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殺妻”疑案

“項英殺妻”是一個在中共黨史和民間歷史敘事中極具悲劇色彩並充滿着歷史迷霧的殘酷事件。它發生在中共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的1935年前後，時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和軍區司令員的項英，據說下令或親自開槍處決了他的妻子張亮 （福建武平人，生於1914年）。

歷史背景 

話說1934年紅軍主力長征後，項英、陳毅等人率領殘部留守南方，開展了極其艱苦、命懸一線的“三年游擊戰”。在國民黨軍隊的層層搜剿下，游擊隊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生存環境退化到了原始森林的極限邊緣。

在這種生存高壓下，黨組織內部的安全審查和對“叛徒”的恐懼達到了病態的巔峰。任何一絲風吹草動或者無法自證清白的經歷，在冷酷的肅反邏輯和“保大局”面前，都會引來殺身之禍。

關於這段歷史，有一出好看的影視作品《浴血堅持》（電視劇）值得推薦。

“殺妻”事件的兩個歷史版本

關於項英妻子張亮（據說當時懷有身孕或剛生產不久）的結局，流傳着兩個性質同樣殘酷的版本。

版本一：因涉嫌“出賣瞿秋白”而被項英下令處決（最流傳的政治悲劇版本）

1935年初，留守蘇區的瞿秋白、何叔衡、張亮、周月林等人試圖突圍去香港，途中遭遇國民黨軍隊攔截。何叔衡當場犧牲，瞿秋白因身份暴露在福建長汀被俘並就義。而同行的張亮和周月林在被關押一段時間後，由於身份未被識破，最終保釋出獄。（這段敘事，在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裡有描寫。）

當張亮歷經千辛萬苦回到游擊區找到丈夫項英時，迎接她的不是重逢的喜悅，而是冷酷的政治審判。當時組織上認定是張亮和周月林出賣了瞿秋白。在宏大的“黨的利益與領袖清白”面前，個人的委屈和夫妻恩情根本不值一提。據部分當事人回憶和民間記述，以原則性強著稱的項英在盛怒與政治自律下，親自或下令將張亮處決。

版本二：並非項英所殺，而是被錯殺或死於全面抗戰爆發後（黨史後來的澄清）

後來的黨史檔案（特別是周月林在文革後獲得平反、澄清瞿秋白暴露其實另有叛徒出賣）指出，張亮當時並未被項英當場殺害，而是被長期隔離審查，在皖南事變前後下落不明或被誤殺。

1988年，我在明尼蘇達大學東亞圖書館第一次讀到了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裡對這個事件的記述。

據張國燾敘述，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當項英和陳毅率領的南方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後，張亮歷經千辛萬苦死裡逃生從國民黨的監獄裡逃出來，前往新四軍軍部尋找丈夫。

張國濤寫道，項英見到妻子後的第一反應，不是久別重逢的溫存，而是高度的政治警惕與冷酷。

項英當場對張亮進行了嚴厲的盤問：“瞿秋白同志犧牲了，為何你和周月林能活着出來？你是不是當了叛徒、向敵人自首了才被放出來的？”

張亮面對丈夫如同審判官一樣的面孔，百口莫辯。在那種極端的“肅反”慣性下，任何無法解釋的倖存，都被等同於背叛。

張國燾繼續寫道，項英為了向組織表明自己絕無私心，在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而僅僅憑着主觀懷疑的情況下，掏出手槍親自將懷有身孕的妻子開槍打死在屋裡。

