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愛人民嗎? 仁者愛人——孔子:《論語》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 在歷史研究中,有一個問題可能被忽略,就是一個政治領袖是否真的愛他的人民。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是”還是“不是”,往往能夠一目了然地看出他的行為方向和特徵。 在正統的歷史敘事中,我們往往過於關注制度、階級、地緣政治和經濟數據,而忽略了領袖個人的心理特質,尤其是他對於“具體的人”是否具有共情和愛意。這一維度的缺失,往往讓我們難以解釋為什麼有些領袖在明明大局已定、或者面對巨大災難時,會做出極其荒誕和殘酷的決策。 這裡我們論述,從“愛”還是“不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基點出發,能分流一個政治領袖的行為方向和治國特徵。 領袖“愛”具體的人民(“是”的方向) 如果一個領袖的政治底層邏輯是基於對具體同胞的悲憫與愛,他的治國特徵通常表現為“民生導向”和“妥協藝術”。包括如下幾點。 具體的悲憫重於抽象的藍圖:這類領袖無法忍受眼前的苦難。當宏大的政治理想(如戰時共產主義、激進的工業化、領土擴張)與人民的生存權發生劇烈衝突時,他們會選擇踩剎車。他們寧可犧牲自己的政治威信或延緩歷史進程,也要先讓百姓吃飽飯、活下來。 制度建設優於道德改造:因為愛人,所以承認人性的弱點(自私、貪婪、疲憊、渴望安逸)。他們不會強行去消滅人性的自私,而是傾向於通過法律、福利制度、經濟槓桿來搭建一個讓普通人能安居樂業的溫和框架。 功利主義與和平主義:在對外政策上,他們極少主動發動代價高昂的戰爭;在對內政策上,他們關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領袖“不愛”或只愛抽象概念的人民(“不是”的方向) 如果一個領袖的底層邏輯是冷漠的、或者是“只愛概念象徵、不愛活人”(如只愛“中華民族”、“蘇維埃無產階級”、“雅利安人”這種抽象宏大敘事),他的行為特徵則完全倒向另一端。包括以下幾點。 “燃料論”與工具化:在他們的算力里,生老病死、饑荒和清洗,都只是統計學上的數字。活生生的人被降格為實現某種歷史必然性、或某種偉大烏托邦的“歷史燃料”。為了“一百年後的天堂”,今天死掉幾百萬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必要代價”。 迷戀“狂熱”與永恆鬥爭:這類領袖往往帶有強烈的父權主義和救世主情結。因為他不愛人民的現狀(覺得他們愚昧、自私、落後),所以他迫切地想要強行改造人民的靈魂。他們會通過製造階級敵人、發動永恆的政治運動,把一盤散沙的順民強行淬火成“鋼鐵戰士”。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信任、家庭的溫情、人的尊嚴會被連根拔起。 毀滅性與不可預測性:因為他們對具體的生命沒有痛感,所以他們的行為往往帶有巨大的破壞力。當現實沒有按照他們的藍圖發展時,他們會產生一種憤怒的“報復”心理——認為是人民辜負了他的偉大理想,從而加大懲罰和清洗的力度。 主席愛人民嗎? 當人們回想到主席在建國後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尤其是造成巨大災難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很容易發問:如果一個領袖真的愛他的人民,怎麼會親手將這片土地和億萬同胞推入如此長期的動盪、物質匱乏、精神折磨之中?他表現出來的冷酷,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冷漠甚至“恨”。 事實上,主席的許多激進運動,本質上是一場強行的、暴力的“基因改造工程”。他想用階級鬥爭、大批鬥、大集體的方式,把人民強行鍛造成具有“革命性、鬥爭性、無私性”的“社會主義新人”。 在他的視野里,歷史是以“階級”、“人類”、“幾百年”為單位來計算的。他眼中的“中國人民”是一個宏大的、抽象的、縱向的政治符號。為了實現他眼中那個終極的、沒有階級壓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或者為了在全球反修防修的大局中占據高地,局部的饑荒、具體的死亡、一代人的精神和教育斷代,在他看來都只是通往偉大終點所必須支付的“必要代價”和“歷史燃料”。 他帶着一種救世主式的傲慢,認為只有自己掌握了拯救這個民族的真理。為了強行把這個民族拉上他的真理戰車,他不惜動用任何手段和進行任何實驗。這種愛與恨,在獨裁者的心理學中是高度統一的——因為我是為了你們好(“幸福的日子萬年長”——京劇《智取威虎山》唱段),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你們。 議論至此,對上面標題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主席的話兒記心上” 這是電影《地道戰》主題歌里的一句話,放在這裡,作為應景之用。 對很多家庭而言,父母有時對孩子說過的傷人的話,或者做過的事,會被孩子記一輩子,並因此相信,父母不愛自己,父母就是後來道歉了,也沒用。 父母孩子有血緣親情況且如此,更何況領袖與人民之間。 現在看看主席都說過什麼傷人的話。 