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处决李特黄超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

1949年底，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解放四川。当时，大批曾经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此时已是解放军的中高级将领或骨干）随军南下，重新踏上了四川的土地。在解放军行军的路旁，成千上万的百姓中，有一位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逢人便问，有没有见过她的儿子黄超。 在她的记忆里，儿子当年跟着红军走了，现在一定成了红军的大官。如今红军打回来了，儿子一定会一起回来。随军南下的许多将领，尤其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清楚黄超的结局。但面对这位满眼期盼、在风雨中颤抖的母亲，没有人敢说出真相，更没有人告诉她，你的儿子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也没有死在抗日的前线，而是早在1938年冰天雪地的新疆，被自己的同志，以“托派”的罪名秘密处决了。人们只能推托说，黄超还在后方工作，在执行任务，留下老人家继续在路边守望。这种“不知道儿子死于自己人手中”的等待，不仅是黄超母亲一人的悲剧。

1988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我第一次读到李特黄超被处决事件，是张国焘在他的著作《我的回忆》里的震撼描写。

《我的回忆》有不同的版本

三册版（香港东方出版社原版 / 联经版）：这是这本书最早的面貌。张国焘于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受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资助撰写此书，写完一部分出版一部分。

它最早由香港东方出版社（后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接手）出版时，采用的是三册装。第一册写到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第二册写到大革命失败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长征会师前夕；第三册专门写长征会师（包含草地分裂、李特黄超追赶中央）、西路军惨败、延安批判张国焘、李特黄超在新疆遇害、以及他本人最终叛逃的历史。

两卷版（中国大陆现代史料版本）： 两卷版分为上卷和下卷。由东方出版社（北京的东方出版社，非香港那家）和现代史料编刊社在20世纪80年代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引进出版，后来逐渐公开发行。大陆的出版社在引进时，为了符合国内的排版习惯和降低装帧成本，将原版的三册内容合并压缩成了上下两卷。原版第三册中关于西路军、新疆、延安的那些敏感章节，在大陆两卷版中被合并放入了下卷的后半部分。

李特和黄超是“草地密电”事件的参与者

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党中央和毛泽东随右路军（包含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红军大学以及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通过草地到达四川北部的巴西、班佑一带。

留在阿坝的张国焘（左路军统帅）坚持南下，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

草地密电： 9月9日前后，张国焘给陈昌浩（右路军政委）发去电报。据叶剑英回忆，电报中含有“彻底解决”等暗示对中央采取强硬手段的字眼。叶剑英将密电暗中送给毛泽东。

深夜撤离： 9月10日凌晨，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发生武力冲突，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紧急率领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包括红军大学等）连夜秘密向北撤离，向红一军团靠拢。

李特、黄超奉命追赶：9月10日早晨，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发现党中央和三军团已经悄然撤走。陈昌浩大为震怒，立即派时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和红军总司令部局长（张国焘的心腹秘书）黄超率领一队骑兵，火速去追赶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他们的任务是：拦阻中央红军北上，质问中央为何不辞而别；将红军大学里属于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拉回来，阻止他们跟中央北上。

赶上后的冲突：10日上午，李特和黄超率领的骑兵在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一说喇嘛庙前）赶上了正在歇息的中央红军队伍。由于李特等人带着枪、态度傲慢，担任后卫的红三军团十团（团长黄苏、政委杨勇）立刻进入戒备状态，子弹上膛。此时还发生了著名的“二李之争”：随中央行动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见李特态度嚣张，上前用高大的身躯拦住李特的马，并死死抱住李特。两人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和言语对骂，场面一度失控。

毛泽东的冷处理：听到动静的毛泽东走上前来，制止了双方的冲突，并对一方面军的干部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 他还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 毛对李特说，南下没有出路（后来历史证明，南下确实导致四方面军损失惨重），并预言他们以后还会北上与中央会合。

带走四方面军学员南下：李特黄超见无法说服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回头，便在现场动员红军大学里的原四方面军学员（如李特在红大带的队伍）。最终，他们带着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学员和部分干部掉头折返，跟随张国焘南下。中央红军则继续北上，通过天险腊子口，最终到达陕北。

悲剧宿命

这次追赶中央、甚至“持枪出言不逊”的经历，成为了李特和黄超一生中最敏感的政治标签。

随着四方面军南下失败、被迫重新北上，李特黄超后来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在西路军惨烈失败后，他们于1937年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1938年初，在新疆王盛世才的控制区内，李特和黄超被以“托派分子”、“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

历史尘埃落定后，经过长期的调查，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96年正式为李特和黄超平反昭雪，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他们当时的追赶行为是奉张国焘、陈昌浩的命令行事，是组织路线斗争中的悲剧角色。

