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因斯坦逝世七十周年之際的聯想 （清明，也是紀念愛因斯坦逝世的時節。這篇文章寫於去年——即2025年）
1955年4月18日，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逝世，享年76歲。按現在的標準，他當時還正當盛年。這不，川普今年都79歲了，折騰得正起勁兒呢。 除了科學，愛因斯坦的人文思想，也是非常獨特富於個性的。例如，他晚年時把生死看得比較淡，能夠放得下。 這天，1955年4月17日，愛因斯坦因腹主動脈瘤破裂導致內出血住院。這一動脈瘤早在1948年時曾由魯道夫·尼森（Rudolph Nissen）醫生通過手術加固。愛因斯坦還帶着一份正在草擬中的演講稿入院：他在為紀念以色列建國七周年準備在電視上發表的演講準備講稿。不幸，他未能完成它。 住院後，愛因斯坦拒絕再一次進行手術治療。他居然說：“我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用人為手段延長生命是沒有品位的。我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是時候離開了。我會優雅地離去。”次日清晨，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醫院（全稱是Princeton Medical Center, 現在還在）去世。 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已經完成了他來到這個世界的使命，離開得正是時候，沒有什麼可以再讓他牽掛糾結遺憾留戀的了，也無需給世人有照顧他的機會，不留麻煩。他離去時的瀟灑和決絕令後人感嘆和感念。 1965年12月13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的一場紀念講座中，核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也是他的同事，這樣總結他對愛因斯坦作為一個人的印象： “他幾乎完全沒有世故，也完全沒有俗氣。他身上始終帶着一種奇妙的純真，這種純真既像孩子般天真，又有着深沉的執拗。” 愛因斯坦唯一的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當時他是在一次環球旅行的過程中順道到訪的。這次旅行的起點是歐洲，經由中東、斯里蘭卡、日本等地，最終返回德國，而中國只是其中的一站。訪問時間與行程概況：1922年12月24日，抵達上海；停留約 五天，主要活動集中在上海；1923年1月2日，搭船前往日本；在上海，愛因斯坦主要進行了與當地德僑和文化界人士的接觸、在德國僑民學校短暫演講（非公開大型學術報告）、參觀市容和感受東方文化；訪問期間未對中國高校或學術機構安排正式訪問。 愛因斯坦在旅途中寫下的日記和書信，後來被整理出版為《愛因斯坦旅行日記》（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2018年首次英文出版）。在日記中，他寫下了在上海的短暫逗留時，對中國人社會行為和生活方式的觀察。他寫道： “中國人勤勞，但思想呆板。”
“中國人甚至連孩子都坐着不動，面無表情，好像機器人。”
“這些中國人是一個特別奇怪的民族，如果他們能取代其他民族的話，毫無疑問是非常遺憾的。” 在1930年代，他曾支持中國的青年科學家，並鼓勵中國與世界科學界接軌，並為清華大學的一些教授和學生寫過推薦信（例如趙忠堯）。 【註記】趙忠堯（1902—1998），杭州人，是發現正電子的實驗先驅。趙早年赴美國留學，在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家羅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932年諾獎得主）指導下研讀。在此期間，他使用放射源轟擊重元素，觀察到了一個異常的現象，即：高能伽馬射線通過物質時產生了帶正電的粒子。他記錄下了這些“不可思議的軌跡” ，但由於當時理論尚不明確，他沒有確認這些是正電子。文章寫出後與同學卡爾![]() ·安德森（Carl Anderson）聯名於1930年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1932年，安德森在雲室實驗再次清晰地拍攝下了同樣的軌跡，並解釋和確認了這是正電子軌跡。很快，安德森的工作以單獨作者的一篇2頁紙論文的形式發表在1932年的《科學》雜誌上，並在4年後，即193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他才31歲。換言之，趙忠堯的工作為安德森的發現提供了重要線索，但後者重複了實驗同時還得到了正確的解釋。後來，趙被認為是 “發現正電子的第一人但未獲諾貝爾獎” 。安德森晚年也說趙本應該獲諾獎。 應該指出的是，早在幾年前的1928年，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就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上發表了他的以數學構造推理為基礎的正電子理論。關於這個，趙忠堯可能真不知道。而安德森卻沒有放棄探索他們共同發表的關於“不可思議的軌跡”的問題，並最終找到了解釋，使得他們觀察到的神秘軌跡成為完全可以思議的期待中的事件。這時，1932年，趙忠堯已經離開美國回到中國的清華大學任教，而安德森則繼續了他們的實驗研究並在理論解釋上獲得突破，終於完成了整個研究， 使得理論和實驗達成了完美的契合和輝映。 一些物理史學者認為，趙忠堯是“正電子發現之父”，只可惜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發現的意義。 愛因斯坦甚至稱趙忠堯為“因缺乏理論背景而錯過諾獎的可惜天才”。 他的這個看法，對當今有志於學術探索的人們，仍然有深刻的意義。 愛因斯坦在與華人學生接觸時，對他們的聰明、謙遜和勤奮表示好感。當時中國學界盛行“科學救國” 理念，留學生們普遍充滿理想主義，這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這個景象，在1980年代在中國重現。然而，在現在的中國，這種景象似乎已經完全消失了。） 據美國物理學會檔案記載，他曾說： “這些年輕的中國人所缺的，只是一個沒有戰亂的國家。他們將來一定能成為一股強大的科學力量。” 愛因斯坦的話，今天看，似乎仍然沒有過時，但是不完全對。對這句話需要加以的補充是： 一個國家不僅要沒有戰亂，更要有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和個人尊嚴，才有可能孕育出真正強大的科學力量。 無疑，中國的智力和學術創新潛力巨大。但是，沒有自由、獨立和尊嚴，聰明的頭腦往往會成為思想附庸。 難怪，雖然愛因斯坦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態持批評態度，他還清楚地表達說，“知識分子的覺醒”將是中國的希望所在。這個“覺醒”含義更深，它包含了“思想解放”的概念。 畢竟是愛因斯坦。 冥冥之中，他，來到這個世界，肯定是負有使命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除了他對人類思想的貢獻外，他還自帶了無法解釋的數字奧秘，用他的生卒日期進行了暗示。 他出生於1879年3月14日，公認314是一個“圓周率”日。 他逝世於1955年4月18日。418原來並非是一個特別的數字，但是因為他，這個日期被人們記住了。 現在讓我們揭示他的生卒日期所包含的奧秘。 出生日期1879.3.14 的數字和是1+8+7+9+3+1+4=33 逝世日期1955.4.18的數字和是1+9+5+5+4+1+8=33 這樣完美而奇特的數字巧合，極有可能是一種“天命”的昭示。 所以，愛因斯坦的來去，似乎真的存在於冥冥之中。 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牛頓去世後，為他寫了一句極為有名的悼詞，鐫刻於紀念牛頓的西敏寺紀念碑上：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翻譯成中文： “自然與自然的規律隱沒在黑夜之中；
上帝說：讓牛頓出現吧！於是，萬物皆被照亮。” 若果真如此，萬事皆在冥冥之中。 若果真如此，世事都無需糾結了。 都是好消息嘛。 今天，謹以此文紀念愛因斯坦逝世七十周年。 
1922年冬，愛因斯坦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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