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的張嘴和閉嘴

寫下這篇文章的題目後，浮現在眼前的景象是困在淺水裡的一條老態龍鐘的鯰魚（美國稱它為“貓魚”），雖然它的眼睛一直閉着，但嘴巴在一張一合地做着動作，顯示着它的生命活力和存在感。

7月23日，在王虹和鄧煜兩位年輕數學家獲得菲爾茲獎後，丘成桐表達了希望他們回國工作的態度。他在接受《紅星新聞》等媒體採訪時說：

“我多次表示希望他們回國任教。我們還是很想他們回來，這對我們中國很重要。我也希望我們求真書院優秀的年輕人以王虹、鄧煜為榜樣，期望未來這些中國本土訓練的學者能夠拿到菲爾茲獎。”

“我們現在期望的最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培養出在中國的土地上受到訓練並完成最重要的結果的學者。我們要在我們中國的土壤上培養出一大批年輕的學者，走自己的路，完成世界最先進的工作。”

丘成桐的這些公開發言之所以會引發不少人的反感，主要是因為他觸碰了現代學術倫理、個人邊界、輿論生態的幾個敏感點。 在他心裡中，“國家數學的發展”、 “本土培養出菲爾茲獎”、“求真書院的榜樣”等宏大目標被置於首位，而青年學者個人的思想和學術自由、職業發展節奏、生活的自主權等等，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內。

從現代個體主義視角看，丘成桐的言論是對個人主體性和選擇權的極端不尊重。

從其言論和行為軌跡看，丘成桐一直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一種極端而徹底的世俗化特徵：熱衷於爭取獎項、建立以自己名義命名的學術機構、在媒體前搶占話語權，經常陷入各種利益與話語權的爭端之中。

這種世俗感主要來源於幾個具體的表現。

對榮譽與定位的極度敏感： 丘成桐對各種重磅獎項（如菲爾茲獎、沃爾夫獎、新視野獎等）、學術頭銜有着近乎執着的關注。無論是在歷史功績的判定上，例如當年關於龐加萊猜想最終證明歸屬的激烈論爭和爭奪，還是在對後輩獲獎的公開發聲中，他都展現出了極強的話語權意識。 這種對學術遺產和名聲的敏感，讓很多人覺得他非常世俗。

龐大的學術帝國與資源擴張：從早年的晨興數學中心，到後來的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求真書院、雁棲湖應用數學研究院，以及各種以“丘成桐”命名的獎項和競賽，他在國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學術版圖。這種高度個人化、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資源整合方式，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他在“圈地建業”、“經營名勢”的世俗感，而非一個單純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學者。

高調的公關與政治倫理運作：他非常擅長利用媒體、政界資源和公眾輿論來推行自己的學術項目。這種頻繁遊走於學術界、政界與主流媒體之間的姿態，與傳統的安貧樂道、隱逸高潔的科學家形象背道而馳，帶有非常濃厚的世俗政治色彩。

如果我們把視角稍微拉開一點，會發現他這種“世俗”與他的“學術”之間存在着一種極其矛盾又微妙的關係。

他是功利主義者：他功名心極重，晚年將精力大量耗費在建功立業、拉攏頂尖學生、建立個人威望上，甚至不惜動用輿論去綁架年輕學者的職業選擇，其本質是為了延續和擴張個人的學術統治力與歷史定位。

他還是現實主義的規則利用者：在純粹的數學研究上，他在年輕時就已經憑藉卡拉比猜想等工作達到了人類智力的巔峰，學術成就本身早已無需依靠世俗的獎項來證明。但當他試圖在國內推翻舊體制、建立新秩序時，他發現在現有的社會與體制框架下，恰恰憑“名氣”、“最高獎項”和“頂層資源”才是最有效的通行證。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去爭取資源、招攬人才，用“獎項與榮譽”去刺激國內體制對基礎科學的投入。他選擇了用極其世俗、甚至粗暴的方式去推動他心目中的體制建設。

