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憶往——長江浮屍和深山野人

1969年10月底，母親帶着我們兄弟二人，隨集體乘火車從北京到武漢，再乘輪船沿長江從武漢抵達了長江南岸湖北省的最後一個碼頭——富池鎮。再往南，就是江西的九江市了。

從武漢到富池的水路距離，大約是 180 公里。那時，長江客輪的航速通常在每小時20至25公里，加上沿途停靠多個碼頭上下客的時間很長，走完這180公里的水路需整整一晝夜，感覺相當漫長。

富池鎮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街道冷清，路人稀少，是一個“世外之地”。不久，我更知道，這一帶還是一個“法外之地”——這，正是今天話題的主題。

安家“馬鞍山”下、“網湖”岸邊

當天晚上，我們乘解放牌卡車被安頓到了離富池鎮約10公里的一處荒山腳下。這是一座孤山，形狀像馬鞍，故名“馬鞍山”。

馬鞍山的南邊就是著名的網湖濕地，一望無際。稱此地為“網湖”，可能由於這是一個水網地帶。這可不是想象中或者煽情文學裡的“魚米之鄉”的場景，而是有千年歷史的血吸蟲病重疫區。

由於這裡沒有當地人居住，我們都暫時住在用竹蓆或者帆布臨時構建的棚子裡。

“半壁山”在望

天亮之後，我們都急切地到席棚外觀看周圍的其它環境。這時，隔着薄薄的晨霧，我們遠遠地看到了另一處孤山，而且確鑿無誤地看出，這座山只有齊刷刷的半邊。我們被告知，它的另外一半，被長江水帶走了，故稱“半壁山”，好神奇啊。

長江，就在半壁山腳下滾滾流淌，雖然在我們當時身處的馬鞍山南坡根本看不到長江，卻從半壁山的形狀和隱約的水聲知道了長江的存在。

像馬鞍山一樣，半壁山在我們這批人到來之前也是荒山，沒有當地人居住。

陽新縣的半壁山和長江因為半壁山攔阻而形成的“大回流”水文境況

老渡口

在馬鞍山的北坡的長江岸邊，有一個小鎮，叫“老渡口”，它在近代史上非常出名，因為它是從長江北岸的歷史名鎮“田家鎮”過江到江南岸的渡口。

這個渡口歷史悠久，相傳一千多年前就存在，因水面水流平穩而著名，並一直有“義渡”的傳統，即對本村人和親戚擺渡不收船費。這一傳統在解放後也延續着。

1949年5月，解放軍四野的43軍127師在此地無抵抗渡江。情況是，老渡口當時已經有中共地下黨組織。為大軍渡江，他們動員當地村民出動了幾十條木船，連續兩晝接應部隊過來。老渡口渡江是渡江戰役團風至武穴段的一個重要支撐點，強化了對武漢南部國民黨白崇禧集團的包圍態勢。很快，武漢三鎮於5月16日和平解放。王震為老渡口題詞： “紅色渡口” 。

老渡口一帶水面的平穩的直接原因是半壁山對江水的阻攔，使得長江在這裡形成了一個大回流。

具體地說，長江水流到半壁山，因山體突入江心，河道突然收窄，江水因受阻導致主流被逼向江北，從而在山體上游的南岸一側形成回流。

老渡口正好位於這個回流區水域，就是當地人俗稱的“回水沱”。

這解釋了為什麼這裡能形成一個天然的緩流碼頭，適合船隻停靠和渡江。

回流區緩慢的水流，如同一個天然的陷阱，滯留大量上游漂來的水草、樹枝、浮沫等物質。這些物質的堆積，給人一種滯澀、不潔、陰氣聚集的壓迫感。

事實上，這種陰氣感，有其厚重的歷史來源。

“鐵索沉江”古戰場

公元279年，西晉大舉伐吳。鎮守長江上游的吾彥發現晉軍在蜀地大造戰船，料定晉軍將順江東下，便向吳主孫皓緊急上書，請求增派兵力、加強防禦。孫皓沒有採納他的建議。無奈之下，吾彥自行決定，在長江的險要之處，包括半壁山，設置鐵鎖和鐵錐，以阻擋晉軍。這些幼稚的做法無法阻止晉水軍順江東下，最終東吳滅亡。這個故事就是半壁山“鐵索沉江”典故的由來。

