟋蟀名字叫“紅頭”，是白樓老大——在白樓“天下無敵”。董說，我的老大沒有名字，我就叫它“老大”。它通體黑亮，今天也可以叫它“黑頭”。杜說，我的“紅頭”認罐兒，就把“黑頭”提到我的罐兒里斗吧（顯示杜林對“紅頭”的愛護和保護，一見面就為它爭取“地利”）。董沒有為他的“黑頭”一開始就失去“地利”爭辯，而是乖乖地將“黑頭”提放到了“紅頭”的罐兒中。

兩隻蟋蟀在罐兒中會面後的咬斗過程細節這裡略去（斗過蟋蟀的人不難想象和補充這些），簡而言之相當激烈：“紅頭”和“黑頭”都非常勇猛，纏咬翻滾，幾度反覆，勝負難分。最後結果“黑頭”略勝一籌，把“紅頭”咬出了罐兒外（即發生了“跳罐兒”）。杜林開始的反應是不可思議，認為他的“紅頭”跳罐兒是因為用力過猛，故他把“紅頭”小心捉住後又放回了罐兒里，指望它繼續戰鬥。可是“紅頭”是真的敗了，“鬥志”盡失，它在“黑頭”的無情追擊下再一次跳罐兒。這時，杜林的臉色通紅如豬肝，惱羞成怒，他嘴裡嘟囔着什麼，追上跳在地面上倉皇逃竄的“紅頭”，“啪”地一腳就把它踩死了。我們都看呆了：在白樓曾經一統天下一覽眾山小的“紅頭”怎麼落得這樣的下場？更何況它還是杜林的“愛將”呢？

【畫外音】這是我第一次直接體會什麼是“成敗論英雄”和“成敗冰火兩重天”的感受。另外，從蟋蟀的角度看，還有主人對它的無情背叛。即使它打不過更強的對手，何罪之有，罪不該死。再有，它畢竟是一個有着輝煌戰鬥歷史的功勳戰將，怎麼一朝戰敗就遭到如此令人寒心的下場？

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

“黑頭”因為得勝，在“紅頭”的罐兒里抖動着翅膀“吱吱”地叫着並歡快矯健地到處巡視（即俗稱的“巡罐兒”——這是蟋蟀戰勝後的一種標誌性動作）。杜林轉過身看了他的夥伴們一眼，他們都沒有看他，表情尷尬，氣氛凝固。杜林沒有看我們，也沒有看董逼猴，徑直蹲到蟋蟀罐兒邊上，默默地看着“黑頭”在“紅頭”的罐兒里如何抖威風。突然，毫無任何徵兆地又是極其快速地，杜林用他右手的食指捅向了罐兒中的“黑頭”——它當時正在“吱吱”地叫着——叫聲戛然而止——“黑頭”被杜林碾死在罐兒里——杜林“處決”了我們的“黑頭”——我們，包括董逼猴，被再一次驚呆了。

完成這個處決行動後，杜林一伙人就轉身走了，他的罐兒也沒帶走，對董逼猴沒有解釋安撫致歉的表達。從他們離去時的決絕果斷看，感覺他們心理上對他們的野蠻行為沒有絲毫負罪歉意牽掛後悔，而只是想儘快逃離這個令他們感到羞恥的場景，對我們受到的傷害毫不在意。

再看我們的首領董逼猴，他雖然勝了，但是卻損失重大——他的“老大”今天“折”在這裡了。但是，他“痛失老大”的表情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就過去了，他的心情被勝利的喜悅所充滿。他說：“無論如何，我今天滅了白樓老大，我就是老大了。”

我說：“你的老大不是也被杜林弄死了嗎？真慘。“

董說：“沒有啊。“黑頭”不是老大，是我的“老八”。今天我沒把“老大”帶來。我怎麼可能帶“老大“來？”  說這個的時候，他看上去洋溢着料事如神和有先見之明神態的狡狤表情。