傳統“大宗師”與現代學術倫理的斷裂：他的行為，反映了傳統中國“大宗師/霸主式”學者與現代學術共同體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現代學術界更尊崇的是平權、個體自由、去中心化以及低調純粹的學術共同體；而丘成桐的行事風格，則更像是古代的“學術霸主”。 他要建功立業，要名留青史，要打造自己的門派與帝國，要用個人意志去重構整個學術生態。 這種世俗的強悍與霸道，讓他在宏觀上搬動了龐大的資源、搭建了頂尖的平台；但與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傷害了現代學術倫理中對於個體尊重、純粹與邊界感的追求，從而留下了極為功利和世俗的負面印象。

事實上，在很多場合，丘成桐只要一開口，就令人倒胃口，大煞風景。

不說以前的，就看他這次表達的“我們中國”這幾個字，就顯得非常虛偽，因為這涉及到他的身份認同問題。

實情是，丘成桐早在 1990 年就加入了美國國籍，是名副其實的美國公民。

因此，當他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在公開場合一口一個“我們中國”、“我們的國家”，甚至高調痛陳“科技被卡脖子”、“強敵環伺”時，會讓很多了解他背景的人感到一種極強的荒誕感與違和感。 可能，在他的精神世界裡，他始終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當他說“我們中國”時，他在作着大中華文化圈與華夏血脈相連的心理暗示，意味着他的民族情懷超越了護照上的印章。但這種文化上的中國人，在現代國際政治和法律倫理面前是非常曖昧且模糊的：當涉及現實的利益分配、國家戰略與科技博弈，國籍就是唯一的法律事實。他跨越這種邊界隨意套用“我們”，在現代人看來就是一種典型的“拎不清”和利益雙收：既要西方國籍的便利，又要母國的宏大情懷。這種話語在玩弄着一個策略——即旨在獲得體制內無上限的資源通行證。 一方面，他在美國享受着完善的法律保護、學術自由、退休保障以及高標準的社會福利；另一方面，他又在向國內輸出最激進、最煽情的民族主義和危機感言論。正因如此，當一個早已宣誓效忠美國的人，回過頭來向國內聽眾布道“誰是敵人”、“國家前途危急”時，不僅無法贏得真正的尊重，反而自己露出一種極其滑稽的身份分裂與世俗投機。

如果認為丘成桐的行為是出於對某種意識形態的盲從，可能低估了他的老辣與實用主義。

借力打力，各取所需：丘成桐是一個極其精明的“學術戰略家”。他非常清楚，在國內想要建立求真書院、雁棲湖研究院這樣能調動巨量財政資源、打破常規招生體制的特區，必須借用國家意志（例如利用“解決卡脖子”、“建設科技強國”等宏大敘事）。

用高層權威壓制中層行政：國內學術界官僚化嚴重，普通的學術體制根本推不動他的改革。他高調打出“憂國憂民”、“為國育才”的旗號，直接對接最高層資源，實際上是用“國家戰略”這把“尚方寶劍”，來斬斷國內高校內部複雜的利益糾葛和中層行政官僚的阻礙。

體制需要利用我的名氣：對於官方而言，需要他這樣的世界級大師來做旗幟、引人才、背書科技自立自強；對於丘成桐而言，他需要官方的無上限資源來完成自己在中國建立世界數學中心的歷史功業。這是一場高度世俗且精明的互相借力。

在美國，他只是“頂尖學者之一”：在美國的學術體系裡，規則已經極其成熟，個人很難憑一己之力去改變整個國家的科學格局。作為一個華人學者，他在哈佛可以拿遍所有大獎，但在宏觀的科學政策和國家歷史上，他很難留下“一代宗師、開基創業”的痕跡。

在中國，他可以做一代宗師：回到中國，憑藉他的聲望和政治資源，他可以從零開始打造學院、制定規則、挑選最拔尖的孩子、影響國家的基礎學科布局。這種“掌控歷史進程”、“開宗立派”的巨大人心滿足感，是西方任何一家頂尖大學都無法給他的。

