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登上高山”——小記以身試法以卵擊石的行動者許志永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1968年4月3日晚間（即遇刺身亡的前一天），於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發表了著名的最後演說，史稱《我曾登上高山》（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這篇演講長達40多分鐘，主要為了支持當地黑人環衛工人的罷工抗議，並呼籲非暴力抗爭。

在演講的最後，他仿佛預感到了自己的命運，留下了一段極為震撼、被後世視為“天鵝之歌”的預言性結語。以下是這段高潮部分的全文中英文對照。

（中文譯文）

那麼，我不知道現在會發生什麼。我們前面還有艱難的日子。但這對我來說真的無所謂了，因為我曾登上高山。

我不在乎。像任何人一樣，我也希望活得長久——長壽自有其價值。但現在我並不關心這個。我只想履行上帝的旨意。祂允許我登上高山。我向前方望去，我看到了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

我可能無法與你們一同到達那裡。但今晚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作為一個整體，一定會到達應許之地！

所以今晚我很幸福。我不再擔心任何事。我不懼怕任何人。我的雙眼已經看到了主降臨的榮光！

（英文原文）

Well, I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ow. We've got some difficult days ahead. But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with me now, because I've been to the mountain top.

And I don't mind. Like anybody, I would like to live a long life; longevity has its place. But I'm not concerned about that now. I just want to do God's will. And He's allowed me to go up to the mountain. And I've looked over. And I've seen the Promised Land.

I may not get there with you. But I want you to know tonight, that we, as a people, will get to the Promised Land!

And so I'm happy tonight, I'm not worried about anything. I'm not fearing any man.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演說背景與意象解讀

摩西的隱喻： “登上高山”和“應許之地”典出《聖經·舊約》。上帝帶領先知摩西逃離埃及，但摩西因故未能在有生之年帶人民進入“應許之地”迦南，只能在臨終前登上尼波山，從遠處眺望那片土地。馬丁·路德·金在此將自己比作摩西，預示着自己可能無法親眼看到民權運動取得最終勝利的那一天，但他堅信人民終將贏得自由。

最後的榮光： 演講的最後一句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引用自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著名愛國歌曲《共和國戰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的第一句。

這段演講結束後不到24小時，馬丁·路德·金在下榻的洛林汽車旅館陽台上遭遇槍擊身亡。這段話也因此成為了他留給世界最著名的告別詞。

西方媒體，如《紐約時報》，有時將許志永與馬丁·路德·金相提並論，主要是因為兩人在行動策略、核心價值觀以及面對體制壓迫時的態度上，有着高度相似的理想主義色彩。這種類比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堅持“非暴力”與法律途徑

馬丁·路德·金受到甘地思想的啟發，堅持通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和平遊行和法律訴訟來爭取黑人權利，堅決反對暴力暴動。

許志永有法學博士背景，他發起的“新公民運動”始終強調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活動。他倡導的行動——如要求官員財產公開、爭取隨遷子女高考權——都是通過遞交建議書、溫和聚會等合法、非暴力的方式進行。

核心精神的重合：“自由、公義、愛”

馬丁·路德·金最著名的力量源泉是基督教的“愛與和解”，他強調抗爭是為了實現正義，而不是為了播種仇恨。

許志永闡述“新公民運動”時，幾乎採取了完全相同的精神架構。他把“自由、公義、愛”定為核心價值觀，並特別寫道：“愛不僅是情感，更是超越性的力量。新公民運動追求真相與正義，但從不放棄和解的願望和努力。”

這種試圖用“愛”來化解政治仇恨、喚醒社會良知的修辭，具有強烈的馬丁·路德·金式敘事風格。

“從監獄寫出的聲音”

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監獄服刑時寫下了著名的《伯明翰監獄書簡》，成為民權運動的經典文獻。

許志永多次入獄，無論是在獄中還是在流亡途中，他寫下的《勸退書》和《美好中國》等文章，都如同一種政治受難者的宣言，通過自身的苦難來彰顯理念的道德力量。

現實環境的巨大差異

雖然這種道德和策略上的類比很直觀很相似，但許多政治學者和歷史觀察家也指出，許志永處的時代和政治環境，比當年的馬丁·路德·金要嚴酷得多。

法律與制度彈性： 馬丁·路德·金時期的美國，雖然種族隔離制度根深蒂固，但憲法框架、獨立的司法體系、自由的媒體輿論以及國會的博弈空間依然存在。民權運動可以通過電視直播引發全國同情，通過最高法院的判決（如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來倒逼立法。

社會監控的密度： 許志永面對的是一個高科技數字化威權體制。在這裡，沒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媒體作為槓桿，任何民間組織化的苗頭都會被大數據和密集的監控網在雛形狀態切斷。