歷史的反諷（周月林被平反） 

在1980年代，當年和張亮一同被捕的周月林（曾任紅軍婦女局局長）在經歷了數十年牢獄之災後，終於獲得了平反。經過黨史部門查證，當年出賣瞿秋白的不是張亮

中共官方的態度

對於“項英殺妻”案，中共官方以及黨史學界在改革開放後，隨着大量歷史檔案的解密以及對當年肅反擴大化的反思，進行了長期的調查、澄清、定性。官方的正式態度如下。

徹底否定“項英主動開槍殺妻”的張國燾敘事：中共官方黨史研究機構（如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以及主流黨史專家，明確否定了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關於“項英因政治猜忌親自動手開槍打死張亮”的說法。官方給出的反駁證據和邏輯主要有兩點：1. 張國燾並非現場目擊者——張亮回到游擊區（或新四軍軍部）時，張國燾遠在延安，他與項英、陳毅等人隔絕數千里，其回憶錄中的細節多屬於“聽聞”或為了反共敘事而進行的文學化渲染。2. 新四軍核心將領的證言——根據陳毅、粟裕以及當時新四軍軍部秘書、衛生人員等當事人的回憶和組織審查記錄，項英雖然對張亮的脫險產生過嚴重的政治懷疑（因為當時紅軍高層對“瞿秋白暴露犧牲，同行女同志卻能生還”極為敏感），但項英並沒有私自掏槍殺人。

官方版本的敘事：張亮死於“誤殺”或“下落不明”。經過20世紀80年代“中組部全面複查歷史遺留案件”以及對瞿秋白案的徹底澄清，官方黨史最終對張亮的下落給出了相對統一、符合公文規範的表述，也綜合為兩點。1. 長期的隔離審查：張亮回到新四軍軍部後，確實因為無法自證清白，被組織上採取了嚴格的“隔離審查”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項英為了避嫌，也默認了組織對妻子的這種冷酷處理。2. 皖南事變前夕的“誤殺”：官方較為公認的結論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前夕，新四軍軍部在倉促組織轉移突圍的過程中，由於環境極其險惡，對政治犯和嫌疑人的處理極度粗暴。負責看守和鋤奸部門的個別幹部，認為帶上有“叛徒嫌疑”且懷有身孕（或帶着孩子）的張亮是個累贅，為了防止其再次落入敵手或泄密，在沒有經過法律程序的情況下，由保衛部門執行了秘密處決。此即“誤殺”說。除了“誤殺”說，還有“失蹤”說——如果張亮沒有被誤殺，後來她去了哪裡？有一種說法是：張亮在離開南昌後，由於長期背負着“嫌疑叛徒”的隱形政治審查，且與組織失去了聯繫，她輾轉前往了重慶等地，最終在戰亂或後來的內部審查中不幸含冤離世。也有資料提及她可能死於康生等人的極左審查，但與項英無關。

不難看出，上面的“誤殺”說和“失蹤”說導致離世的解釋都有明顯的“甩鍋”嫌疑，因為最後責任人都被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地被歸結為“個別幹部”或者“康生等人”這樣的黨史“棄兒”。這樣的作法不要太熟悉了。

項英其人其事

首先，項英是少數“敢頂”主席的人。

他於1898年出生在湖北省江夏縣（也就是今天的武漢市江夏區，後來他的家族移居到武昌），命運從武漢和長江流域的鋼鐵與碼頭工人中起步。所以不奇怪，他的性格（甚至包括相貌上）有着武漢人特別是武漢產業工人的鮮明痕跡。

在中共黨史和軍史上，他是極少數不僅在資歷上能與主席平起平坐，而且在實際工作中“敢頂”、甚至常常不執行延安黨中央和主席指示的高級領導人。

這種“敢頂”並不是後世演義里的個人恩怨，而是由他獨特的歷史資歷、黨內地位、以及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所決定的。

他的早期資歷——曾是主席的上級

工人運動領袖： 他是工人出身，參與領導了“二七大罷工”和“五卅運動”。在強調“工人階級成分”的六大時期，他深得斯大林的賞識，早早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蘇區時期： 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時，項英任代理書記兼軍委主席，而朱德、毛澤東當時是他的副主席。在寧都會議上，項英雖然態度相對溫和，但他當時也是主持會議、解除毛澤東軍事指揮權的領導人之一。

因為有這樣的“老資格”，項英在面對主席時，底氣遠比其它後期提拔的將領要足。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特殊心理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北上，而項英、陳毅等人被留在了南方蘇區。在接下來的三年裡，項英在贛粵邊境度過了極其慘烈和與世隔絕的“野人”般的游擊生活。