我曾數次乘船從半壁山激流崖壁下通過。仰頭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刻在石壁上的大字：“楚江鎖鑰”、“鐵索沉江”，它們似乎在提醒着後人，前人所經歷的故事。

據考證，半壁山臨江的峭壁上的摩崖石刻都出自清代，共有三組。

“鐵鎖沉江”出自湘軍將領彭玉麟 ，為紀念湘軍在1854年擊潰太平軍。石刻高3.5米，是這裡最早的石刻。

“東南半壁”出自湘軍水師總兵丁泗濱 ，於1864年為紀念湘軍與太平軍的半壁山之戰十周年而作。

“楚江鎖鑰”出自清將楊岳斌 ，在1884年前後因感半壁山和田家鎮扼守長江的地勢險要如同鎖和鑰匙而作。

在半壁山西麓，至今留存有太平軍的“千人冢”，是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它是對1854年太平軍與湘軍激戰的直接見證——太平軍燕王秦日綱部在此與曾國藩的湘軍血戰，最終失利，陣亡將士遺體被當地群眾叢葬於此。

所以，古戰場的蕭殺氣息，加重了此地的“陰氣”感。

閒話歷史：湘軍與太平軍的田家鎮半壁山大戰

話說1854年秋，湘軍主帥曾國藩率水陸大軍順長江東下，意圖攻取九江、直搗天京。

當時，太平天國的燕王秦日綱，率重兵駐守在北岸的田家鎮和南岸的半壁山，成互為犄角之勢。

湘軍陸師首先猛攻南岸半壁山，激戰數日，於11月23日攻占半壁山制高點。太平軍守軍死傷慘重，史料稱“平地血流，崖有殷痕，江之南岸，水皆腥紅”。

占領半壁山後，湘軍水師用大船載柴草油脂，順風放火，焚燒太平軍木排和炮船；同時派出勇士泅水，用巨斧砍斷鐵索。太平軍的江面鐵鎖防線至此瓦解。

江防既破，湘軍水陸並進，猛攻北岸田家鎮土城。秦日綱率部堅守數日，終因防線被分割、後援不繼，於12月初棄城西撤，退守九江。

太平軍此戰損失慘重，被焚毀戰船約五千餘艘，死傷數以萬計，精銳水師幾乎覆沒。

湘軍打通了長江中游航道，並於次年（1855年）攻取了九江。

太平軍的田家鎮半壁山防線徹底失守，使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的防禦體系遭到重創。

這場戰役是湘軍水陸協同作戰的經典戰例，也是太平天國由盛轉衰的重要節點之一，其重要性有點類似於國共內戰時期的淮海戰役。

閒話過後，讓我們再回到現實中來。

在長江中游泳

這裡到處都是水——水塘、水庫、長江——我們與這裡的水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這裡是血吸蟲病重疫區，隨時隨地可能因為接觸到疫水而被感染。

老渡口江邊，是我們常去游泳的所在，因為據說流動的水不成為疫水，原因是，血吸蟲的唯一“宿主”釘螺，在活水裡不能存活。

我們發現，當地人幾乎都不會游泳。

這個發現，源於我們喜歡把老鄉的水牛偷偷牽走騎着玩兒。被他們發現追過來後，只要我們把牛騎入水塘中，他們就無能為力了，而只會站在岸上着急和跳腳叫罵，仿佛水對他們來說是禁區。

在長江這樣體量的水中游泳，永遠會感到自身的渺小，同時，還會被一種莫名的恐懼感所包圍。

這種恐懼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水中的人時刻意識到，包圍着自身的是一個巨大的未知世界——這裡的水有多深？水下有什麼東西就在自己身邊？下一刻會不會被什麼怪物攻擊？啊，這裡的水怎麼突然很涼？啊，前面不遠處飄過來什麼東西？