因此，西方媒體將他比作馬丁·路德·金，更多的是在精神特質和歷史定位上給予他最高的道德評價；但在實際效果上，由於兩國的政治土壤截然不同，許志永未能像馬丁·路德·金那樣成功掀起一場席捲全國並最終改變法律的群眾運動，但卻付出了極其沉重的個人自由代價。

許志永的言論和理念

許志永的言論和文章非常多，他的核心思想經歷了從早期的法律維權與制度改良，到中期的公民精神倡導，再到後期的直接政治訴求的轉變。

他的主要言論和理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新公民運動》——自由、公義、愛

在2012年前後，許志永系統性地提出了“新公民運動”的理論。他試圖為中國民間社會尋找一種溫和、理性、非暴力的凝聚性信仰。

關於“公民”的定義：“公民不是草民，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執政者的權力必須來自全體公民的選舉，永遠告別‘槍桿子政權’的野蠻邏輯。公民不是順民和暴民，公民是正義秩序中的幸福分享者和責任擔當者，正直坦蕩，溫和理性。”

關於新公民精神：他提出了“自由、公義、愛”的核心價值觀。他說：“自由意味着獨立追求信仰、思想、表達和生活的自主、自尊、真實。公義是社會底線，是核心規則。愛不僅是情感，更是超越性的力量，新公民運動追求真相與正義，但從不放棄和解的願望和努力。”

《勸退書》——逃亡中的激進發聲

2019年底“廈門聚會案”爆發後，許志永展開了為期數月的國內逃亡。在匿藏期間，他於2020年2月發表了一篇震動海內外的公開信——《勸退書》，直接將矛頭指向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批評其執政政策並呼籲其讓位。

批評治理能力（抓大放小）：“政治家懂治國理政，抓大放小。鄧手握橋牌，大事底定。您身兼十組組長，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廁所一鍋燉。文山會海多如牛毛，看一遍亦顧不暇，怎能高瞻遠矚治國理政？自己不擅長，交給擅長者，此政治家基本素養。”

直言不諱的勸退：“政治家決策有現實感，有判斷力，知可行不可行。可您的大手筆，如雄安新區、一帶一路、精準扶貧，為不可為，卻不自知。七年前，我寫過公開信，希望您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那曾是國民眾望。您把我投入監獄四年。如今，國民眾望已成泡影。習近平先生，您讓位吧。”

《美好中國》——法庭陳述

2023年，在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4年的庭審中，許志永發表了題為《美好中國》的法庭辯護陳述。在這篇陳述中，他描繪了自己夢想中的未來中國的模樣。

關於民主與主權：“我想有一個夢想，美好中國，美麗且自由，公正、幸福。那是民主中國。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黨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國家，政權出自選票，而非槍桿子。人民定期選舉議員、市長、省長、總統，權為民所賦，民有、民治、民享。”

批評網絡與社會監控：“我厭惡權力橫行、人性扭曲的社會。少數官僚決定13億人信什麼主義，說什麼話語，聽什麼新聞，看什麼電影。他們築起高文化防火牆，隔離了中國與文明的世界，豢養數百萬網監、網警、網評員，扼殺人民的聲音。他們用數億攝像頭和大數據打造密不透風的監控網，使國人在權力面前如同赤身裸體。”

許志永的幾次社會實踐行動

許志永在中國法治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其經歷和行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孫志剛事件與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

2003年，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廣州因無暫住證被收容並在收容遣送站被毆打致死。當時剛獲得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許志永，與滕彪、俞江三位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建議書，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這一舉動引發了巨大的社會迴響，並最終促成了國務院在同年廢除該收容遣送制度。這也是中國法學界和民間行動者通過法律途徑推動體制變革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創立“公盟”與法律維權

2003年，許志勇與多位學者、律師共同創辦了“陽光憲政”（後更名為“公盟”）。公盟作為一個民間公益組織，積極參與了大量維權個案和政策倡導，例如：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家長提供法律援助；推動“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的民間參選與監督；長期關注並倡導取消大城市隨遷子女的高考戶籍限制（推動教育平權）。

發起“新公民運動”

2012年，許志永發表了《中國新公民運動》等文章，正式提出了“新公民運動”的概念。該運動的核心主張是倡導大家告別“臣民”心態，踐行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與義務。運動的具體訴求包括：推動官員財產公開；促進教育資源均等化；倡導公民自由聚會、守法互助，並以“自由、公義、愛”作為核心價值觀。

許志永的境遇

2014年， 他因推動官員財產公開和教育平權，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2019年12月，他參與了在廈門舉辦的一場民間人士閉門聚會（即“廈門聚會案”）。隨後在2020年2月被警方帶走。2023年4月，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許志永有期徒刑14年。