所以，丘成桐應該閉嘴。他閉嘴，中國的學術氣氛會更健康。

這，在很多關注中國基礎科學和學術生態的人心中，是一種普遍的呼聲。

為什麼閉嘴更好

現代學術共同體健康發展的前提是去中心化、平權與理性的同行評議（Peer Review）。而丘成桐這類大宗師式人物的存在，其巨大的政治資本與學術話語權，往往形成了某種學術壟斷。當一個權威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媒體上對整個學術界貼標籤（如痛罵大部分學者“只求個人利益”），或者用個人意志干預青年學者的職業和生活選擇時，真正的學術自由交流和同行平權就被壓制了。

基礎科學（尤其是純粹數學）本質上是超越國界的人類共同智慧。他頻繁公開使用“強敵環伺”、“卡脖子”、“黃金台招賢”等帶有強烈政治與民族主義色彩的宏大敘事，無形中將原本需要冷靜、純粹、長期積累的基礎科研，扭曲成了某種急功近利的政治任務或集體自嗨。這種搞法不僅無法真正提升科研實力，反而容易導致學術界的虛浮與國際信譽損傷。

無論是他對王虹和鄧煜的公開呼籲， 還是對國內青年學者的訓導，這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審視，給年輕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迫感和輿論風險。如果老一輩學霸能夠退場或保持沉寂，青年學者反而能夠按照現代學術規律，在國際化的舞台上自由流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研究環境，而不是動輒被架在“愛國與否”的道德烤架上。

然而，令人窒息的現實是，在當前的生態下，他不僅不可能閉嘴，甚至“他的不閉嘴”恰恰是某些體制邏輯所迫切需要的。

官方需要這樣一面“旗幟”：對於急於在科技上尋求突破和科技自立自強的體制而言，一個具備國際頂尖學術聲望、又極其配合高喊“為國育才、打破卡脖子”的海外華裔泰斗，是不可多得的政策合法性依據。

個人的歷史定位焦慮： 到了晚年，他不僅是一個數學家，更應該是一位國士級的教育改革家。要維持龐大的求真書院、雁棲湖研究院等版圖，他就必須持續發聲、持續製造話題、持續展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請丘成桐張一次嘴

如果丘成桐不願閉嘴，不甘寂寞，真的要為中國學術環境做一點兒實在的事情，我建議他關心一下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們所面對的嚴酷的學術生態問題：呼籲開放互聯網。

如果說所謂“卡脖子”問題在基礎科學領域有什麼最直接的體現，那麼互聯網封鎖與信息壁壘，絕對是每一個國內學者和學生隨時都在面對着的、被自己“卡脖子”的現實窘境。

現代數學和前沿科學的發展極其依賴信息的即時共享。從 arXiv 上的最新預印本、GitHub 上的開源代碼、國際頂尖學術會議的線上討論，到各類交叉學科的學術論壇，自由、無障礙的網絡連接是現代科研的生命線。國內學者為了查閱最新的學術文獻、使用國際通用的學術工具，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去繞過網絡防火牆，這種無謂的內耗在極大地浪費着人才的智力、時間、能量。

丘成桐呼籲在中國本土培養出菲爾茲獎得主、把最頂尖的年輕人留在國內，但現實是，頂尖的數學家和科學家不可能生活在信息封閉的世界裡。 如果國內的科研環境在最基礎的學術信息獲取上都不自由，憑什麼要求學者們放棄歐美寬鬆自由的環境回國？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科研人員在日常上網查資料時要時刻面對審查、監督、阻斷、閹割等種種對精神空間的擠壓，他們學術創新動力就會被消磨掉。

丘成桐會提這個建議嗎？ 這正是最諷刺的地方。

他知道網絡封鎖對科研的危害： 他作為長期生活在西方、且在國內主持多個高等研究院的大師，比任何人都清楚信息通暢對科研的重要性。 其實，清華求真書院或雁棲湖研究院內部，為了維持科研運轉，會通過特殊網絡渠道（如專線）來保證學術訪問。