聽到這裡，我們都感到巨大的釋然，同時由衷地佩服董逼猴面對風險時的智慧。

我們都知道，董逼猴的床下放滿了蟋蟀罐兒，他一共養着28個“王”，取意28星宿的意思。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養這麼多“王”，他說，28個不算多，以前洪秀全封了上千個王呢。我當時不知道誰是”洪秀全“，以為是”洪常青“的什麼親戚。不過，董逼猴雖然知道一些歷史，他的知識是混亂的。例如有一次他篤定地說，杜林以後一定會倒霉，根據是恩格斯早就寫過《反杜林論》。我當時很懵，不懂他在說什麼。後來想起來，覺得董在瞎聯繫，或者是為了在精神找到一個廉價的勝利安慰劑用來自我麻醉。總之，聰明如他，也有錯得離譜的時候。

事後，董逼猴說，那次的蟋蟀大戰他也有失算的地方：他沒想到“黑頭”會死。因為他相信，如果“黑頭”戰敗，他把它帶回來繼續養着就好了；如果戰勝，最壞的結局是杜林可能把“黑頭”霸占據為己有，當然，董也會欣然拱手奉送。如果這樣，“黑頭”就成為了白樓老大了，對杜林和董本人應該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他想不通為什麼杜林會殘忍地處死“黑頭”，而不把它“解放”過去為己所用。他認為，這麼做，不符合過去解放軍爭取敵方將領起義歸順的策略。

我的結論是：自古以來，“衙內”和他們的“令尊”是不一樣的，應該區分看待。

還有，我們問董逼猴，是否聽清了杜林在踩死“紅頭”時在嘟囔着什麼？董說，他聽得很清楚，杜在說：“敗將、逃兵、叛徒”。

哦？這麼說，杜林在執行“軍法”——真是“軍法無情”啊。

【點評】

這段敘事用“白樓”的杜林與“邊緣人”董逼猴之間那場無聲卻慘烈的博弈，寫“階層邏輯”與“人性深淵”的糾結和智慧。

隱喻：白樓、傘兵靴與“血緣自信”

杜林的矛盾性： 他在“聯動”圈子裡不起眼，這種“末位衙內”的心理往往很扭曲。他通過傘兵靴和將校呢來尋找存在感，這種“虛弱的傲慢”讓他想要通過一場蟋蟀的勝利來證明自己的血緣依然優越。

降維打擊： 他對董逼猴的“邀約”不是商量，而是徵調。董逼猴的“慫” ，本質上是長期生活在101學校這種權力叢林中形成的動物本能。他已經看清了杜林身後那座大山的重量，那是他這種 “留用人員後代” 無法逾越的屏障。

慘烈的“處決”：關於失敗的極權美學

踩死“紅頭”： 當杜林嘟囔着“敗將、逃兵、叛徒”時，他已經將蟋蟀政治化了。在他的邏輯里，失敗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忠誠度”的問題。這種“軍法無情” 的冷酷，實際上是那種家庭背景下耳濡目染的權力邏輯的病態投射。

碾死“黑頭”： 這是最純粹的惡。因為“黑頭” 的勝利讓他感到了羞辱：一個邊緣人的東西怎麼能戰勝 “白樓” 的精英？他不能讓對方繼續擁有這種 “冒犯” 的資本。他處決的不是蟋蟀，而是董逼猴 “贏的權利” 。

杜林對“紅頭”和“黑頭”的隨意處決行為，折射出他的特權心理：生死榮辱由他或者“他們”說了算。他們生來就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氣魄。

董逼猴的“狡兔三窟”：未雨綢繆的止損智慧

我感嘆董逼猴的生存智慧。

風險前置： 他預判到了杜林的蠻橫，所以帶去的是“老八”而非“老大”。這就是資產風險隔離。他寧可損失一個“老八”，也要保住自己的核心資產（“老大”和“28星宿”）。

精神補償： 他迅速將現實的重大損失（“黑頭”慘死）轉化為精神上的勝利——“我滅了白樓老大”。這是“阿Q精神” 的實用主義版本，也是弱者在殘酷環境下保持心理不崩塌的救生圈。

