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的另一面——“考公热”

现在继续前面关于“躺平”与“三十六计”的话题。

从表面上看，与“躺平”和“润”的现象相反的一个现象是近年很多国内年轻人的主流志愿是“考公”进入体制。这，似乎是一个积极的风气。

其实，这是一个具讽刺意义的“一体两面”现象。

表面上看，“躺平”和“考公”是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是消极撤退，一个是积极进取；但从社会动力学的底层逻辑来看，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社会病的两种症状，目标一致：先避险，后躺平。

从“三十六计”的角度看，此为“反客为主”之计（第30计）。

考公的本质：从“被收割”转向“收割位”

年轻人积极考公，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燃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奋斗理想，而是出于极度的现实主义考量。

避开收割机： 在私企、大厂，年轻人是随时可能被“优化”的韭菜，“躺平”时要担心被割到的。而进入体制，就相当于从“田里的韭菜”变成了“收割机的零部件”。

寻找确定性： 当社会方向由“一个最英明的人”指引且多变时，唯一能对抗不确定性的就是“编制”。体制内是信息的源头，也是资源分配的中心。

另一种形式的“躺平”： 很多人考公的目标是“上岸”。“岸”是什么？岸就是不用再在内卷的苦海里折腾，是在体制的庇护下实现一种“带薪躺平”。

官家与民众的“围城”博弈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计谋博弈——

官家的计谋： 官方通过定性“躺平”为阴谋，试图把年轻人赶回劳动力市场去创造GDP。

民众的拆解： 既然你让我奋斗，那我就奋斗给你看：我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努力，考进你的管理队伍里。

博弈结果： 最终导致社会出现“行政膨胀，产出萎缩”。最有活力、最聪明的年轻人不再去创造技术和财富，而是挤进管理系统去研究如何“指明方向”和“执行定性”。

激励失灵： 当社会挤压到只有“管理岗位”才有安全感时，创新的原动力就彻底熄灭了。

平庸的恶： 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编制”，考进体制的年轻人往往会成为执行“指鹿为马”最彻底的一群人。他们比谁都清楚真相，但为了生存，他们会以最高效率去执行那些限制“躺平”的指令。

系统性塌陷： 这是一个讽刺：每个人都在拼命进入那个可以“不被收割”的体制，结果导致体制越来越臃肿，而供养体制的“田野”却因为真正的“躺平”和“润”而日益荒芜。

总结来说，“考公热”和 “躺平热” 与“走线热”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当社会不再提供公平的竞争和自由的空间时，人们要么躺平，要么跑路，要么积极挤进权力体制本身。

这种“积极”的背后，事实上隐藏着一种比消极躺平更深刻的绝望。

下面是近几年中国公职人员考试（国考）的数据。这些数据呈现出一种近乎“宗教式” 的狂热。

景象类似于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和“万人争渡”的情况。

统计数字

注： 如果算上各省组织的“省考”、事业单位考试和教师编，全国每年投身体制考试的总人次已在2025年左右突破了 1000万 大关。

考试资格——考试资格的设置体现了极强的筛选逻辑：

学历门槛（学历贬值）： 2026年的国考职位表中，90%以上的中央机关岗位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即使是基层的乡镇岗位，本科也已成为绝对的底线。

政治身份（忠诚筛选）：党员优先—— 中央及省级核心部门的岗位，约 70%-80% 明确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

政审从严： 2025年后，政审（政治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查档案，现在还会通过技术手段追溯报考者及其直系亲属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记录。

录用后的人员去向

录用后，这些被称为“社会精英”的年轻人，其工作内容呈现出高度的“事务化”与“内耗化”。

基层治理与网格化： 约 60% 的新增人员被派往基层乡镇、街道或派出机构。他们的核心工作是“维稳、统计、填表、巡查” ，即通过人力补全 “数字化监控” 无法到达的死角。

意识形态宣贯： 大量人员进入宣传、党办等系统参与舆论引导工作。

监管与执法： 随着社会管控的精细化，税务、网信、市监等具有“收割“与监管职能的部门也是主要去向。

【背景故事：大学生丁小惠的心愿】

去年夏天，我去山西旅游，在忻州古城的步行街的一家餐馆，与服务员丁小惠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这是个高挑、开朗、干练、专注、自信、高工作效率的姑娘。我平时谈话喜欢直截了当，她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交谈非常顺畅。

我：你好！你叫丁小惠？

丁：是的。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我：我们看你不像是这里的正式工作人员，你是一个在暑假里来打工的中学生吧？

丁：我是打工的学生，但不是中学生，是大学生。

我：啊？是大学生？每年假期都来打工吗？是哪所大学的？学什么专业？

丁：是啊，我假期都会出来打工。我学数学，在中北大学。

我：哦，这所大学我知道。你学数学，一定是一个勤奋爱思考的孩子。另外，我猜想，你的家境不会太优渥，父母可能都不是知识分子或者体制内人士，否则你不会到餐馆里打工。

丁：对，你猜得对。我是农村家庭的。

我：哦，那你很不容易了，因为农村中学环境一般比较落后闭塞，再加上山西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我看过国内拍的、在国外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个纪实影片，叫《教育，教育》，讲了那里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在教育、求职、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各种“坑“。

丁：这个影片我们看不到，但是各种难处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们是“山河四省”中的第一名嘛。