邓发处决李特和黄超

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写道延安派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新疆航空队督办等职，负责与盛世才统战及管理在迪化的红军人员）前往迪化。据张国焘的说法，邓发奉命在迪化秘密处决了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西路军的重要领导人李特（曾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和黄超（曾任红五军政委、西路军秘书长）。

张国焘在书中对此表达了极大的悲愤与不满，将其视为延安方面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进行政治清洗和肉体消灭的铁证。

张国焘在书中描写这段历史时，字里行间满是控诉。根据他的记述，李特和黄超并非被“痛快枪决”，而是被邓发与盛世才合谋，采用了一种极其残忍且能掩人耳目的秘密处决方式：将两人分别装入当地牧民常用的皮袋（羊皮袋）中，扎紧袋口，然后弃置在地下室里，让他们在极度痛苦中慢慢窒息而死。

这种非枪决的惨烈描写，在近现代史料中引发了后续历史学家的深入考证与辨析。关于这个细节，主要有两种声音：

为什么会采取“羊皮袋”这种处决方式

如果采取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环境下，有其特定的阴谋考量。

掩盖痕迹，逃避苏联和各方监督： 当时迪化不仅有盛世才的势力，还有苏联的军事顾问、外交人员以及大量红军“新兵营”的指战员。枪决会发出枪声，引起军心动摇或苏联方面的质询。用皮袋窒息可以做到“无声无息”。

伪造失踪或病逝： 窒息死亡后尸体没有弹孔，可以对外宣称这两人是“畏罪潜逃”、“中途失踪”或“因病暴毙”，极易推卸责任。

现代史学界的考证与修正

根据后来新疆党史部门及民政部门在为李特、黄超平反时的调查，两人实际是在1938年初的一天夜里，被秘密逮捕并带到迪化郊外秘密枪决的，并非如张国焘所听说的“死于地下室羊皮袋中”。

“托派”罪名

无论死法如何，李特和黄超确实是在1938年初于新疆迪化被邓发秘密处决的，这在历史上是确凿的事实，但其背后的决策链条和时代背景非常复杂。

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徐向前的离队： 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后，余部由李先念等人率领，历尽千辛万苦，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退入新疆迪化（被称为“新兵营”）。李特和黄超也在其中。

延安的批判与王明的归国： 1937年底，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当时正值苏联国内“大清洗”高潮，王明将联共（布）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经验带回国内。在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过程中，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托派”罪名的加冕： 王明和康生指控李特、黄超不仅是张国焘路线的死硬执行者，更直接地被扣上了“托洛茨基反革命派（托派）”和“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托派”是“死刑”的代名词。

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

虽然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直接点名是邓发去迪化执行的，但这一决定并非邓发一人所能做出，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决策源头：将李特、黄超定性为“托派”并决定秘密处决，其主要推手是当时主持中央社会部（情报与保卫部门）的王明和康生。

执行者：邓发作为当时中共驻新疆的最高代表和保卫工作负责人，是这一指令的执行者。

陈云知情： 负责接应西路军的陈云当时也在新疆。据部分史料记载，陈云在得知对李特、黄超的“托派”指控和处决决定时，虽感到震惊和惋惜，但在当时王明挟苏联威势、“反托派”扩大化的政治高压下，无力更改中央的政治定性。

盛世才知情：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强调，盛世才作为一个见风使舵的军阀，当时极力讨好苏联。王明、康生在延安决定搞掉李特和黄超后，邓发作为具体负责人，在迪化的一举一动需要向当地的“土皇帝”盛世才通气。因为西路军“新兵营”驻扎在迪化，任何逮捕和处决高级将领的行为如果不让盛世才知晓，很可能会引发误会。 盛世才事先得到邓发的通告后，对红军内部的政治清洗采取了“顺水推舟”的态度。他主动询问需要什么“配合”，而邓发为了表明这是中共内部清除“叛徒/托派”的纯洁性行动，且有苏联和康生的密令在手，便告诉盛世才“自己可以带人解决，无需地方军队配合。“

过程细节

1938年1月，邓发在迪化“新兵营”组织西路军幸存官兵进行政治学习，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长篇报告。当时，依然忠于四方面军的李特和黄超在会场上当场站起来，公开对邓发全盘否定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说法表示强烈抗议，双方在会场上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吵。没过多久，邓发便以“托派”和“汉奸特务”的罪名将李特、黄超从营地和会场环境中正式隔离并逮捕。这也是后来“从会场带走”这一记忆画面最直接的现实历史原型。

