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的另一面——“考公熱”

現在繼續前面關於“躺平”與“三十六計”的話題。

從表面上看，與“躺平”和“潤”的現象相反的一個現象是近年很多國內年輕人的主流志願是“考公”進入體制。這，似乎是一個積極的風氣。

其實，這是一個具諷刺意義的“一體兩面”現象。

表面上看，“躺平”和“考公”是截然相反的選擇：一個是消極撤退，一個是積極進取；但從社會動力學的底層邏輯來看，它們其實是同一種社會病的兩種症狀，目標一致：先避險，後躺平。

從“三十六計”的角度看，此為“反客為主”之計（第30計）。

考公的本質：從“被收割”轉向“收割位”

年輕人積極考公，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燃起了“為人民服務”的奮鬥理想，而是出於極度的現實主義考量。

避開收割機： 在私企、大廠，年輕人是隨時可能被“優化”的韭菜，“躺平”時要擔心被割到的。而進入體制，就相當於從“田裡的韭菜”變成了“收割機的零部件”。

尋找確定性： 當社會方向由“一個最英明的人”指引且多變時，唯一能對抗不確定性的就是“編制”。體制內是信息的源頭，也是資源分配的中心。

另一種形式的“躺平”： 很多人考公的目標是“上岸”。“岸”是什麼？岸就是不用再在內卷的苦海里折騰，是在體制的庇護下實現一種“帶薪躺平”。

官家與民眾的“圍城”博弈

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計謀博弈——

官家的計謀： 官方通過定性“躺平”為陰謀，試圖把年輕人趕回勞動力市場去創造GDP。

民眾的拆解： 既然你讓我奮鬥，那我就奮鬥給你看：我通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努力，考進你的管理隊伍里。

博弈結果： 最終導致社會出現“行政膨脹，產出萎縮”。最有活力、最聰明的年輕人不再去創造技術和財富，而是擠進管理系統去研究如何為“指明方向”去策應和執行。

激勵失靈： 當社會擠壓到只有“管理崗位”才有安全感時，創新的原動力就徹底熄滅了。

平庸的惡： 為了保住這來之不易的“編制”，考進體制的年輕人往往會成為執行“指鹿為馬”最徹底的一群人。他們比誰都清楚真相，但為了生存，他們會以最高效率去執行那些限制“躺平”的指令。

系統性塌陷： 這是一個諷。每個人都在拼命進入那個可以“不被收割”的體制，結果導致體制越來越臃腫，而供養體制的“田野”卻因為真正的“躺平”和“潤”而日益荒蕪。

總結來說，“考公熱”和 “躺平熱” 與“走線熱”其實是三位一體的。它們共同說明了一個事實：當社會不再提供公平的競爭和自由的空間時，人們要麼躺平，要麼跑路，要麼積極擠進權力體制本身。

這種“積極”的背後，事實上隱藏着一種比消極躺平更深刻的絕望。

下面是近幾年中國公職人員考試（國考）的數據。這些數據呈現出一種近乎“宗教式” 的狂熱。

景象類似於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和“萬人爭渡”的情況。

統計數字

註： 如果算上各省組織的“省考”、事業單位考試和教師編，全國每年投身體制考試的總人次已在2025年左右突破了 1000萬 大關。

考試資格——考試資格的設置體現了極強的篩選邏輯：

學歷門檻（學歷貶值）： 2026年的國考職位表中，90%以上的中央機關崗位要求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即使是基層的鄉鎮崗位，本科也已成為絕對的底線。

政治身份（忠誠篩選）：黨員優先—— 中央及省級核心部門的崗位，約 70%-80% 明確要求必須是“中共黨員”。

政審從嚴： 2025年後，政審（政治審查）的範圍進一步擴大。除了查檔案，現在還會通過技術手段追溯報考者及其直系親屬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記錄。