生死考驗鑄就的威望： 在國民黨的殘酷清剿下，項英不僅活了下來，還保存了新四軍的火種。陳毅後來曾評價：“中央蘇區過去還是一個模範區，是項英同志直接領導的。”

後遺症： 三年的斷聯，讓他對延安黨中央的實際變化缺乏切身體會。在他眼裡，自己是靠着自己的血汗在南方打下一片天的，因此在後來的新四軍時期，他極度珍視這支部隊，往往把新四軍看作是自己和南方游擊隊的“命根子”，輕易不願意動。

抗戰時期的“新四軍土皇帝”

國共合作後，新四軍成立。項英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雖然葉挺是軍長，但由於葉挺當時是非黨人士，新四軍的黨政軍大權實際上完全由項英獨攬。

在這一時期，項英與延安毛澤東的衝突達到了頂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敢頂”的方面。

戰略方向上“頂”： 毛澤東和延安中央多次發電報，要求新四軍“向北發展，向東作戰”，渡過長江去華北、蘇北廣闊的敵後建立根據地。但項英思想保守，迷信國民黨的“合法身份”，又捨不得離開經營多年的皖南山區，對中央“戰略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敷衍塞責。

政治路線上“頂”： 當時王明從蘇聯回國，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項英在東南局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王明的觀點，這與毛澤東強調的“獨立自主”針鋒相對。項英在內部開會時公開說：“延安懂什麼，他們只懂窯洞，不懂城市和長江流域。”

組織紀律上“頂”： 延安發給新四軍的很多電報，項英常常壓下不傳達，甚至連葉挺和新四軍其他高級將領都不知道中央的真實意圖。毛澤東曾多次發電報嚴厲批評項英“對中央指示不注意研究”、“缺乏黨性”。

歷史的悲劇結局

這種長期“敢頂”和對中央指示的消極執行，最終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1940年秋，國民黨頑固派已經在密謀圍剿皖南新四軍，毛澤東和中央連發數十封電報，催促項英迅速率部北移。項英卻因為顧慮重重、猶豫不決，一再推遲拔營時間。到了1941年1月，當他終於決定北移時，又擅自改變了中央批準的行軍路線，最終一頭撞進了國民黨精心布置的網羅，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新四軍軍部九千人幾近全軍覆沒，葉挺被俘，而項英在成功突圍隱蔽期間，被他一向寵信的副官劉厚總在睡夢中槍殺，時年43歲。

項英的再婚和遇難在時間線上的交疊 

項英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前夕與李又蘭結婚。但兩人的新婚生活極度短暫，成婚沒過幾天，1月4日新四軍軍部便開始北移，緊接着在1月6日遭遇伏擊，皖南事變爆發。

1941年1月14日，新四軍部隊奉命分頭突圍。項英在成功突圍後，與副參謀長周子昆等人隱蔽在安徽涇縣赤坑山的蜜蜂洞中，準備伺機北渡。不幸的是，在1941年3月13日深夜或14日凌晨，項英與周子昆在熟睡中被隨行副官劉厚總因見財起意（為劫掠兩人隨身攜帶的黃金、財物）槍殺，雙雙遇難。

項英的第二任妻子李又蘭，生於1919年，寧波人。項英犧牲後，李又蘭在次年與新四軍第三師副師長張愛萍結為夫妻，白頭偕老，人生圓滿。李於2012年去世，享年93歲。

李又蘭怎麼說

李又蘭作為皖南事變前夕與項英結婚的妻子，對項英在軍部期間的家庭和情感狀態應該非常了解。李又蘭在接受歷史學者和傳記作家訪談時明確證實，在新四軍軍部期間，項英沒有開槍打死過張亮。（注意：這裡為什麼要強調“在新四軍軍部”這個特別的場景而不是直接完全否認？）

疑點再現

從項英再婚這件事來看，他很可能知道張亮已死，而非“失蹤”。如此，“失蹤”說在當事人的視角看子虛烏有，在旁觀者的視角看不攻自破。那麼，他根據什麼確信她已死？另外，後來的文史作者又是如何想象得出解釋得通她失蹤了？如此看，當時她的確是死了。

