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推崇的“江田島精神”和它在當代的迴響 1971年 “九一三” 事件留下了許多謎團。林彪為什麼走到了最後一步?林立果為什麼會制定《 “571工程” 紀要》?一個生長在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核心家庭里的年輕人,為什麼會對日本帝國海軍的 “江田島精神” 發生興趣? 這些問題,如果只從“反革命”“政變”“野心”幾個政治標籤去解釋,很容易把一個複雜的思想現象簡單化。 我倒覺得,不妨從“江田島精神”這個看起來有些奇怪的入口進去,看看林立果究竟在想什麼。 因為一個人崇拜什麼,往往比他口頭上說自己信仰什麼,更能暴露他的精神世界。 一、林立果為什麼偏偏看中了“江田島”? 所謂“江田島精神”,源自日本帝國海軍兵學校。海軍兵學校遷至江田島後,長期成為日本海軍軍官培養的重要基地。有關江田島教育的歷史資料顯示,這一傳統把嚴格的軍官教育、紀律、責任、榮譽和精英意識結合在一起;戰後對於這種傳統的評價則存在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它代表一種高度嚴格的軍人教育;另一方面,它又與日本戰前軍國主義教育以及戰爭時期的犧牲主義聯繫在一起。 也就是說,“江田島精神”本身並不是一個有嚴格定義的政治理論。它更像是一種軍人精神的象徵。 可是,恰恰是這種象徵,被林立果看中了。 林立果在自己的小集團中推崇“江田島精神”,把它與精英軍人、嚴格紀律、服從、犧牲和使命意識聯繫起來。 這件事情很值得玩味。 因為林立果並不是一個日本軍官,也不是日本軍校的學生。他是林彪的兒子,是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結構中的“紅二代”,又身處“文革”這個極端政治環境。 這樣一個人,為什麼會從一個中國革命的政治體系內部,反過來尋找一個已經戰敗的日本帝國海軍的精神資源? 答案在於:他看中的並不是日本,而是“江田島”所象徵的那種軍人精英人格。 嚴格、服從、榮譽、犧牲、使命、精英意識——這些東西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非常強烈的軍人浪漫主義。 問題也恰恰從這裡開始,因為這些詞本身沒有錯。 錯與對,取決於它們最後服務於什麼。 二、紀律、忠誠、犧牲,本來都是美德 一個軍人需要紀律,一個軍人需要勇氣,一個軍人需要責任感,一個軍人必須準備在極端情況下犧牲自己的生命。 這些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任何現代軍隊都需要某種職業倫理。日本江田島如此,美國安納波利斯如此,世界各國的軍校都有自己的傳統和榮譽體系。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保存的大量江田島教育資料,也顯示它本來就是一個完整的軍官培養體系,而不只是一個“口號”。 所以,問題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軍人精神不好。” 真正的問題是:軍人的紀律服從什麼?軍人的忠誠屬於誰?軍人的犧牲為了什麼?軍人的使命由誰來定義? 這四個問題,看起來只是換了幾個賓語,實際上卻可能決定一個軍隊究竟是國家的軍隊,還是某一個組織、某一個領袖、某一個家族的軍隊。 忠誠於國家,與忠誠於一個人,不是一回事。 服從法律,與服從一個領袖,也不是一回事。 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而犧牲,與為了一個政治集團奪取權力而犧牲,更不是一回事。 同樣是“忠誠”,對象變了,性質就可能完全不同。 同樣是“犧牲”,目的變了,意義也會發生變化。 所以,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江田島精神是不是軍人精神”,而是: 江田島精神如果被移植到林立果的小集團里,它究竟想培養什麼樣的人? 三、他要的不是普通軍人,而是“精英軍人” 這可能是理解林立果理念世界的一把鑰匙。 從《“571工程”紀要》以及相關材料來看,他並沒有把自己和普通軍人簡單地看成一樣的人。他所構想的,是一個具有特殊使命、特殊紀律和特殊行動能力的軍事集團。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制定《“571工程”紀要》,其目標已經涉及武裝政變以及“奪取全國政權”。這一歷史事實在中共黨史資料中也有明確記載。 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轉變:軍人的職業榮譽感,開始轉化為政治精英意識。 我比普通人更有紀律,我比普通人更有組織能力,我比普通人更勇敢,我比普通人更願意犧牲。 於是很容易進一步推出:既然我們比普通人優秀,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比普通人更有資格決定國家? 這一步,看似只跨了一小步,實際上卻跨過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界線。 因為:軍事專業能力,不等於政治統治資格。 