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發處決李特黃超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

1949年底，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鄧大軍）挺進大西南，解放四川。當時，大批曾經的紅四方面軍幹部、戰士（此時已是解放軍的中高級將領或骨幹）隨軍南下，重新踏上了四川的土地。在解放軍行軍的路旁，成千上萬的百姓中，有一位衣衫襤褸、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她逢人便問，有沒有見過她的兒子黃超。 在她的記憶里，兒子當年跟着紅軍走了，現在一定成了紅軍的大官。如今紅軍打回來了，兒子一定會一起回來。隨軍南下的許多將領，尤其是原紅四方面軍的將士，清楚黃超的結局。但面對這位滿眼期盼、在風雨中顫抖的母親，沒有人敢說出真相，更沒有人告訴她，你的兒子沒有死在國民黨的槍口下，也沒有死在抗日的前線，而是早在1938年冰天雪地的新疆，被自己的同志，以“托派”的罪名秘密處決了。人們只能推託說，黃超還在後方工作，在執行任務，留下老人家繼續在路邊守望。這種“不知道兒子死於自己人手中”的等待，不僅是黃超母親一人的悲劇。

1988年在明尼蘇達大學東亞圖書館，我第一次讀到李特黃超被處決事件，是張國燾在他的著作《我的回憶》裡的震撼描寫。當時，室外寒風呼嘯，烏雲蔽日，萬木蕭殺，白雪皚皚，似乎在天氣上襯托和呼應着書中的故事。

《我的回憶》有不同的版本

三冊版（香港東方出版社原版 / 聯經版）：這是這本書最早的面貌。張國燾於20世紀60年代在香港受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資助撰寫此書，寫完一部分出版一部分。

它最早由香港東方出版社（後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接手）出版時，採用的是三冊裝。第一冊寫到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時期；第二冊寫到大革命失敗後、紅四方面軍創建鄂豫皖根據地和長征會師前夕；第三冊專門寫長征會師（包含草地分裂、李特黃超追趕中央）、西路軍慘敗、延安批判張國燾、李特黃超在新疆遇害、以及他本人最終叛逃的歷史。

兩卷版（中國大陸現代史料版本）： 兩卷版分為上卷和下卷。由東方出版社（北京的東方出版社，非香港那家）和現代史料編刊社在20世紀80年代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引進出版，後來逐漸公開發行。大陸的出版社在引進時，為了符合國內的排版習慣和降低裝幀成本，將原版的三冊內容合併壓縮成了上下兩卷。原版第三冊中關於西路軍、新疆、延安的那些敏感章節，在大陸兩卷版中被合併放入了下卷的後半部分。

李特和黃超是“草地密電”事件的參與者

1935年9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混編為右路軍和左路軍。黨中央和毛澤東隨右路軍（包含一方面軍的紅三軍團、紅軍大學以及四方面軍的紅四軍、紅三十軍）通過草地到達四川北部的巴西、班佑一帶。

留在阿壩的張國燾（左路軍統帥）堅持南下，反對中央北上的方針。

草地密電： 9月9日前後，張國燾給陳昌浩（右路軍政委）發去電報。據葉劍英回憶，電報中含有“徹底解決”等暗示對中央採取強硬手段的字眼。葉劍英將密電暗中送給毛澤東。

深夜撤離： 9月10日凌晨，為了避免紅軍內部發生武力衝突，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人，緊急率領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包括紅軍大學等）連夜秘密向北撤離，向紅一軍團靠攏。

李特、黃超奉命追趕：9月10日早晨，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發現黨中央和三軍團已經悄然撤走。陳昌浩大為震怒，立即派時任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兼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和紅軍總司令部局長（張國燾的心腹秘書）黃超率領一隊騎兵，火速去追趕毛澤東和中央紅軍。他們的任務是：攔阻中央紅軍北上，質問中央為何不辭而別；將紅軍大學裡屬於紅四方面軍的學員和幹部拉回來，阻止他們跟中央北上。

趕上後的衝突：10日上午，李特和黃超率領的騎兵在阿西以北的一個小村莊（一說喇嘛廟前）趕上了正在歇息的中央紅軍隊伍。由於李特等人帶着槍、態度傲慢，擔任後衛的紅三軍團十團（團長黃蘇、政委楊勇）立刻進入戒備狀態，子彈上膛。此時還發生了著名的“二李之爭”：隨中央行動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見李特態度囂張，上前用高大的身軀攔住李特的馬，並死死拽住馬韁繩不放。兩人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和言語對罵，場面一度失控。