有人質疑說，在那個時代，中共很多領袖，如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高崗等，在對待婚姻和男女關係方面是非常隨意和不自律的，所以項英再婚未必以知道張亮已死為前提。但是，這樣的質疑，對項英不適用。

在中共第一代高級將領和領導人中，項英在個人生活和作風上，被公認為是一個極其刻苦、嚴厲、甚至到了近乎自虐般自律的人。他是當時黨內極左、硬核的“禁欲主義”代表人物。

項英出身純正的工人階級，有近乎偏執的無產階級聖徒心理。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他和戰士們一起吃糠咽菜，沒有任何特權，這鑄就了他對物質和欲望的極端排斥。1938年新四軍軍部成立後，由於身處國統區大後方的邊緣，不少從上海、武漢來的知識青年和文藝女青年加入了新四軍，軍部也一度流行跳交誼舞、辦晚會。項英對此極其反感，不僅自己從不參加，還多次在幹部會議上嚴厲批評這種現象是“資產階級腐化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度下令取締這種活動。

毫不奇怪，在這樣的個人作風和道德潔癖下，項英身邊的人（警衛員、機要秘書等）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沒有人提及過他有男女關係上的“花”或輕浮舉動。

所以，從他的個人風格看，項英再婚應該是以知道張亮已死為前提的。

另外，李又蘭嫁給項英，是否說明李也被告知張亮已死？這個細節，李沒有說，而訪談者也沒有問。不問，是為了避免不快，還是沒想到要問？這個疏漏，又給事件增加了疑點。

從歷史上項英對黨內的殺戮記錄再看張亮的命運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撤離，長征開始，項英留守蘇區。為了防止傷病員、動搖分子和“異己分子”落入國民黨手中泄密，他領導下的蘇區中央分局執行了極其殘酷的清洗政策。將包括瞿秋白、何叔衡等被認為行動不便的領導人“禮送出境”（實質上在當時無異於暴露在敵前），而大量走不動的重傷員和被懷疑政治不堅定的本地幹部，在項英主持的留守大局下，由鋤奸部門執行大批秘密處決。這是項英歷史上無法抹去的一筆內部殺戮記錄。

紅軍主力撤走後，項英、陳毅率領的殘部開始了最慘烈的三年游擊戰（實際上是生存之戰）。這一時期，項英作為最高決策者，對內推行了近乎病態的鐵血鋤奸政策。

“消極即叛徒”的殺戮邏輯： 在原始森林裡，游擊隊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天天面臨叛徒出賣和全軍覆沒的危險。項英建立了一套極端的生存紀律：任何戰士或幹部只要表現出悲觀、消極、開小差的苗頭，或者下山採購時間過長且無法自證清白，往往不需要經過任何嚴密的審判，直接由保衛人員拉到後山用大刀或繩索（為了省子彈和防暴露）秘密處決。

錯殺“龔楚事件”相關的無辜幹部： 1935年，紅軍高級將領龔楚叛變，並設局誘殺游擊隊。這次重創讓項英的心理徹底崩潰和黑化，他對內部的猜忌達到了巔峰。此後，任何從敵占區脫險回來的幹部、或者是被國民黨逮捕後又釋放的人，在項英眼裡幾乎自動等同於“誘餌”或“叛徒”。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看張亮作為“叛徒嫌疑“的個人命運，她是否被項英處決的懸念的確所剩不多了。

疑案仍然無解

明眼人會看到，官方的說法的邏輯閉環並沒有達成，因為對張國燾敘事的否定和對張亮的“誤殺”說法都僅僅限於邏輯推斷，而關鍵的當事人證詞是沒有的。例如，誰處決了張亮？或者，究竟誰知道這件事？從這個組織在幾乎所有惡性事件上的一貫“甩鍋”行為上看，它做的的官方結論，沒有被公眾認可的信用基礎，而只能是它的“態度”的一種表達而已。不多，也不少。

項英的第二任妻子李又蘭，時任新四軍軍部速記班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