錄用後的人員去向

錄用後，這些被稱為“社會精英”的年輕人，其工作內容呈現出高度的“事務化”與“內耗化”。

基層治理與網格化： 約 60% 的新增人員被派往基層鄉鎮、街道或派出機構。他們的核心工作是“維穩、統計、填表、巡查” ，即通過人力補全 “數字化監控” 無法到達的死角。

意識形態宣貫： 大量人員進入宣傳、黨辦等系統參與輿論引導工作。

監管與執法： 隨着社會管控的精細化，稅務、網信、市監等具有“收割“與監管職能的部門也是主要去向。

【背景故事：大學生丁小惠的心願】

去年夏天，我去山西旅遊，在忻州古城的步行街的一家餐館，與服務員丁小惠有過一次簡短的交談。這是個高挑、開朗、幹練、專注、自信、高工作效率的姑娘。我平時談話喜歡直截了當，她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的交談非常順暢。

我：你好！你叫丁小惠？

丁：是的。很高興為你們服務。

我：我們看你不像是這裡的正式工作人員，你是一個在暑假裡來打工的中學生吧？

丁：我是打工的學生，但不是中學生，是大學生。

我：啊？是大學生？每年假期都來打工嗎？是哪所大學的？學什麼專業？

丁：是啊，我假期都會出來打工。我學數學，在中北大學。

我：哦，這所大學我知道。你學數學，一定是一個勤奮愛思考的孩子。另外，我猜想，你的家境不會太優渥，父母可能都不是知識分子或者體制內人士，否則你不會到餐館裡打工。

丁：對，你猜得對。我是農村家庭的。

我：哦，那你很不容易了，因為農村中學環境一般比較落後閉塞，再加上山西高考競爭的激烈程度。我看過國內拍的、在國外引起社會關注的一個紀實影片，叫《教育，教育》，講了那裡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家庭在教育、求職、就業方面所面臨的困境和各種“坑”。

丁：這個影片我們看不到，但是各種難處是可以預料的，因為我們是“山河四省”中的第一名嘛。

我：我們看你前後忙碌，但是很專注而且有條不紊，可以想象你在學校也是一個好學生，抽象的數學學習也難不倒你。

丁：謝謝！我喜歡數學，學得還可以，我喜歡數學的純粹感和嚴格推理的思想力量。

我：哦，好啊。你這麼一說，更像一個數學系的學生了。畢業後打算怎麼樣？考研或者出國留學深造？現在中國很多女孩子更厲害，你聽說紐約大學的王虹了吧？

丁：啊？聽說了。但是我暫時沒有這樣的打算和抱負，雖然我一直對學習英語非常認真和感興趣。現在我的最想獲得成功的目標就是“考公”。這個，也是我的大多數同學們現有的想法。

我：哦？是嗎？你的父母和老師們都支持嗎？

丁：當然啦，“考公”和進入“體制”是第一選擇，這個應該也是社會共識了。“考公”很難，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不過一次考不上，還可以複習再考。我有一個弟弟在念高中。如果他以後能進大學，也會像我一樣參加“考公”。

我：啊？這樣的話，就祝你將來“考公”成功吧！

丁：謝謝！我明年考，希望一次就考過。

我：剛才你工作的時候我們拍下了一張你的照片，你介意把它作為插圖發布嗎？

丁：沒事兒，不介意！

我：很好！你很爽快大方啊。另外，我覺得你的普通話說得很好，完全沒有當地口音的痕跡。再次祝你成功。

數學系大學生丁小惠在工作

【背景故事：77年高考】

如果從錄取率、競爭維度和時代心理來看，“考公”確實在很多維度上比被稱為“改變命運之戰”的1977級高考還要艱難。

我們可以通過一組跨越近50年的數據對比，來解構這種“難”的本質差異。

數據對決——錄取率的比較

殘酷性對比： 77級高考雖然積壓了十年的考生，錄取率極低，但當時的社會邏輯是“百廢待興”，只要考上，就是天之驕子。而現在的國考，錄取率已經跌破了當時高考的下限，且競爭者全部是擁有高等學歷的職業“刷題家”。