毛澤東的冷處理：聽到動靜的毛澤東走上前來，制止了雙方的衝突，並對一方面軍的幹部們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讓他們走吧。” 他還說：“我們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現在願意北上的跟黨中央走，願意跟張國燾的可以回去。以後我們還會在一起的。” 毛對李特說，南下沒有出路（後來歷史證明，南下確實導致四方面軍損失慘重），並預言他們以後還會北上與中央會合。

帶走四方面軍學員南下：李特黃超見無法說服毛澤東和中央紅軍回頭，便在現場動員紅軍大學裡的原四方面軍學員（如李特在紅大帶的隊伍）。最終，他們帶着紅四方面軍的大部分學員和部分幹部掉頭折返，跟隨張國燾南下。中央紅軍則繼續北上，通過天險臘子口，最終到達陝北。

悲劇宿命

這次追趕中央、甚至“持槍出言不遜”的經歷，成為了李特和黃超一生中最敏感的政治標籤。

隨着四方面軍南下失敗、被迫重新北上，李特黃超後來隨西路軍西渡黃河。在西路軍慘烈失敗後，他們於1937年到達新疆迪化（烏魯木齊）。

1938年初，在新疆王盛世才的控制區內，李特和黃超被以“托派分子”、“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殺害。

歷史塵埃落定後，經過長期的調查，民政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在1996年正式為李特和黃超平反昭雪，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歷史學界普遍認為，他們當時的追趕行為是奉張國燾、陳昌浩的命令行事，是組織路線鬥爭中的悲劇角色。

鄧發處決李特和黃超

在《我的回憶》中，張國燾寫道延安派鄧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新疆航空隊督辦等職，負責與盛世才統戰及管理在迪化的紅軍人員）前往迪化。據張國燾的說法，鄧發奉命在迪化秘密處決了原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西路軍的重要領導人李特（曾任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西路軍參謀長）和黃超（曾任紅五軍政委、西路軍秘書長）。

張國燾在書中對此表達了極大的悲憤與不滿，將其視為延安方面對原紅四方面軍幹部進行政治清洗和肉體消滅的鐵證。

張國燾在書中描寫這段歷史時，字裡行間滿是控訴。根據他的記述，李特和黃超並非被“痛快槍決”，而是被鄧發與盛世才合謀，採用了一種極其殘忍且能掩人耳目的秘密處決方式：將兩人分別裝入當地牧民常用的皮袋（羊皮袋）中，紮緊袋口，然後棄置在地下室里，讓他們在極度痛苦中慢慢窒息而死。

這種非槍決的慘烈描寫，在近現代史料中引發了後續歷史學家的深入考證與辨析。關於這個細節，主要有兩種聲音：

為什麼會採取“羊皮袋”這種處決方式

如果採取這種方式，在當時的政治與外交環境下，有其特定的陰謀考量。

掩蓋痕跡，逃避蘇聯和各方監督： 當時迪化不僅有盛世才的勢力，還有蘇聯的軍事顧問、外交人員以及大量紅軍“新兵營”的指戰員。槍決會發出槍聲，引起軍心動搖或蘇聯方面的質詢。用皮袋窒息可以做到“無聲無息”。

偽造失蹤或病逝： 窒息死亡後屍體沒有彈孔，可以對外宣稱這兩人是“畏罪潛逃”、“中途失蹤”或“因病暴斃”，極易推卸責任。

現代史學界的考證與修正

根據後來新疆黨史部門及民政部門在為李特、黃超平反時的調查，兩人實際是在1938年初的一天夜裡，被秘密逮捕並帶到迪化郊外秘密槍決的，並非如張國燾所聽說的“死於地下室羊皮袋中”。

“托派”罪名

無論死法如何，李特和黃超確實是在1938年初於新疆迪化被鄧發秘密處決的，這在歷史上是確鑿的事實，但其背後的決策鏈條和時代背景非常複雜。

西路軍的失敗與陳昌浩、徐向前的離隊： 1937年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後，餘部由李先念等人率領，歷盡千辛萬苦，在陳雲、滕代遠的接應下退入新疆迪化（被稱為“新兵營”）。李特和黃超也在其中。

延安的批判與王明的歸國： 1937年底，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國抵達延安。當時正值蘇聯國內“大清洗”高潮，王明將聯共（布）那一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經驗帶回國內。在批判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過程中，鬥爭被嚴重擴大化。