當時，在江里深水處游泳時，我們害怕遭遇一種叫“江豬”的大型水中動物——它們喜歡把圓圓的屁股露出水面再鑽入水裡，看上去像是豬的屁股。

後來得知，“江豬”，學名是“江豚”或“長江江豚”。成年江豚的個頭通常能長到1.2米到1.6米（最長達1.9米），體重50到70公斤，壽命約20年 。

江豚體型圓滾，沒有背鰭，皮膚光滑呈鉛灰色，所以它們在水中翻滾時，看起來就像一隻只圓潤的豬，這也正是“江豬”這個俗稱的由來。

江豚活潑好動，戲水時翻滾、跳躍、點頭，噴水。側游時，它們的尾鰭會露出水面左右搖擺，像豬尾巴。它們喜歡成群結隊地出現。往往當身邊有一隻出現時，意味着這裡不久會有一群出現。

想象一下，你在游泳時，突然置身一群江豚之間，體會一種與江豚們一起聚會的場景，會如何感覺？特別地，因為無知，當時當地還流傳着江豚是“水怪”的傳說，這無形中加重了遭遇江豚時的恐怖氣氛。

這種體驗，沒有親歷的人應該也可以想象出來。

另外，如果恐怖和驚慌引起在水中游泳時突然“抽筋”，就更糟糕了。

而更恐怖的，是遭遇江中浮屍。

長江浮屍

在長江邊上游泳，我們常下水的地點是老渡口的擺渡碼頭。這裡的江岸比較平緩，還有灰色的細沙灘。初學游泳的人，可以在淺灘處泡水涼快，而我們幾個自以為水性好的孩子，常常結伴遊到深水區，也就是說，游到江心處。由於江水是流動的，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們必須逆流游，這樣才不至於被水衝到下游的半壁山一帶，因為那裡江面狹窄，水流湍急，水下有巨石，水文環境非常危險。所幸，這種情況沒有發生過，否則後果難以想象。

老渡口這一帶的江面情況，前面已經有所描述，打下了伏筆。簡言之，半壁山的阻流作用使得江水在老渡口和半壁山之間形成了一處“大回流”狀水文環境，把上游來的大量亂七八糟的飄浮物，一股腦地“收留”在這裡——有的被推送到岸上，有的則隨着回流的循環在這一帶打轉轉。這些飄浮物大部分是各種水上垃圾和廢棄物，而有時，會出現動物甚至人的浮屍。

我第一次在江水中遭遇浮屍，是與另外兩個孩子正在深水處逆流而上地游着的時候。突然，感覺不遠處似乎有另外一個人也在水裡。很快地，我們都發現了他——這個人不是活着的，因為他的頭一直埋在水裡。看清楚了之後，我們三個都嚇壞了，沒有說話，而是不約而同地奮力快速游回了岸邊。上岸後，我們急切地把剛剛看到的告訴了岸上見到的人們。

後來我知道，老渡口水面不時會出現上游漂下來的浮屍。對此，當地人早已習以為常了。

偶爾，我們還會看到專門在這片水域打撈浮屍的小型駁船。有一次，我看到一艘這樣的船從不遠處經過，簡陋的船艙上方白底黑字赫然掛着他們工作口號的橫幅：“絕不讓死屍流入大海”。

有的時候，浮屍被衝上了岸，而撈屍船不在場，時間又等不得，故需趕緊挖坑掩埋。此時，人們會草率地在江邊淺淺地挖一個坑，把浮屍掩埋。有時，因為坑挖得太淺，屍體會被江水衝出來，再次成為江中的浮屍。

一次，我在江邊沙灘上，竟然看到烈日下有一片褐色呈人體形狀的沙皮——顯然，這下面淺淺地埋着一個人，時間讓他與細沙融為一體，而他的身體組織，把掩蓋他的灰沙染成了褐色。事後，我被大人告知，更長時間後，微生物會繼續分解他的身體組織，最後，褐色也會消失，沙皮就會恢復它原來的自然灰色。這，就是自然的“自愈”力量和運行規律。