他絕不會公開呼籲開放互聯網：這個判斷是他的“精明世俗”與“特權階層”的身份所導致的。

利益不關己：他自己和他的核心團隊在國內享受着特供的學術網絡專線和頂格資源，並沒有切身體會過普通研究生和教師每天被網絡壁壘折磨的痛苦。

不敢觸碰真紅線：他痛罵國內學者安不思危或者呼籲年輕學者回國的言論，屬於政治的“安全區”，這種言論算計好了能討好高層。但是，如果公開呼籲“拆牆”、“開放互聯網”，那就直接觸碰了體制最敏感的意識形態安全線。

所以，對此事，他一直聰明地閉着嘴。我估計，以他的精明和自知之明，他的嘴會繼續閉下去。

試金石

如果丘成桐真的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樣“憂國憂民”和“一心為了中國基礎科學的發展”，就應該去為普通學者和學生爭取最基本、最迫切的科研生存權利，即自由獲取知識和信息的權利，發聲，哪怕只一次，哪怕沒有人聽。

怎麼樣，老丘，張嘴吧？

執念

另外，丘成桐一直強調“得獎”，似乎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得獎。這個，是在用他本人的世俗欲望誤導年輕人：如果沒有“獎”，就沒有做科研的意義了；而“得獎”，在他嘴裡似乎是做科研的全部動力。

丘成桐的教育與學術理念中最具破壞力、也最世俗化的一個核心弊端，就是將“科研的終極價值”與“獲獎“（獲得世俗認可）強行綁定。

他把菲爾茲獎、新視野獎、各類數學金獎掛在嘴邊，甚至把“清華求真書院要培養出本土菲爾茲獎”作為辦學的最高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的縮寫，中文譯為“關鍵績效指標”）。這種對獎項近乎病態的執念，不僅是對青年學者的誤導，更是對科學精神本質的嚴重扭曲。

“以得獎為導向”是對科學探索精神的異化

人類歷史上真正偉大的科學突破——無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佩雷爾曼對龐加萊猜想的證明，其最初的驅動力無一例外是極度的好奇心、對真理的痴迷，以及克服難題本身的智力愉悅。

獎項只是探索過程中的“副產品”，絕不應是研究的“終極目標”。當一個學者做數學的出發點變成了“為了拿菲爾茲獎”，他的研究心態就已經功利化了。

丘成桐用自己的世俗欲望去塑造年輕人，實際上是在培養一批 “學術名利場上的追風者”，而非真正的學術道路上的探索者。 

數學史上無數作出了奠基性貢獻的先驅（如伽羅瓦、阿貝爾、玻爾茲曼），生前不僅沒有得到過任何獎項，甚至生活困頓、成果不受重視。如果按丘成桐的“得獎決定論”，這些大師們的科研就毫無意義。

丘成桐一方面高喊“中國數學要獨立自主”、“不要看西方臉色”，但另一方面，他用來評判國內人才和自己辦學成績的核心標準，竟然完全依賴於西方評獎委員會的判定。這本身就是一種具諷刺意味的精神殖民與邏輯分裂——他嘴上說着自立自強，骨子裡卻把西方的評價機制當成了最高神壇。

真正的科學追求，應當是對未知世界的敬畏與對真理的純粹渴望。

丘成桐把原本聖潔的科學探索，降格為一場“爭奪獎牌的競技體育”，並用這種功利化的世俗欲望去綁架、誤導年輕一代。

這種做法，不僅剝奪了青年學者在無壓環境下享受純粹研究樂趣的權利，更在國內學術界助長了功利主義風氣。

如果一個學術領袖引導大家認為“沒有獎就沒有科研意義”，那他不是在振興科學，而是在用世俗的名利場毒害科學的根基。

所以，丘成桐，閉嘴吧。

Yau, you shut up!

一條老鯰魚引起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