1956年4月21日,主席在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說: “我們中國有六億人口,原子彈殺死掉一半,還有三億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復過來了。”(《毛澤東思想萬歲》) 1957年11月18日,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言說: “我們要爭取十五年和平。但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 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1958年3月,主席在成都會議(討論大修水利與大躍進指標)說: “中國人生育力最強,死點人不要緊。死人是壞事,也是好事。打仗要死人,既然大躍進,搞社會主義建設,也是一場戰爭,怎麼能不死人呢?今年大辦水利,全國大辦,我看死個幾萬人,也就是幾萬人。如果死人能換來大水利,那是划得來的。”(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及《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思想萬歲》) 1958年5月17日,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 “打原子仗,我們死一半還有三億人口。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球二十幾億人口剩幾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毛澤東思想萬歲》) “死人值得大驚小怪?人死是值得慶祝的。老百姓說這是白喜事。有生就有死。如果是自然的死,那是大快人心的。我們一定要相信辯證法,新陳代謝,如果沒有死,人類就不能向前發展。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1958年, 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談“消滅家庭”與軍事化生活,他說: “要取消家長制,建立供給制,過軍事化生活。把衣服穿得一模一樣,大家吃大鍋飯。家庭是歷史的產物,將來是要消滅的。我們要把兩億多幾千萬人組織成軍事化的生產大軍,像軍隊一樣生活、勞動。”(《毛澤東思想萬歲》) 1958 年 11 月 21 日,主席在武昌的一次會議上說: “地、富、反、壞乘機而起,所以青島會議才開捉戒,開殺戒,湖南斗十萬,捉一萬,殺一千,別的省也一樣,問題就解決了。”(馬列主義文庫:《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當時的歷史背景是 1958 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剛剛鋪開。由於基層強行搞大鍋飯、收走農民的私有財產,導致社會矛盾劇烈激化,甚至出現了基層反抗和“瞞產私分”的苗頭。主席在武昌會議上回顧前一年青島會議之後的整肅時,用極其輕鬆、數字化的口吻,把這種用暴力鐵腕鎮壓基層反抗的經驗,總結為“開捉戒,開殺戒,問題就解決了”。 1959年當大饑荒蔓延,當農民因為極度飢餓而試圖在家裡藏一點糧食(瞞產私分)時,主席在黨內會議上展現了毫不妥協的嚴酷態度。他對省委書記們說: “必須對農民進行階級教育。有些地方農民瞞產私分,這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表現。不能對他們讓步。糧食調不出來,就要強迫命令,這是一場戰爭。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毛澤東傳(1949-1976)》中關於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中南局會議記錄) 1966年文革爆發後,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官員、普通人因為不堪忍受肉體折磨和精神羞辱,紛紛選擇自殺。當林彪、康生等人向主席匯報社會上出現大規模自殺潮時,他表現得極其輕蔑,說: “死就死嘛,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那些人(指自殺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經不起考驗,自絕於人民。他們想死,就讓他們死好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中國有這麼多人,死幾個不礙大局。” (參看李志綏的回憶錄及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簡報記錄) 記着主席的這些話,就可以回答他是否愛人民這個問題。 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的所作所為,就都有了解釋。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扣問其他領袖。 他們在歷史上的行為軌跡,也變得更清晰了。 主席愛人嗎? 