那時，浮屍是這段水域的“常客”，附近的人們抓緊時間自行處理就好了，以免帶來衛生隱憂，但無需報警，也無處可報。

甚至，有人自誇因看浮屍多而看出了門道，聲稱“附面的是男屍，仰面的是女屍”。

問題是，這些無聲無息無人認領的浮屍，生前都是些什麼人？

有人說，可能是源自上游的船難。不可能，因為船難死者親屬會找過來。

有人說，可能是上游尋短見者。還是不可能，因為他們的親屬也會找過來。

那麼，還有可能是他們的親屬不知道他們已經死了。

或者，他們沒有親屬。

或者，他們發生了意外，親屬不知道他們已經不在人世。

當時上游的大城市，如武漢和黃石，是文革時期發生過著名武鬥事件的地方。當年如雷貫耳的組織名字，如“北決洋”和“百萬雄師”等，今天還會被人們談起。所以，因為派系互鬥引起的極端事件和恩恩怨怨產生的一些零星屍體漂流到下游，可能在所難免。

總之，在文革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宏大敘事氛圍里，長江浮屍的社會關注度為零。特別地，我也從來沒有看到或聽說，有公安人員來調查過老渡口出現的任何一具浮屍究竟是怎麼回事。

以後，每當我聽到楊洪基唱到楊慎的著名詩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時，總會油然產生一種“夾生”感，因為，我知道，被長江浪花淘盡的不只是“英雄”。

深山野人

除了長江浮屍，在陽新的深山裡，偶爾還有“野人”出沒。

江北的廣濟縣和武穴市以及老渡口對面的田家鎮，屬大別山脈，許多人誤以為江南陽新險峻蒼茫的群山也屬大別山脈。其實這是誤解。準確地說，陽新全境位於幕阜山脈北麓。

山上豐富的野生物產在各個季節都可食用。

春季：有香椿、蕨菜、薺菜、馬齒莧等野菜，以及映山紅、山莓、覆盆子等野果。

夏秋季：野果豐富，有野獼猴桃、拐棗、野葡萄、錐栗等。

全年可覓：除了季節性野果和野菜，山區還有野大豆、各種菌菇、毛竹筍等資源，為長期野外生存提供了基本食物保障。

這裡不僅植物繁茂，動物資源也相當豐富，能為野外生存提供多樣化的蛋白質來源。

蛙類：田裡的青蛙、樹上的雨蛙，數量都很多。它們很容易被捕捉，是野外獲取蛋白質最便捷的來源之一。

蛇類：山區和田野里蛇很常見，包括無毒的菜花蛇、以及有毒的五步蛇、竹葉青。蛇既是食物來源，蛇膽還可以作為藥材治療腹瀉和創傷。

水生動物：山溪和稻田裡還有大量的泥鰍、黃鱔、田螺、河蚌等，這些都可以隨手獲取。

野兔：它們在草坡和農田邊緣很常見。野兔肉是優質的蛋白質來源。

鵪鶉：野生鵪鶉喜歡棲息在草叢和灌木叢中，它們不善於長途飛行，但善於奔跑，在草叢裡比較容易發現。此外，常見的山雞也是捕獵對象。

陽新地區正是因為有複雜險峻的山地環境和豐富的野生物產，使得歷史上的紅色游擊隊和占山為王的土匪能夠各自在這片土地上長期堅持下來。

所以，陽新又被人們描述為一個 “藏兵之地”。當然，既然可以“藏兵”，那麼“藏人”就更不在話下了。這就帶入了“野人”這個話題。

當時，我們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騎水牛——不是騎旱牛（即“黃牛”）——旱牛不能騎，因為它的脊背太尖，騎不得；而水牛的脊背幾乎是平的，騎上去很舒服。

看，水牛的脊背平緩，適合騎

哪來的牛？到一些村子附近的水塘和山坡上去“找”。

我們常去光顧的幾個山村叫“馬家壠”、“陳家壠”、“李家壠”、“碧莊村”等。這些村子都非常獨特，被翠竹和樟樹環抱，村民們習慣把平時飲用的山泉水源，用石板圍成一個池子。為了保持泉水的乾淨，泉水池裡面往往養着幾條小魚，用來吃髒東西。所以，這裡的山泉池裡的水往往帶有稍微的魚腥氣。農閒時，村裡的牛群會悠閒地在村邊吃草。這時，我們就溜過去，把自己中意的牛牽走騎着玩兒。