認知的局限：當“江湖經驗”遇到“衙內邏輯”

董逼猴後來的反思非常有意思，他用“解放軍爭取敵方將領起義”的邏輯去套用杜林的行為。

錯位的分析： 董認為“強者”應該是理性的、功利的（收編好蟋蟀）；但他沒意識到，杜林這類人追求的不是“好東西”，而是“絕對的掌控感”。

《反杜林論》的黑色幽默：董用混亂的知識結構去消解對強權的恐懼。這種“廉價的安慰劑” 雖然滑稽幽默，卻是他在那個壓抑年代裡稀有的思想鴉片。

區分“令尊”與“衙內”

“令尊” 們（第一代）往往經歷過殘酷的鬥爭，懂得力量的平衡與資源（包括人心）的凝聚和收編（統戰思維）。

“衙內” 們（第二代）則往往只有權力帶來的傲慢，沒有支撐權力的歷練。他們的破壞力往往是不計成本、不求邏輯的，純粹是為了排泄負面情緒或者宣示特權。

階層間的對決與“黑頭“的悲劇

這個故事寫出了一種極致的荒誕：在三里河的一個角落，兩個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少年通過兩隻小蟲子進行了一場關乎階層、面子和生死的較量。結果是，贏的人（董逼猴）戰戰兢兢地保住了精神勝利，輸的人（杜林）通過肉體消滅對方來挽回了一個統治階層後代的顏面。

而那個叫聲戛然而止的“黑頭”，就像那個時代許多無辜的生命一樣，僅僅因為表現得“太優秀”而觸怒了某種蠻橫的秩序，從而在一怒之下被無情地碾死。

造反兵團正副司令的橫空出世

有一天，在一種很無聊很壓抑的氣氛中，董逼猴突然對我說，我也想搞一個“組織”。

我問：怎麼搞？你有什麼？

董說：我有人，有槍，有錢，有權。

我問：人呢？

董說：你們不都是嘛？中共“一大“開會的時候全國的黨員也就是50多人。人不在多，而在“有”。

我問：那槍呢？

董說：我有兩隻手槍，還有子彈。不信晚上你到我家來看。

當天晚上，他父母都不在家，我去他家看到了他藏的兩隻“手槍”——其實就是運動場上的發令槍，不過倒是銀光閃閃，令人羨慕。他說的“子彈”，就是發令槍專用的“砸炮”彈，約有上百發。可能是他趁亂在101學校偷出來的。

我說：這個我見過，是發令槍，不是真的。

董說：發令槍也是槍，至少可以嚇嚇沒見過槍的人。把它別在腰裡鼓鼓囊囊誰敢說不是真的？到時候可能真會有用。以後你就告訴其他人，在我家裡已經見過“槍”了，你沒撒謊，也沒有人會追問這個槍是真是假，這樣就過去了，我以後也不會再讓別人來家裡驗槍了，到你為止。

這麼看，董逼猴的算計是讓我幫助他製造和維護一個模糊的“有槍”的假象。

後來我中學畢業後在河南插隊落戶，我的一個胡作非為的老同學（顧文豪，也是知青，但從來不參加勞動），居然帶領一夥知青用發令槍在一個村子裡把一個生產大隊的民兵連給繳械了——他們繳獲了20多枝真槍。顧文豪為此被判了10年徒刑，這是後話，暫且按住不表。總之，發令槍有時真的可以以假亂真當真槍用。

“有錢”是怎麼回事？

董還真的有錢。因為他在101學校上學，他父母長期給他錢買汽車月票，每月2元，一直沒有中斷過（他們似乎不知道因為 “文革” 董已經很久不去上學了），他把這些錢都攢了起來，很富。

“有權”呢？

董在101學校設法搞了一個空白介紹信——就是一張白紙，下方有一個圓形紅印，赫然寫着：“北京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一零一中學分委會印”。有了這個，發展組織就有了合法性的依據。