飛行員最懂飛機,並不因此最懂社會;炮兵最懂火炮,並不因此最懂經濟;將軍最懂戰爭,也不因此天然擁有決定一個民族政治制度的權利。 一旦一個軍人集團因為自己的紀律、勇氣和組織能力而產生政治優越感,軍隊就可能從國家的專業組織變成一個自我授權的政治集團。 這也許正是林立果“江田島精神”背後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四、“精英意識”最危險的地方,是它會讓人相信自己有特殊使命 所謂精英意識,本身也沒有罪。 一個國家當然需要優秀的人,軍隊當然需要優秀的軍官,社會也當然需要有責任感、有能力、有理想的人。 危險的是,當“我是精英”進一步變成:因為我是精英,所以我比別人更懂國家;因為我更懂國家,所以我有特殊使命;因為我有特殊使命,所以我可以採取特殊手段;因為我的目標是偉大的,所以我的手段也可以被原諒。 這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從這裡開始,“紀律”可以變成無條件服從,“忠誠”可以變成私人效忠,“犧牲”可以變成要求別人犧牲,“使命”則可以變成一個集團自行定義的政治目標。 於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軍人形象出現了:他可能比普通人更勇敢,卻不允許自己懷疑命令;比普通人更有紀律,卻不允許自己追問命令是否正確;比普通人更願意犧牲,卻不再追問犧牲究竟為了誰。 這時候,軍人的美德就可能變成權力的工具。 五、林立果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他“太講軍人精神” 恰恰相反。 問題在於:他把軍人精神放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目的之下。 如果一個軍人組織以保衛國家、保護人民、遵守法律為目的,那麼紀律、勇氣、忠誠和犧牲構成了職業倫理。 可是,如果一個軍事集團圍繞某一個家族、某一個權力中心組織起來,那麼同樣的紀律、勇氣、忠誠和犧牲,就可能成為集團奪取和維護權力的工具。 這也是為什麼,單純從“江田島精神”本身去討論林立果是不夠的。 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是:他為什麼需要“江田島精神”?因為他的目標需要一群什麼樣的人? 答案恐怕已經相當清楚:不是普通的青年軍人,而是一群自認為承擔特殊使命的軍事精英;不是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公民,而是一群能夠高度服從組織、接受犧牲要求的人;不是僅僅保衛國家的軍官,而是一群相信自己有資格在國家危急時刻“替國家作決定”的人。 於是,“江田島精神”就不再只是軍校傳統,它開始成為一種政治人格的塑造工具。 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家天下”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 如果把林立果放回林彪家庭的權力結構中看,這個問題就更加尖銳。 林立果所參與的“聯合艦隊”和《“571工程”紀要》,最終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脫離林彪集團的獨立軍人共和國,而是與林彪家庭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相關黨史資料明確記載,《“571工程”紀要》所策劃的是武裝政變,並涉及謀害毛澤東和“奪取全國政權”。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提出一個值得討論的判斷:他所想象的“精英軍人”,並不是一個以普遍公共原則為最高目的的軍人共同體,而是一個圍繞現實政治權力組織起來的軍事精英集團。 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大的反差。 嘴裡講的是國家,腦子裡想的是使命。 組織起來的是軍人,但最後要保護和爭奪的,卻是一個具體的政治權力結構。 於是:國家可以成為口號,家族可以成為目的;軍隊可以成為工具,忠誠可以成為私人效忠;犧牲可以成為下屬的義務,權力卻掌握在上層手中。 這是“江田島精神”進入林立果理念世界以後最值得警惕的變形。 七、於是不禁要問:如果林立果成功了呢? 當然,這只是一個歷史假設。 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成功後的林立果集團究竟會建立怎樣的政治制度,也不能把歷史沒有發生的事情寫成事實。 但我們可以根據已經留下的思想材料,做一個有限的思想實驗。 假如他們成功,最先發生變化的,也許並不是經濟制度,而是人的塑造方式,尤其是年輕軍人。 他們很可能被教育成一種非常鮮明的“現代軍事精英”:嚴格訓練,強調紀律;崇尚技術,崇尚效率;強調榮譽,強調責任;崇拜英雄,崇尚犧牲;認為軍人是社會中最有組織、最有能力、最值得信賴的一群人。 表面看來,這甚至可能非常現代。 軍服整齊了,武器先進了,軍校專業化了,軍官文化精英化了。 可是,如果政治倫理沒有同時現代化,那麼就可能出現一種非常奇怪的現代化:武器現代化了,軍隊現代化了,軍官現代化了,唯獨人的政治人格沒有現代化。 