在一個盛夏的下午，在李家壠，我和幾個孩子每人騎着一頭牛上了一處山坡。可能是因為天氣悶熱，又可能因為我們把牛趕得太緊了，它們突然不聽話了，像商量好了一般，集體奔向深山山澗處一個水非常深的、自然形成的、方圓十里八里無人居住的水庫。到了水邊，它們駝着我們，撲通撲通地跳入水中，游到了水庫中間深水處。看着暗藍色的深水，望着不遠處陡峭的山影，我們內心都充滿了恐懼。正在這個時候，我們幾乎同時都看到了遠處水庫岸邊的一棵矮樹下孤孤單單地站着一個人。毫無疑問地，我們確信，這是一個野人，因為他沒穿衣服，皮膚黝黑閃着亮光，僅用樹枝和樹葉遮蓋着一小部分自己的身體。他也看見了我們，並遠遠地對我們望了一會兒，但是沒有想與我們交流的意思。因為光線的原因，我們看不清他頭髮的顏色，但是他的樣子給我們一種很遙遠的存在感。也許，他知道，他與我們是完全不相干的。

陽新的群山與山體間自然形成的深不見底的水庫

在鄂東南山區，民間流傳着“山魈”或“毛人”的傳說。這種生物通常被描述為渾身長毛、行動迅速，符合人們對“野人”的想象。

但是，我一直確信，我們那天見到的不是這種形象的野人，而是在荒山野嶺環境下生活着的象我們一樣的“人”。

後來我聽大人們說，在這一帶的荒山野嶺中，有從附近監獄或勞改農場逃出來的犯人，長期過着野人生活。他們單獨行動，遠離人世，無害社會。

湖北省內特別是在武漢以西的江漢平原，分布着一些大型的勞改農場。例如著名的沙洋農場建於1952年，跨荊門、潛江、天門等縣市，面積廣闊，管理上容易存在空隙。歷史上，犯人從這些大型農場脫逃至周邊山區的事件時有發生。

在文革時期，一個人選擇遁入深山，除了逃犯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為了躲避政治風暴而自我放逐的“邊緣人”。在當時，一些人因成分、言論或歷史問題，面臨無休止的批判。對於性格孤僻或不願“認罪”的人來說，逃離集體、躲入山林，是一種極端的、用肉體消失來逃避精神折磨的方式。即使是當地村民，也可能因各種“歷史問題”或“現行問題”被公社和家庭排斥，被迫上山靠採摘和捕獵為生，淪為“野人”。

宏觀地看，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每逢亂世或政治高壓時期，總會有人選擇“逃禪”、“避世”，躲進深山以求保全性命或精神自由。

陽新的自然環境，為這種“野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雖然以後我聽說又有人在山裡看到了野人，我卻沒有再看到過他們。原因是，我後來刻意迴避了野人可能出沒的荒山野嶺：一方面是心理上怕看到他們，另一方面，也是下意識地怕驚擾了他們。

這些“野人” 雖然仍然活在人世間，但是他們其實已經離開了人世間，因為人世間的事，已與他們毫不相幹了。

關於野人的後話

文革時期流行的芭蕾舞劇《白毛女》，講被地主“黃世仁”所逼，逃到深山裡當野人的一個女人“喜兒”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對“舊社會”的控訴。喜兒後來回到人世間，黃世仁被八路軍槍斃，冤讎得到申雪。

而文革時期上山的野人們後來怎麼樣了？是在深山裡自生自滅了，還是最後回歸了人世間？他們有需要昭雪的冤屈嗎？

這些問題，相信至今沒有答案。

文革後，我去了武漢讀研究生。一位導師曾經多次提議說，大家夏天躲開武漢的火爐天氣，去湖北神農架山區長住，可以避暑和學習兼顧，況且，去那裡還有“探險”的趣味，因為聽說那裡有“野人”出沒。雖然最後我們沒能成行，但是我對那裡是否真的有“野人”一直持懷疑態度。在陽新的經歷使我有一種“免疫”性的批判心態：神農架的“野人”，可能不過是在那裡長期過着野人生活與世隔絕的人世間的邊緣人而已。

再後來，又讀到一篇關於神農架親歷者的回憶文章。作者說，自己曾與一位女子在神農架深山裡過了一段野人的日子。這說明，在特殊年代，主動或被動地遠離人群、在深山中生活的情況是真實存在的。這些人如果長期與世隔絕，偶爾被外人撞見，就很可能被誤傳為“野人”。