“托派”罪名的加冕： 王明和康生指控李特、黃超不僅是張國燾路線的死硬執行者，更直接地被扣上了“托洛茨基反革命派（托派）”和“國民黨特務”的帽子。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托派”是“死刑”的代名詞。

決策者、執行者、知情者

雖然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直接點名是鄧發去迪化執行的，但這一決定並非鄧發一人所能做出，而是當時政治鬥爭的產物。

決策源頭：將李特、黃超定性為“托派”並決定秘密處決，其主要推手是當時主持中央社會部（情報與保衛部門）的王明和康生。

執行者：鄧發作為當時中共駐新疆的最高代表和保衛工作負責人，是這一指令的執行者。

陳雲知情： 負責接應西路軍的陳雲當時也在新疆。據部分史料記載，陳雲在得知對李特、黃超的“托派”指控和處決決定時，雖感到震驚和惋惜，但在當時王明挾蘇聯威勢、“反托派”擴大化的政治高壓下，無力更改中央的政治定性。

盛世才知情：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強調，盛世才作為一個見風使舵的軍閥，當時極力討好蘇聯。王明、康生在延安決定搞掉李特和黃超後，鄧發作為具體負責人，在迪化的一舉一動需要向當地的“土皇帝”盛世才通氣。因為西路軍“新兵營”駐紮在迪化，任何逮捕和處決高級將領的行為如果不讓盛世才知曉，很可能會引發誤會。 盛世才事先得到鄧發的通告後，對紅軍內部的政治清洗採取了“順水推舟”的態度。他主動詢問需要什麼“配合”，而鄧發為了表明這是中共內部清除“叛徒/托派”的純潔性行動，且有蘇聯和康生的密令在手，便告訴盛世才“自己可以帶人解決，無需地方軍隊配合。”

過程細節

1938年1月，鄧發在迪化“新兵營”組織西路軍倖存官兵進行政治學習，並在會上作了關於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長篇報告。當時，依然忠於四方面軍的李特和黃超在會場上當場站起來，公開對鄧發全盤否定四方面軍和西路軍的說法表示強烈抗議，雙方在會場上發生了極其激烈的爭吵。沒過多久，鄧發便以“托派”和“漢奸特務”的罪名將李特、黃超從營地和會場環境中正式隔離並逮捕。這也是後來“從會場帶走”這一記憶畫面最直接的現實歷史原型。

在具體的執行層面，負責看守和秘密行刑的，是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兵營）的保衛人員。在他們眼裡，李特不是什麼敵人，是紅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更是帶領西路軍最後一批殘部九死一生走出祁連山荒漠的西路軍參謀長。

根據一些史料和當事人後來的零星回憶，處決是在深夜的迪化郊外荒野中秘密進行的。李特和黃超是被“送去蘇聯學習”或“去見盛世才”這樣的藉口騙上車的。當車子開到郊外，保衛人員端起槍，真相大白的那一刻，空氣瞬間凝固了。

李特作為久經沙場的將領，明白了這是一場同室操戈的秘密處決。他沒有掙扎，而是保持了最後的尊嚴。

據說，一位負責行刑的保衛幹部，面對這位他們敬重、共同戰鬥過的指揮員，向李特鞠躬說：“對不住了，首長，我們也是奉命行事。” 李特沒有為難他們，坦然地接受了宿命。

時間節點

1937年5月7日，李特、黃超隨李先念率領的西路軍左支隊餘部400多人，九死一生抵達迪化，進駐“新兵營”。

1937年6月至7月，中共中央代表陳雲和滕代遠接待了李特黃超等西路軍倖存者。他們對這批紅軍將士非常愛護，組織他們學習文化、學習駕駛坦克和飛機。在這個時期，延安對張國燾路線的批判雖然在進行，但還沒有升級到要對前線幹部進行肉體消滅的程度。李特和黃超此時在新疆是安全的，也是自由的。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乘坐蘇聯飛機從莫斯科飛抵延安。王明一回來，就帶回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反托派”經驗，開始在全黨尋找“托派內奸”。

1937年12月，鄧發接替陳雲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王明和康生的“反托派”高壓路線隨即通過鄧發貫徹到了迪化新兵營。

1938年初（1月--2月），李特、黃超在會場與鄧發激烈爭吵，隨即被捕，並於年初春被秘密處決。

槍打出頭鳥

在1938年初新疆迪化的這次秘密處決中，只有李特和黃超兩人被殺。

根據目前公開的黨史檔案、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1996年的官方平反文件，在這一特定的歷史事件中，並沒有其他高級別將領或知名幹部與他們一同被處決。