我：我们看你前后忙碌，但是很专注而且有条不紊，可以想象你在学校也是一个好学生，抽象的数学学习也难不倒你。

丁：谢谢！我喜欢数学，学得还可以，我喜欢数学的纯粹感和严格推理的思想力量。

我：哦，好啊。你这么一说，更像一个数学系的学生了。毕业后打算怎么样？考研或者出国留学深造？现在中国很多女孩子更厉害，你听说纽约大学的王虹了吧？

丁：啊？听说了。但是我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和抱负，虽然我一直对学习英语非常认真和感兴趣。现在我的最想获得成功的目标就是“考公”。这个，也是我的大多数同学们现有的想法。

我：哦？是吗？你的父母和老师们都支持吗？

丁：当然啦，“考公”和进入“体制”是第一选择，这个应该也是社会共识了。“考公”很难，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不过一次考不上，还可以复习再考。我有一个弟弟在念高中。如果他以后能进大学，也会像我一样参加“考公”。

我：啊？这样的话，就祝你将来“考公”成功吧！

丁：谢谢！我明年考，希望一次就考过。

我：刚才你工作的时候我们拍下了一张你的照片，你介意把它作为插图发布吗？

丁：没事儿，不介意！

我：很好！你很爽快大方啊。另外，我觉得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完全没有当地口音的痕迹。再次祝你成功。

数学系大学生丁小惠在工作

【背景故事：77年高考】

如果从录取率、竞争维度和时代心理来看，“考公”确实在很多维度上比被称为“改变命运之战”的1977级高考还要艰难。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跨越近50年的数据对比，来解构这种“难”的本质差异。

数据对决——录取率的比较

残酷性对比： 77级高考虽然积压了十年的考生，录取率极低，但当时的社会逻辑是“百废待兴”，只要考上，就是天之骄子。而现在的国考，录取率已经跌破了当时高考的下限，且竞争者全部是拥有高等学历的职业“刷题家”。

难度的维度：从“智力选拔”到“忠诚筛选”

“指鹿为马” 式的服从性测试，在 “考公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使得难度不再仅仅是知识性的。

77级高考的难： 难在知识断层。那时候是看谁能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自学完高中课程。那是一场 “寻找智慧和知识” 的考试，目的是为国家找人才。

现在“考公“的难： 难在极致内卷。题目本身已经高度套路化，考的是谁更像一台精准的行政机器。特别是“申论” 部分，考的是谁能更完美地揣摩上意，用那种 “指明方向” 的公文话语体系来回答问题。这不再是寻找智慧，而是 “寻找工具” 。

社会心理：从“希望”到“避险”

77级高考的底色是 “希望” ： 那时的人们相信通过考试可以参与国家建设，可以通过奋斗改变阶层。那是 “原动力” 爆发的起点。

现在“考公“的底色是“恐惧”： 年轻人拼了命想考进去，不是因为体制内能让他们施展才华，而是因为体制外已经成了“收割场”。用”考公“进入体制是“防御性生存”策略。

讽刺点

77级大学生毕业后成了建设国家的主力；现代 “考公 “的 “上岸” 者，主要工作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那些 “躺平” 的人。

1977年的高考是 “开门” ，让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 现代的 “考公 “是 “关门” ，让所有人挤进唯一的安全区。

当一个国家最聪明、最善于学习、甚至最愿意服从的几百万年轻人，为了一个不到1.5%的录用机会而放弃了所有的创造力和思考力时，这种“难”，其实是前文里提到的“社会原动力消失”的最具象体现。

这种现象如果写进后代统治者的教科书，论文题目或许可以叫：《如何通过一场极其困难的考试，将社会的创新火种平稳地转化为行政消耗品》。

77级高考后学子们在看榜

最后，再回看国安部的“躺平是受境外势力蛊惑“这个说法的制作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就是过去“考公”的“上岸者”中的佼佼者。

这揭示了一个社会结构的逻辑闭环：这些“指控者”与“被指控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同源性。

昔日的“上岸者”对阵今日的“爬岸者”

同根同源： 在国安部等核心部门工作的这群人，本身就是经历过极端内卷、政审从严、层层筛选后成功“上岸”的佼佼者和幸运儿。

角色置换： 他们曾经可能也是为了“避险”而挤进体制的年轻人 。但一旦进入系统并成为“收割机的零部件” ，他们的核心职能就变成了维护系统的稳定和定性的权威 。

话语权的异化：为了生存而“指鹿为马”——考进体制的年轻人为了保住“编制”，往往会成为执行“指鹿为马”最彻底的一群人 。

生存策略： 这帮人比谁都更清楚国内青年“躺平”的真实原动力——即社会原动力的消失和生存空间的挤压 。 但是，他们必须选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策略。

职业表演： 作为体制的捍卫者，他们必须用上级的旨意来解释现象 。将“躺平” 定性为 “境外势力蛊惑” ，不仅是对上级的政治投诚，也是一种 “平庸的恶” 的体现。他们高效地执行这些扭曲事实的指令，是为了在这个安全区内继续生存和获得提升的机会 。

社会动力学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

第一步： 优秀人才如丁小惠，因为恐惧“收割”而放弃创新，拼命“考公“寻求“避风港”和“上岸“ 。

第二步： 成功“上岸”后，他们被分配到监管、维稳或意识形态宣贯岗位，工作内容高度“内耗化” 。

第三步： 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他们必须不断寻找和制造“敌人”。于是，那些由于他们所在的体制导致无法奋斗而只能选择“躺平”的同龄人，就成了他们笔下的“阴谋参与者”或者被外部势力所蒙蔽的人。

叹气。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