1975年,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後,做了許多蘇聯和中國不敢做的事:在幾天之內,強行將金邊等大城市的兩百多萬居民全部驅趕到農村,徹底廢除貨幣、廢除商品交換、消滅城市,試圖一步跨入“共產主義”,柬埔寨全境系統性的屠殺也同時發生了。 在主席的眼裡,這不是一場屠殺,而是一場最徹底乾淨的消滅階級的社會實驗。當時主席已經82歲,正處於極度焦慮的晚年。他發動的“大躍進”遭遇挫折,不得不向經濟規律妥協;他發動的“文革”陷入泥潭,搞死了劉少奇,逼死了林彪,社會已經千瘡百孔。此時,波爾布特拿着一份比“大躍進”和“文革”還要激進百倍的成績單來到北京向主席報告。在主席宏大的階級鬥爭理論中,波爾布特的做法是用雷霆手腕“徹底砸碎舊世界”。主席讚許波爾布特,因為他在波爾布特身上看到了自己未竟的、更激進的烏托邦理想的化身。1975年6月21日,波爾布特在中南海受到了主席的接見,主席對他說: “我們贊成你們啊!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你們基本上是正確的。你們一舉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你們的很多經驗比我們的好。” 這番對話成為了主席支持和慫恿紅色高棉暴行的重要鐵證。 作為比對,周恩來在接見了紅色高棉領導人(包括西哈努克和喬森潘)時說了不同的話。根據西哈努克的回憶錄及黨史文獻記錄,當時周恩來對他們說: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曾經犯過錯誤,我們必須為此造成的後果負責。我冒昧地提醒你們,不要期望通過一場大躍進就能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你們必須小心謹慎。如果你們拋棄這種審慎和常識,那只能給你們的人民帶來災難。共產主義應當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榮、尊嚴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顧人民的思想水準和民族現實,想一步就完全共產主義化,那無疑是冒險把國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熱之中。” 周恩來在用中國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大躍進饑荒),在向紅色高棉做最後的勸阻。 與周恩來說的話相比,主席甚至不愛“人”(不光不愛中國人)。 主席愛他的同志和戰友嗎? 在討論主席是否“愛”他的同志和戰友時,須剝離現代人對於親密、信任、溫情的定義。 如果把“愛”理解為常人眼中的風雨同舟、彼此信任、對戰友生命和尊嚴的體恤,那麼歷史的答案是殘酷的:他不愛。 在中共創業期,那些陪他走過長征、延安、內戰的開國元勛們,到了和平建設時期和晚年,絕大多數都成了他政治清洗、肉體折磨、精神羞辱的對象,高崗、彭德懷、劉少奇、賀龍、林彪、陳毅、陶鑄、羅瑞卿等等,無一倖免。 他衡量一個戰友、一個同志有沒有價值,唯一的標準是:此時此刻,是否百分之百地站在他的政治路線上。 當路線一致時,他可以展現出極大的政治魅力和拉攏手腕。例如在大躍進前夕,為了反擊彭德懷的“反冒進”,他大力扶持柯慶施、陶鑄等地方大員,稱讚他們有革命幹勁;在文革初期,為了砸碎舊的官僚體制,他將林彪立為“親密戰友”和法定接班人,寫進黨章。 當路線分歧時, 一旦戰友對他的政策產生懷疑(哪怕是出於善意糾偏),他們就會在瞬間被剝離“戰友”的身份,變成“階級敵人”。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僅僅是因為心疼老百姓挨餓,寫了一封溫和的意見信,就被主席打成反黨集團首領,文革中被殘酷批鬥至死。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試圖通過務實政策挽救大饑荒,最終在文革中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在折磨中悽慘死去。 因此,主席與他的任何戰友之間,沒能建立起真正平等和恆久的人性之愛。 在晚年,主席對戰友死亡的冷漠,在黨內高層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期間,許多開國功臣含冤離世,或者在醫院裡得不到有效治療而痛苦死去。主席沒有參加他們的追悼會或者向他們的遺體告別。唯一的例外是陳毅。1972年陳毅去世時,正值林彪事件發生不久,主席陷於極大的政治被動和精神孤獨中。他突然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在現場流淚,稱陳毅是“一個好同志”。這場眼淚,究竟是對陳毅具體生命的悲悼,還是在林彪事件後,他面對滿朝文武的寒心,不得不做出的一種政治安撫和自我解脫?答案不言自明。而到了1976年周恩來逝世時,面對全國自發的滔天哭聲,重病中的主席最終選擇不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僅僅在送審的報告上圈閱了一個冷冰冰的“知道了”。 結論是,主席沒有愛過他的同志和戰友。 主席愛忠實跟隨他的戰士嗎? 對主席最忠實的戰士,當然是紅衛兵了。 從1966年天安門城樓上的接見,到1968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令,這中間不過短短兩三年的時間。 