難度的維度：從“智力選拔”到“忠誠篩選”

“指鹿為馬” 式的服從性測試，在 “考公 “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使得難度不再僅僅是知識性的。

77級高考的難： 難在知識斷層。那時候是看誰能在極其匱乏的條件下自學完高中課程。那是一場 “尋找智慧和知識” 的考試，目的是為國家找人才。

現在“考公“的難： 難在極致內卷。題目本身已經高度套路化，考的是誰更像一台精準的行政機器。特別是“申論” 部分，考的是誰能更完美地揣摩上意，用那種 “指明方向” 的公文話語體系來回答問題。這不再是尋找智慧，而是 “尋找工具” 。

社會心理：從“希望”到“避險”

77級高考的底色是 “希望”： 那時的人們相信通過考試可以參與國家建設，可以通過奮鬥改變階層。那是 “原動力” 爆發的起點。

現在“考公“的底色是“恐懼”： 年輕人拼了命想考進去，不是因為體制內能讓他們施展才華，而是因為體制外已經成了“收割場”。用”考公“進入體制是“防禦性生存”策略。

諷刺點

77級大學生畢業後成了建設國家的主力；現代 “考公 “的 “上岸” 者，主要工作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那些 “躺平” 的人。

1977年的高考是 “開門” ，讓被壓抑的能量釋放出來； 現代的 “考公 “是 “關門” ，讓所有人擠進唯一的安全區。

當一個國家最聰明、最善於學習、甚至最願意服從的幾百萬年輕人，為了一個不到1.5%的錄用機會而放棄了所有的創造力和思考力時，這種“難”，其實是前文里提到的“社會原動力消失”的最具象體現。

這種現象如果寫進後代統治者的教科書，論文題目或許可以叫：《如何通過一場極其困難的考試，將社會的創新火種平穩地轉化為行政消耗品》。

77級高考後學子們在看榜

最後，再回看國安部的“躺平是受境外勢力蠱惑“這個說法的製作者們：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就是過去“考公”的“上岸者”中的佼佼者。

這揭示了一個社會結構的邏輯閉環：這些“指控者”與“被指控者”之間可能存在着同源性。

昔日的“上岸者”對陣今日的“爬岸者”

同根同源： 在國安部等核心部門工作的這群人，本身就是經歷過極端內卷、政審從嚴、層層篩選後成功“上岸”的佼佼者和幸運兒。

角色置換： 他們曾經可能也是為了“避險”而擠進體制的年輕人 。但一旦進入系統並成為“收割機的零部件” ，他們的核心職能就變成了維護系統的穩定和定性的權威 。

話語權的異化：為了生存而“指鹿為馬”——考進體制的年輕人為了保住“編制”，往往會成為執行“指鹿為馬”最徹底的一群人 。

生存策略： 這幫人比誰都更清楚國內青年“躺平”的真實原動力——即社會原動力的消失和生存空間的擠壓 。 但是，他們必須選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策略。

職業表演： 作為體制的捍衛者，他們必須用上級的旨意來解釋現象 。將“躺平” 定性為 “境外勢力蠱惑” ，不僅是對上級的政治投誠，也是一種 “平庸的惡” 的體現。他們高效地執行這些扭曲事實的指令，是為了在這個安全區內繼續生存和獲得提升的機會。

社會動力學的惡性循環

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令人窒息的閉環。

第一步： 優秀人才如丁小惠，因為恐懼“收割”而放棄創新，拼命“考公”尋求“避風港”和“上岸”。

第二步： 成功“上岸”後，他們被分配到監管、維穩或意識形態宣貫崗位，工作內容高度“內耗化”。

第三步： 為了證明自己的工作價值，他們必須不斷尋找和製造“敵人”。於是，那些由於他們所在的體制導致無法奮鬥而只能選擇“躺平”的同齡人，就成了他們眼中和筆下的“陰謀參與者”或者“被外部勢力所蠱惑”的人。

嘆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