當然，傳說中的神農架“野人”，還留下了許多無法被“邊緣人”推理所解釋的線索。

支持“野人”是“奇異動物”的證據，主要有這樣幾種。

目擊報告：從1974年至今，神農架已有數百人、六十餘次聲稱目擊到“人形動物”。目擊者描述的這種“野人”的體貌特徵有相當高的相似度，比如身高約2米、全身毛髮為白、灰白或紅棕色、直立行走、行動敏捷等。

痕跡物證：科考人員曾在現場發現過長度達30～35厘米的巨大腳印，以及一些無法歸入已知動物的毛髮。有分析認為，這種毛髮“既不屬於猩猩、長臂猿等靈長類，也不屬於狗熊等哺乳類，而是接近於現代人的毛髮。“

傳說文化：關於神農架“野人”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經》。另外，在《本草綱目》和明清地方志中也有描述。2016年，詞條“神農架野人傳說”被正式列入了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不過，這些線索至今未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反對者認為，始終沒有發現過活體、骨骼或清晰的影像資料，所有證據都停留在“目擊”和間接物證層面。

所以，兩種可能性都有其依據。一方面，確實存在邊緣人躲進深山的史實，另一方面，幾百年來高度一致的目擊描述和那些無法解釋的物證，又暗示着它可能不僅僅是人類的傳說。

無論如何，真的“野人”至今沒有被證實這件事本身，就在有力地否定着其真實性。

昨天和今天

我目睹的長江浮屍和深山野人，都是在文革歲月被人們無情拋棄的自己的同類。

這些人，也曾在他們自己的人生里走了一趟。

浮屍和野人的同時存在，見證着和詮釋着，“法外之地“在那個時代是怎樣一種現實情況。

有人說，中國歷史是周而復始往復循環的。

真的如此，浮屍和野人的境況還會再現嗎？

文革時期的“長江浮屍”與“深山野人”現象，本質上都是人類在面對生存困境、制度逼迫或絕望時，所做出的極端生存選擇與肉體逃遁。 這種現象，在今天的確仍然有它們的鏡像點：

文革時期的“浮屍”是政治狂熱、派系武鬥與法外之地濫殺的無辜犧牲品，生前無名，死後無聲。而現代“走線” 途中死於南美達連隘口（Darién Gap）、熱帶雨林、偷渡船傾覆於加勒比海或太平洋的走線者，同樣是絕望求生路上的無名逝者。他們跨越半個地球去赴一場生死博弈，慘死異鄉後同樣面臨 “無聲無息、無人認領” 的悲劇，成了新時代的 “異國浮屍”。

文革時期的“野人”是逃離政治風暴、無法忍受批判與體制逼迫，進而選擇“用肉體消失來逃避精神折磨”的邊緣人。他們脫離了公社和集體，在深山裡自生自滅。而現代甘願通過走線非法居留異國、隱姓埋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打黑工的人，本質上也是一種“現代都市/異域裡的野人”——他們主動割裂了與原籍社會、原籍體制的一切聯繫，放棄了原有的身份與社會權利，甘願淪為體制外的“無名透明人”，只為換取一縷生存的空間或精神的喘息。

文革時期的社會是高度封閉和極權化的，人的逃遁空間極其狹窄，只能向內逃（躲進幕阜山、神農架的深山老林，或者順江而下成為浮屍）。

在新時代，即使在信息與通道相對開放的今天，依然有人選擇通過這種極其原始、危險的方式向外逃（走線）。這反過來證明了一個冷酷的規律：只要壓迫感、絕望感或生存危機的拉力達到一定閾值，人類尋找出口的本能就不會改變。以前是“逃入深山”，現在是 “逃向海外”。

無論是五十多年前陽新深山裡那個遮體避世的孤影，還是今天流浪在異鄉他國的腳印，國人為了生存和自由而付出的決絕代價，一直在以新的形式被世人見證。而“法外之地”的悲劇，也在“中國歷史是周而復始的”這個魔咒下不斷再現拒絕退場。

同是幾十年，高貴者肆意妄為翻雲覆雨橫行天下惜人生短，低賤者逆來順受如臨深淵苟且偷安嘆苦命長。

（文革發動60周年紀念文章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