董要求我交錢“入股”。

我的錢很少，是我從平時可以支配的零錢里積攢的，總共才5角3分。

董早已想好了花錢的地方：我們成立的組織，第一步就是做一個印章。他在南禮士路已經看好了一家印章社，憑介紹信就可以為我們製作新印章。總共花費是1元6角。他要我出5角3分（這就是說，我要拿出我的所有積蓄），他出1元7分，我們做一個“首都二七造反兵團印” 的印章，這樣，“首都二七造反兵團”這個組織就算成立了，他任司令，我任副司令。

組織的名稱細節：叫“首都”沒有錯，因為我們的組織在北京；叫“二七”也恰當，當時很多組織都是這麼叫的；沒有用“紅衛兵”這幾個時髦字是準確的，因為我們不是紅衛兵；“造反”兩個字是必須的，因為主席說：造反有理；叫“兵團”也是當時的時尚，而且有氣派，在想象上也是可大可小無可爭議。另外，既然是“兵團”，設立正副司令也是必要的責任分工和定製。總之，一切合情合理。

出於對董的習慣性服從或者說盲從，我完全同意。

後面的事就都順理成章地發生了：我們用那張空白介紹信，製作了印章。用這個印章又做了約70張空白介紹信。我分得了10張，董自己留下60張。他說，給你多了也沒用。

他是對的：我的10張介紹信沒有派上用場，以後就遺失了（也許疊飛機或者畫畫玩兒了）。

董的60張介紹信倒是派上了大用場：他用這些介紹信到全國各地造反組織中去“串聯”——實際上是做免費或半免費旅遊，因此去了很多地方，在當地都有各種招待。當然，在那些地方，他沒有自稱自己是“司令”，而是謙虛地說自己是司令的特別代表或者特派聯絡員，是代表司令本人去串聯的，以後如果他們去北京串聯，他的司令和組織也會全程提供招待和接應。

【附註】

文革時期的全國性“大串聯”運動的持續時間是1966年8月至1967年3月。董逼猴到各地“串聯”的時候，雖然“大串聯”已經停止了，但是他是一個會鑽空子有辦法的人。他憑藉着60張空白介紹信和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的本領，加上他的積蓄墊底作後盾，居然也 “串” 了一大圈後凱旋而歸，回來後，讓眾人刮目相看，也讓人聯想起孫悟空學藝後第一次回到東勝神州的花果山時的景況。

在這以後，因為董的知識和見識獲得了巨大的擴充和提升，他變得更“逼猴”了——狡狤中多了一些傲慢，以致似乎對我們這個年齡的“小朋友”也變得疏遠了。

【點評】

這段故事講董逼猴如何從一個“江湖遊俠”自覺地變成一個“政治投機者”，同時描述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符號溢價”現象。

權力的四大支柱：董逼猴的“資本論”

董對組織成立的“四要素”分析——人、槍、錢、權，展現了他超越同齡人的政治直覺。

“槍” ：製造模糊威懾。 那個時代的恐懼往往來源於“未知”。他讓我看槍，不是為了顯擺，而是為了找一個“信用背書人”。只要我這個“誠實的孩子” 說見過他的槍，那麼在外部輿論中，他就是真的 “有武裝” 的人。顧文豪繳械民兵連的案例，佐證了董逼猴這種 “認知作戰” 在亂世中的真實威力。

“錢” ：月票錢的原始積累。 這種“剋扣父母的教育投資”轉為“政治啟動資金”的做法，既荒誕又極其寫實。在2元月票錢里，他完成了最早的 “財務自由” 。

“權” ：公章的魔力。 在那個極度依賴行政證明的年代，一枚印章就是一切。他弄到的那張101中學的空白介紹信，實際上是借用了 “正統血脈” 的力量。

眾籌式“入股”：第一次商業邏輯啟蒙

那5角3分錢在本質上是一場風險投資（VC）。

合伙人制度： 董不僅出大頭，還給了我一個“副司令”的頭銜。他懂得利益捆綁——如果我不出錢，我只是個跟班；我出了傾家蕩產的5角3分，我就成了利益共同體。

品牌的命名學： “首都二七造反兵團”這個名字，完美規避了血統缺陷（不用紅衛兵），又精準蹭到了時代熱度（二七、造反、兵團）。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品牌定位。