許志永行為的合法性

許志永作為律師，相信自己的行動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護的而不是懲戒。

“依憲維權”的法理依據：在法理上，許志永等法律人提出的許多訴求，其行動根基的合法性來自於《中國憲法》的明文規定。包括：

言論與結社自由：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監督權與批評權： 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官員財產公開與教育平權： 他們倡導的“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和“爭取農民工子女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教育平權）”，在法理上被認為屬於公民履行監督權以及追求憲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體現。

因此，從許志永等維權人士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行動不僅沒有違法，反而是在踐行和捍衛憲法的權威。他們試圖通過個案或公開倡議，來激活中國憲法中那些長期未能落實的公民權利條款。

憲法條文與政治現實的錯位

然而，許志永所遭遇的法律困境，恰恰在於中國法律體系在具體運行中，憲法條文與刑法條文、以及政治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位差。

刑法罪名的定罪邏輯： 在實際司法審判中，法院很少直接引用憲法條文來作為辯護或定罪的依據（中國法院不實行憲法司法化，無法直接援引憲法條款審判個案）。當局在指控其行動時，使用的是《刑法》中的具體罪名（如早期的“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以及後來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在官方的指控邏輯中，他的集會、公開倡議等行為，被認定為超出了合法表達的邊界，構成了對國家政權和公共秩序的實質危害。

憲法解釋權的歸屬： 《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憲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意味着，某項具體行動究竟是屬於“憲法保護的公民表達”，還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最終的定性和解釋權在官方機構，而非公民個體或律師。

許志永作為法學學者，當然非常清楚《中國憲法》的條文內容。他之所以選擇這些行動，並非不知道其中的政治風險，而是試圖以法律人的身份，去測試憲法條文在現實中落地的邊界。

這種“明知而為之”的行動，反映了中國維權法律人群體的一種普遍困境：他們試圖用憲法作為護身符和武器，但在現行的司法體制和政治邏輯下，具體的刑法條文和維穩機制往往壓倒了憲法對公民權利的抽象保護。

許志永其人

許志永於1973年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權縣，經歷了豫東地區的麥浪和艱辛。豫東平原是中國典型的傳統農業區。在這裡長大的經歷，讓他從童年起就對中國最底層農民的生存狀態、戶籍制度帶來的不平等以及公權力的底層運作生態，有着最直觀、最深刻的記憶。這種“泥土氣”使得他日後的法學研究沒有停留在象牙塔里，而是始終關注社會的邊緣與弱者。

他的求學歷程是一個典型的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知識分子的經歷：1990年，他考入蘭州大學法律系，並在此完成了本科和碩士學業。在這段時期，他開始系統接受現代法學訓練，法治與憲政的思想開始萌芽。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師從法學家朱蘇力，並在2002年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北大的求學經歷將他推向了中國法學研究的最前沿，也讓他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法律學者。博士畢業後，許志永進入北京郵電大學文法學院擔任講師，並逐步開啟了他的社會實踐。

以身試法以卵擊石的行動者

在許多實用主義者或普通人看來，許志永的做法無異於拿血肉之軀去撞擊堅固的體制機器，極為不智。但深入剖析他的言論與思想，這種選擇有着非常自洽的精神邏輯。

底層出身帶來的“悲憫與道義責任”： 許志永曾在文章中反覆提及自己對中國底層社會苦難的感知。他認為，知識分子的特權和知識不是用來謀取個人安逸的，而是上天賦予他們為無聲者發聲的責任。對於體制內的頭銜、大學教師的安穩生活，他有意識地將其視作可以隨時為正義付出的成本，而不是牽絆自己的繩索。

“知行合一”的純粹理想主義：許志永不是政客，而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信奉“我們是怎樣的，中國便是怎樣的”。他認為，如果每個人都因為恐懼而選擇沉默和順從，那麼社會將永遠停留在黑暗中。必須有人率先站出來，用行動去彰顯公民的尊嚴。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殉道者心態，使他把坐牢和承受苦難看作是推動中國走向憲政必然要交付的代價。

非暴力抗爭與“真理的力量”：作為法學者，他深信甘地、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抗爭哲學。他之所以顯得“以卵擊石”，是因為他相信“卵”里包裹的是真理與道義，而“石”雖然堅硬，內部卻充滿了對失去權力的恐懼與虛弱。他試圖通過個人的受難，去喚醒更多普通人的公民意識，解構體制帶來的恐懼感。

對於許志永而言，“以卵擊石”，並不是盲目的自殺式衝鋒，而是一場由法學理性和聖徒人格共同驅使的“以身試法”和精神抗爭。

無論世人對其行動的效果如何評價，他都在中國法治史與公民運動史上，留下了一個厚重而清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