在具体的执行层面，负责看守和秘密行刑的，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兵营）的保卫人员。在他们眼里，李特不是什么敌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更是带领西路军最后一批残部九死一生走出祁连山荒漠的西路军参谋长。

根据一些史料和当事人后来的零星回忆，处决是在深夜的迪化郊外荒野中秘密进行的。李特和黄超是被“送去苏联学习”或“去见盛世才”这样的借口骗上车的。当车子开到郊外，保卫人员端起枪，真相大白的那一刻，空气瞬间凝固了。

李特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明白了这是一场同室操戈的秘密处决。他没有挣扎，而是保持了最后的尊严。

据说，一位负责行刑的保卫干部，面对这位他们敬重、共同战斗过的指挥员，向李特鞠躬说：“对不住了，首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李特没有为难他们，坦然地接受了宿命。

时间节点

1937年5月7日，李特、黄超随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九死一生抵达迪化，进驻“新兵营”。

1937年6月至7月，中共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接待了李特黄超等西路军幸存者。他们对这批红军将士非常爱护，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学习驾驶坦克和飞机。在这个时期，延安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虽然在进行，但还没有升级到要对前线干部进行肉体消灭的程度。李特和黄超此时在新疆是安全的，也是自由的。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乘坐苏联飞机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王明一回来，就带回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反托派”经验，开始在全党寻找“托派内奸”。

1937年12月，邓发接替陈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王明和康生的“反托派”高压路线随即通过邓发贯彻到了迪化新兵营。

1938年初（1月--2月），李特、黄超在会场与邓发激烈争吵，随即被捕，并于年初春被秘密处决。

枪打出头鸟

在1938年初新疆迪化的这次秘密处决中，只有李特和黄超两人被杀。

根据目前公开的党史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1996年的官方平反文件，在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并没有其他高级别将领或知名干部与他们一同被处决。

之所以专门针对他们两人，事出有因。

枪打出头鸟

在当时九死一生退到新疆的西路军左支队中，虽然大部分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但李特和黄超的政治标签最为明显：他们曾直接带队追赶过中央红军。 更致命的是，在邓发主持的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大会上，只有李特和黄超两人拍案而起，公开与邓发发生了激烈争吵。 这种公开的“顶撞”和“不认错”，在当时肃反高压的气氛下，直接导致他们被单独拎出来，定性为“死不悔改的托派”。当时王明、康生在延安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清除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黄超是张国焘的心腹秘书，李特是四方面军的铁杆少壮派将领。除掉这两人，就等于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中“斩首”了张国焘的残余势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其他西路军将领的隐忍与留存

当时同在迪化“新兵营”里的，还有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国华等西路军高级将领。面对延安传来的批判和邓发的高压，这些将领选择了沉默、检讨、隐忍。没有像李特、黄超那样在会场上爆发正面冲突。最终，李先念等人被安全接回延安，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先念后来还成为了国家主席。

李特和黄超的遇害，可以看作是一次“定点清除”。 他们因为过往的政治历史，加上性格刚烈、在会场上公开抗争，成为了迪化“新兵营”中仅有的两名被秘密处决的高级将领。其他人由于选择了检讨或沉默，最终逃过了这场劫难。

李特、黄超、邓发其人其事

李特（1902—1938）：原名秦仪，安徽人，曾留学苏联，精通俄语，红四方面军的标志性将领，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后任西路军参谋长。 在草地分裂时奉张国焘、陈昌浩之命追赶中央红军，并与李德发生肢体冲突。西路军失败后退入新疆。1938年初在迪化（乌鲁木齐）被秘密处决。1996年被正式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黄超（1906—1938）：四川江津人，张国焘最信任的心腹秘书，任红总司令部局长、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政治上极度忠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草地分裂时，他与李特一同奉命追赶撤离的中央红军。西路军失败后，他九死一生经星星峡撤退至新疆迪化。1938年初与李特一同被捕并被秘密处决。1996年被正式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著名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头子，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契卡”的首脑）。1937年底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在新疆期间，他贯彻延安王明、康生的路线，大搞“反托派”运动，并作为具体执行者逮捕并秘密处决了李特和黄超。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叶庭、博古、王若飞等人同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而一同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神秘失踪

张国焘麾下的何畏、李特、黄超三人被称为张国焘的“三大金刚”（或“三驾马车”）。

在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为了培养干部，双方联合组建了“红军大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权力核心完全由张国焘的亲信把持，而骨干正是此三人。

校长：何畏（红四方面军名将，张国焘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急先锋，角色类似于毛泽东麾下的林彪）；教育长：李特（留苏军事专家，负责具体的军事教学与干部训练）；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黄超（张国焘的秘书，负责思想政治和行政）。