之所以專門針對他們兩人，事出有因。

槍打出頭鳥

在當時九死一生退到新疆的西路軍左支隊中，雖然大部分都是原紅四方面軍的將士，但李特和黃超的政治標籤最為明顯：他們曾直接帶隊追趕過中央紅軍。 更致命的是，在鄧發主持的批判“張國燾路線”的大會上，只有李特和黃超兩人拍案而起，公開與鄧發發生了激烈爭吵。 這種公開的“頂撞”和“不認錯”，在當時肅反高壓的氣氛下，直接導致他們被單獨拎出來，定性為“死不悔改的托派”。當時王明、康生在延安的主要目標是徹底清除張國燾在黨內和軍內的影響力。黃超是張國燾的心腹秘書，李特是四方面軍的鐵杆少壯派將領。除掉這兩人，就等於在新疆的西路軍餘部中“斬首”了張國燾的殘餘勢力，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

其他西路軍將領的隱忍與留存

當時同在迪化“新兵營”里的，還有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國華等西路軍高級將領。面對延安傳來的批判和鄧發的高壓，這些將領選擇了沉默、檢討、隱忍。沒有像李特、黃超那樣在會場上爆發正面衝突。最終，李先念等人被安全接回延安，並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李先念後來還成為了國家主席。

李特和黃超的遇害，可以看作是一次“定點清除”。 他們因為過往的政治歷史，加上性格剛烈、在會場上公開抗爭，成為了迪化“新兵營”中僅有的兩名被秘密處決的高級將領。其他人由於選擇了檢討或沉默，最終逃過了這場劫難。

李特、黃超、鄧發其人其事

李特（1902—1938）：原名秦儀，安徽人，曾留學蘇聯，精通俄語，紅四方面軍的標誌性將領，任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後任西路軍參謀長。 在草地分裂時奉張國燾、陳昌浩之命追趕中央紅軍，並與李德發生肢體衝突。西路軍失敗後退入新疆。1938年初在迪化（烏魯木齊）被秘密處決。1996年被正式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

黃超（1906—1938）：四川江津人，張國燾最信任的心腹秘書，任紅總司令部局長、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 政治上極度忠於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草地分裂時，他與李特一同奉命追趕撤離的中央紅軍。西路軍失敗後，他九死一生經星星峽撤退至新疆迪化。1938年初與李特一同被捕並被秘密處決。1996年被正式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

鄧發（1906—1946）：廣東雲浮人，中共早期工人運動領袖，著名的保衛與情報工作頭子，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契卡”的首腦）。1937年底接替陳雲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在新疆期間，他貫徹延安王明、康生的路線，大搞“反托派”運動，並作為具體執行者逮捕並秘密處決了李特和黃超。1946年4月8日，鄧發與葉挺、博古、王若飛等人同乘飛機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墜毀而一同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還有一位重要人物神秘失蹤

張國燾麾下的何畏、李特、黃超三人被稱為張國燾的“三大金剛”（或“三駕馬車”）。

在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草地會師後，為了培養幹部，雙方聯合組建了“紅軍大學”。當時這所學校的權力核心完全由張國燾的親信把持，而骨幹正是此三人。

校長：何畏（紅四方面軍名將，張國燾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急先鋒，角色類似於毛澤東麾下的林彪）；教育長：李特（留蘇軍事專家，負責具體的軍事教學與幹部訓練）；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黃超（張國燾的秘書，負責思想政治和行政）。

在中央紅軍看來，這三人就是張國燾路線最堅決、最強硬、最跋扈的執行者。

正因為背負了“三大金剛”的政治標籤，當1937年延安開始清算“張國燾路線”時，他們三人順理成章地承受了最猛烈的政治風暴和信任危機。

何畏：因為性格剛烈、想不通，在延安抗大批判會上精神失常，最終在1938年前後憤而脫離革命隊伍，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