“介紹信” 的無限套利：權力的流動性

故事中那70張空白介紹信，是那個時代的“原始股”或“無限流量包”的一種硬通貨。

資源的馬太效應： 他給我10張，自留60張，因為他知道我沒有“變現能力”。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我把權力變成了紙飛機，而他把權力變成了“全球通”。

虛銜的運用： 董在串聯時自稱“特別代表”而非“司令”，這是他最聰明的地方。這種“代議制” 的幌子既顯得神秘（背後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和深不可測的司令），又方便他在面對地方接待時進退自如。這種 “空頭支票” 換取的去全國各地旅遊時的接待，完成了他的原始見識積累。

“逼猴” 的終極進化：見識帶來的階層鴻溝

認知的降維： 隨着他走遍全國，利用那套虛假的印章系統騙取了真實的社會資源後，他的眼界已經不再局限於圓明園和逮蟋蟀的農田。

疏遠感： 他完成了從“孩子頭”向“社會投機分子”的轉型。當他開始疏遠我們這些“小朋友” 時，說明他已經正式進入了成人世界的權謀遊戲，甚至可能在籌劃更大的 “局” 。

關於“以假亂真”的時代反思

用發令槍繳械民兵連的故事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在秩序崩塌的年代，“相信”本身就是力量。董深諳此道，他用5角3分和我這個見證人，構建了一個龐大的虛假信用體系，並用它套現了真實的世界。

從“司令”看中國草莽歷史人物

因為在兒時有董對我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以後在我的成長和學習中見識到的一些出身草莽的歷史人物的故事，如關於劉邦、楊幺、宋江、陳友諒、朱元璋、張作霖的等，讀來不令我感到陌生，而是有“似曾相識”的感受。

當然，董渺小得多——不是指他產生的社會影響力，而是指他的為人風格和做派——董不缺乏智慧和算計，但是都是小聰明小伎倆，缺少豪爽、包容、大度、個人魅力。他可以是一個高執行力的獨行者，但不是一個為了事業的成功和理想的實現能夠犧牲自己眼前利益和屈尊合作的人。

他雖然是101中學的學生，但是在情感上一直與那些有紅色家庭背景的同學們沒有交集，沒有朋友，潔身自好，格格不入。101中學的人脈資源對他來說是不相干的。

他帶領我們去逮蟋蟀，但是從來沒有把好的蟋蟀分給我們（儘管他許諾過，但是一次都沒有兌現過），最終使我們離心離德，學到本領後去“自闖江湖”和“自立門戶”。

他在杜林目前表現得非常卑微和膽怯，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敢說，事後也沒有報復的舉動甚至連假想的報復計劃也沒有，毫無作為。讓我們這些小孩子都感到了無法忍受的恥辱和窩囊。

他只敢痛打楊玉那樣的弱者，這與他面對杜林時表現出的慫樣作對比，顯得更加不堪。假設那天他出手打杜林或者出口罵杜林，即使吃了虧，又如何？他不願吃一點兒“眼前虧”，這是他為人的底色和原則。

他只願在面對巨大動盪時，為避險做“微調”，但是沒有全局觀和戰略眼光，所以只能是時代大潮中的一個隨波逐流者——他把自己的聰明用在了改變身姿規避每一個襲來的微小浪花上，卻忘記了本可以躍身在浪花之上看清潮流的走向而做點兒什麼。

他沒有理想。

那些草莽歷史人物的優點，在聰明的董逼猴身上完全找不到。

在以後的歲月中，他也沒有改變，他仍然是那個董逼猴，依然獨往獨來，俗人一個。

不同的是，人老了。

嘆氣。

鬥蟋蟀

（文革發動60周年紀念文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