在中央红军看来，这三人就是张国焘路线最坚决、最强硬、最跋扈的执行者。

正因为背负了“三大金刚”的政治标签，当1937年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他们三人顺理成章地承受了最猛烈的政治风暴和信任危机。

何畏：因为性格刚烈、想不通，在延安抗大批判会上精神失常，最终在1938年前后愤而脱离革命队伍，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李特与黄超：随西路军远征，最终在1938年初的迪化，被王明、康生、邓发以“托派”罪名秘密处决，两人的命运在同一个深夜画上了句号。

这三位曾深得重用、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最终都成了政治绞肉机下令人叹息的祭品。

与李特、黄超最终死于自己人之手不同，何畏选择远走高飞隐姓埋名最终凄凉离世。

1937年初，延安开始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路线”。与许世友类似，何畏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批判。他无法接受昨天的红军高级将领，今天突然变成了被批判、被怀疑的对象。在抗大的批判大会上，何畏情绪失控，感到万分委屈与绝望。当时他身上多处战伤复发（他一生曾负伤11次），在肉体痛苦与精神高压的双重折磨下，他逐渐对前途感到绝望。1938年前后，何畏利用去西安治病外出的机会，不辞而别地脱离了共产党和红军。关于他脱离后的去向，曾有各种传闻，如传言他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当了叛徒等。但根据后来的党史档案和寻访证实，何畏脱离延安后选择了解甲归田。 他先是回到了老家广东，隐姓埋名。由于他精通外语，文化水平高，曾化名在一些学校教书度日，过着普通人的清苦生活，彻底退出了政治和军事舞台。据说何畏的晚年生活非常凄惨，他一方面要承受战伤带来的终身残疾与病痛，另一方面要在动荡的局势中隐瞒自己曾是“红军高级将领”的惊天秘密。关于他确切的去世时间和原因，历史学界有几种说法，但都指向了一个悲凉的结局。主流说法是，1949年前后，在解放军即将解放广东前夕，由于长期积贫积弱、忧愤交加，加上对未来政治命运的恐惧，何畏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也有说法称其为投河自尽），年仅40余岁。还有一种说法是他隐居在农村，在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或土地改革中，因历史身份暴露而被处决或在羁押中病逝。

“三大金刚”在1955年可能被授予的军衔

按照他们的红军时期资历推算，他们的军衔大致会在以下范围。

何畏：最可能授上将（甚至冲刺大将）

何畏在红军时期的资历极高，是红四方面军无可争议的一线悍将。

红军时期资历：曾任红九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

横向对比：接替何畏担任红九军军长的孙玉清（西路军失败后牺牲），如果活到1955年也是上将起步。后来接任红九军军长的王建安，1956年被补授上将。同样曾任红四方面军军长的许世友（红四军军长）、陈再道（红四军军长）、洪学智，在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

分析：何畏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红军时期的职位，与许世友、陈再道平起平坐。如果他没有脱党，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担任八路军旅长、师长或野战军兵团司令员、军区司令员，以他的资历和战功，上将军衔是极其稳妥的。

李特：最可能授中将（或准上将）

李特是高学历的苏归派军事专家，主要担任高级幕僚和参谋职务。

红军时期资历：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西路军参谋长。

横向对比：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1955年被授予中将（倪志亮授中将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后期转入教育和外交工作，且受红四方面军历史问题影响）。与李特一同在西路军并肩作战的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1955年被授予中将。

分析：李特作为西路军参谋长，资历与程世才相当。如果他活到1955年并在军队任职，大概率会授予中将军衔。如果他在后来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出出色的参谋或大兵团指挥才能，也有可能冲击上将。

黄超：最可能授少将至中将

黄超在三人中政治色彩最浓，属于政工和秘书出身的干部。

红军时期资历：张国焘秘书、红军总司令部局长、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横向对比：与他资历相近、在西路军中担任师级或军级政工干部的幸存者，如曾国华（西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后来授中将。许多红军时期的军级政委、政治部主任，由于后期转入地方建设（如民政、工业、地方党政），在1955年没有授衔（如李卓然）。

分析：如果黄超一直留在军队政工系统，由于他曾任红五军政委，这个资历支撑他获得一个中将是合理的。但考虑到他是张国焘的“大秘书”，政治标签太重，如果活到后期，他很有可能会像李卓然一样，被安排转入地方或文教系统工作（不授衔），或者在军队中授少将。

因此，如果历史宽容，他们最好的归宿是何畏上将、李特中将、黄超中将（或少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因为历史问题在后期被边缘化，最终获得折价的军衔，甚至在建国前就转行去地方做文官（如李先念、李卓然那样不参与授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