當紅衛兵作為衝鋒陷陣的工具時,他們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道德與政治光環;而當城市秩序面臨失控、經濟無法消化龐大的青年就業人口時,這些人便在轉瞬之間從革命先鋒變成了亟待清理和疏導的社會包袱。 主席的最高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用宏大的修辭,包裝了人類歷史上僅見的大規模人口流放。把數千萬毫無農村生活經驗的城鎮青年,直接拋進基本溫飽都難以維持的閉塞鄉村,讓他們在無休止的繁重體力勞動、精神匱乏、制度性的階層固化中自生自滅。這,哪裡有任何意義上的“愛”? 另外,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裡,主席和他的統治集團對於知青遭遇的飢餓、疾病、精神絕望,女性知青遭遇的普遍而系統性的侵害,都表現出了絕對的冷酷和漠視。對這些前紅衛兵而言, 他們經歷了一場從狂熱跟隨的巔峰跌落到社會邊緣的幻滅。他們奉獻了最絕對的忠誠與青春,最終換來的卻是被主席的時代列車無情拋棄的背叛感。 對此,主席不在乎。所以,結論只能是:“他不愛”。 主席愛他的家人嗎? 在探討主席對家人的態度時,歷史展現出了一幅複雜、矛盾、充滿了傳統帝王悲劇色彩的畫面。 主席常對人提起,他的家庭為革命犧牲了六位至親(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毛楚雄、毛岸英)。對於這些在創業期犧牲的親人,他有痛苦和思念。 對於倖存下來的兒女(毛岸青、李敏、李訥),毛澤東的父親之愛表現得極其威嚴、冷淡,且充滿了政治訓誡,幾乎沒有常人家庭的煙火氣。毛岸青由於早年在上海流浪受流氓毆打,大腦受過嚴重損傷,精神長期不穩定。主席對這個唯一的倖存兒子表現出了長期的疏離,極少見他,很少允許他住在身邊,做刻意迴避。 主席與江青的關係,在二十世紀冷戰史、政治史中占據着幽暗的一頁。在這裡“愛”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政治夫妻”關係。在文革初期,主席為了繞開林彪、周恩來等黨內官僚體制,親自放出了江青這頭政治猛獸,讓她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充當為他衝鋒陷陣的“政治打手”。江青自己也公開說過:“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 因此,在主席的中南海紅牆內,只有路線、階級、權謀,唯獨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對家人,主席也談不上“愛”這個字。 主席的人生沒有愛 如果將“愛”定義為人類普遍認知中那種基於對等、體恤、對具體生命的敬畏、以及不帶政治條件的真誠依戀,那麼結論是:他的人生沒有這種愛。 主席愛自己 關於這個話題,最直接的歷史材料,是主席24歲(1917年至1918年期間)在閱讀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時寫下的上萬字手批(《倫理學原理批註》)。在這些批註中,主席的思想,與戰國時期的楊朱學說——“貴己”、“為我”、“重我”,產生了共鳴。他寫道: “宇宙間唯有我。我是宇宙之主體,我是宇宙之聖人。宇宙間之物,皆因我而有,因我而生,因我而滅。” “道德者,所以維持後起之生命,而非所以人類之犧牲。我只對我有責任,對他人無責任。我之有歷史,由於我之有現在,我若無現在,則歷史並無意義。” “生滅皆好。舊人死,新人誕生,此宇宙之新陳代謝,何足悲乎?” “主觀之意欲,即客觀之現實。” “個人有至高之價值。國家、社會、歷史、普遍之道德,皆因‘我’而存,若無‘我’,則一切毫無意義。” 所以,主席愛自己,毫無疑問。而且,除了自己,一切都放得下。 這,就是主席“快意人生”的底色。 難怪,畢老爺要借着酒勁兒罵人。 主席拒絕忽悠 最紅的歌,當屬李有源填詞的《東方紅》。歌詞第二段分明唱道: “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 為了建設新中國,呼兒嗨喲,領導我們向前進。” 經大數據查證,主席一生在各種場合從來沒有過“我愛人民”這樣的表述。 “毛主席愛人民”完全是外界(從陝北農民李有源,到後來的文藝工作者和宣傳機器)對主席的一種外在、單向、一廂情願的定位和包裝,而並非出自他本人的自我情感表達。 他們這樣說,往淺了說,是越位行為,類似於本來沒有的事兒,卻到處說某某非某某不娶;往深了說,是替人包打天下,硬把全天下人這麼重的擔子壓在一個人肩上。他們跟主席商量了嗎?安的什麼心?太不像話了。 作為對比,鄧小平在1981年有過表白。他說: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 相比之下,主席的語言風格是把“為人民服務”和“人民萬歲”這樣的話說到極致,把“人民”抽象和神化為一個崇高無比的符號概念,但他不和這個符號談“愛”這個字。 李有源等輩再忽悠主席和給主席戴高帽子包辦也沒有用,“愛”還是“不愛”,主席早已拿定主意,已經心如止水,意如磐石。 畢竟都知道,“愛”是勉強不得的。何況俗話早就說過:強扭的瓜不甜。 的確,局外人本不該自作多情,隔着鍋台上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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