李特與黃超：隨西路軍遠征，最終在1938年初的迪化，被王明、康生、鄧發以“托派”罪名秘密處決，兩人的命運在同一個深夜畫上了句號。

這三位曾深得重用、文武雙全的青年才俊，最終都成了政治絞肉機下令人嘆息的祭品。

與李特、黃超最終死於自己人之手不同，何畏選擇遠走高飛隱姓埋名最終淒涼離世。

1937年初，延安開始大規模批判“張國燾路線”。與許世友類似，何畏作為四方面軍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和批判。他無法接受昨天的紅軍高級將領，今天突然變成了被批判、被懷疑的對象。在抗大的批判大會上，何畏情緒失控，感到萬分委屈與絕望。當時他身上多處戰傷復發（他一生曾負傷11次），在肉體痛苦與精神高壓的雙重折磨下，他逐漸對前途感到絕望。1938年前後，何畏利用去西安治病外出的機會，不辭而別地脫離了共產黨和紅軍。關於他脫離後的去向，曾有各種傳聞，如傳言他加入了國民黨軍統、當了叛徒等。但根據後來的黨史檔案和尋訪證實，何畏脫離延安後選擇了解甲歸田。 他先是回到了老家廣東，隱姓埋名。由於他精通外語，文化水平高，曾化名在一些學校教書度日，過着普通人的清苦生活，徹底退出了政治和軍事舞台。據說何畏的晚年生活非常悽慘，他一方面要承受戰傷帶來的終身殘疾與病痛，另一方面要在動盪的局勢中隱瞞自己曾是“紅軍高級將領”的驚天秘密。關於他確切的去世時間和原因，歷史學界有幾種說法，但都指向了一個悲涼的結局。主流說法是，1949年前後，在解放軍即將解放廣東前夕，由於長期積貧積弱、憂憤交加，加上對未來政治命運的恐懼，何畏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也有說法稱其為投河自盡），年僅40餘歲。還有一種說法是他隱居在農村，在50年代初的鎮反運動或土地改革中，因歷史身份暴露而被處決或在羈押中病逝。

“三大金剛”在1955年可能被授予的軍銜

按照他們的紅軍時期資歷推算，他們的軍銜大致會在以下範圍。

何畏：最可能授上將（甚至衝刺大將）

何畏在紅軍時期的資歷極高，是紅四方面軍無可爭議的一線悍將。

紅軍時期資歷：曾任紅九軍軍長、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紅軍大學校長。

橫向對比：接替何畏擔任紅九軍軍長的孫玉清（西路軍失敗後犧牲），如果活到1955年也是上將起步。後來接任紅九軍軍長的王建安，1956年被補授上將。同樣曾任紅四方面軍軍長的許世友（紅四軍軍長）、陳再道（紅四軍軍長）、洪學智，在1955年均被授予上將。

分析：何畏的軍事指揮才能和紅軍時期的職位，與許世友、陳再道平起平坐。如果他沒有脫黨，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擔任八路軍旅長、師長或野戰軍兵團司令員、軍區司令員，以他的資歷和戰功，上將軍銜是極其穩妥的。

李特：最可能授中將（或准上將）

李特是高學歷的蘇歸派軍事專家，主要擔任高級幕僚和參謀職務。

紅軍時期資歷：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西路軍參謀長。

橫向對比：紅四方面軍總參謀長倪志亮，1955年被授予中將（倪志亮授中將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後期轉入教育和外交工作，且受紅四方面軍歷史問題影響）。與李特一同在西路軍並肩作戰的紅三十軍軍長程世才，1955年被授予中將。

分析：李特作為西路軍參謀長，資歷與程世才相當。如果他活到1955年並在軍隊任職，大概率會授予中將軍銜。如果他在後來的抗日和解放戰爭中表現出出色的參謀或大兵團指揮才能，也有可能衝擊上將。

黃超：最可能授少將至中將

黃超在三人中政治色彩最濃，屬於政工和秘書出身的幹部。

紅軍時期資歷：張國燾秘書、紅軍總司令部局長、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

橫向對比：與他資歷相近、在西路軍中擔任師級或軍級政工幹部的倖存者，如曾國華（西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後來授中將。許多紅軍時期的軍級政委、政治部主任，由於後期轉入地方建設（如民政、工業、地方黨政），在1955年沒有授銜（如李卓然）。

分析：如果黃超一直留在軍隊政工系統，由於他曾任紅五軍政委，這個資歷支撐他獲得一個中將是合理的。但考慮到他是張國燾的“大秘書”，政治標籤太重，如果活到後期，他很有可能會像李卓然一樣，被安排轉入地方或文教系統工作（不授銜），或者在軍隊中授少將。

因此，如果歷史寬容，他們最好的歸宿是何畏上將、李特中將、黃超中將（或少將）；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們會因為歷史問題在後期被邊緣化，最終獲得折價的軍銜，甚至在建國前就轉行去地方做文官（如李先念、李卓然那樣不參與授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