年輕軍人可能越來越像一個職業軍官,卻越來越不像一個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公民。 八、值得擔心的,是“林立果”死了以後,“林立果式的人”還活着 這可能是整個問題深的一層。 一個政治人物可以失敗,一個集團可以瓦解,一個人可以死亡。 但是,一套教育方式一旦建立起來,卻可能延續很多代。 如果年輕軍人從小接受這樣的教育:你是精英,你有特殊使命,普通人不懂政治,關鍵時刻必須服從,懷疑就是動搖,動搖就是背叛,為了使命可以犧牲一切。 那麼幾十年以後,可能已經沒有人記得最初是誰提出了這些話。 林立果本人消失了,林立果式的軍人卻可能繼續存在。 而這比一個林立果本人的成敗更加值得我們思考。 因為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一個人的野心,而是一種能夠不斷複製野心的教育機制。 九、所以,“軍人首先是公民,然後才是軍人” 回過頭來看,“江田島精神”值得我們反思的,不是紀律、勇氣、責任和犧牲。 需要回答是:它們究竟服務於什麼。 紀律不能凌駕於法律,忠誠不能凌駕於良知,使命不能凌駕於普遍倫理,軍隊不能凌駕於國家,而任何個人、家族和政治集團,更不能把國家變成自己的軍隊。 所以,現代軍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沒有紀律,而是知道紀律的邊界;不是沒有忠誠,而是知道忠誠的對象;不是沒有犧牲,而是知道為什麼犧牲;不是沒有使命,而是知道誰有權定義使命。 歸根到底,可以把這一切濃縮成一句很簡單的話: 軍人首先是公民,然後才是軍人。 這句話並不削弱軍人的榮譽,恰恰相反,它是在給軍人的榮譽規定邊界。 因為一個真正現代的軍人,不能只是“聽命令的人”。 他首先必須是一個能夠判斷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法律、什麼是公共利益、什麼是個人權力的人。 十、江田島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不是“精神”,而是“精神被誰占有” 想到這裡,我們也許可以重新理解林立果為什麼會迷戀“江田島”。 他看到的,是一個軍人世界:紀律、榮譽、犧牲、使命、精英、忠誠。 可是他沒有真正解決最根本的問題:這些美德最終屬於誰? 如果屬於國家,它們可以成為職業倫理。 如果屬於人民,它們可以成為公共責任。 如果屬於法律,它們可以成為制度力量。 但如果屬於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秘密集團,那麼同樣的美德就可能變成最鋒利的權力工具。 這就是林立果理念世界中最值得玩味的悖論:他似乎想把軍人塑造成最有紀律、最有勇氣、最有犧牲精神的人;可是,一個真正現代的軍人,恰恰還必須擁有一樣東西——說“不”的能力。 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服從,當然重要,但知道什麼時候不能服從,可能更加重要。 能夠衝鋒,是勇氣;能夠犧牲,是勇氣;而當一個命令要求你違背法律、良知和公共原則時,能夠停下來問一句:“我究竟是在為國家服從,還是在為某個人服從?” 這是一個現代軍人真正成熟的標誌。 十一、江田島精神的踐行者 林立果“小艦隊”重要成員周宇馳,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直升飛機出逃失敗後,與艦隊成員於新野一同舉槍自殺成仁,實踐了他們的“江田島精神”。周宇馳時年36歲。另一位艦隊成員李偉信,則在自殺時放了空槍,得以苟活。 
周宇馳 【周宇馳“不成功,便成仁”的故事細節】 1971年9月上旬,林立果、周宇馳等人感到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在秘密據點北京空軍學院 “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緊急密謀,制定了代號為《 “571工程” 紀要》的政變計劃。 在動員手下骨幹參與行動時,周宇馳神情極度亢奮。據文革結束後的特別法庭審判材料及相關人員(如王飛、劉沛豐等人的供詞)回憶,周宇馳在密謀會上對手下拍桌子說: “現在是死裡求生!到了關鍵時刻,我們要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誰要退縮、誰要泄密,當場槍斃!” “不成功便成仁”這句話也是蔣介石要求自己軍人的誓詞。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從山海關機場乘坐三叉戟256號專機起飛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 同時,被留在北京的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三人得知林彪專機已起飛後,知道大勢已去,便決定按照備用方案劫持直升機飛往蘇聯。 周宇馳憑着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從沙河機場騙取了368號米-4直升機,並脅迫飛行員陳修文、陳士印起飛前往蘇聯邊境。 飛行員陳修文發現路線不對後,在空中與周宇馳周旋,最後將飛機盤旋飛回北京郊區懷柔。陳修文在降落後被周宇馳開槍殺害,周、於、李三人逃入一片玉米地。此時周圍的當地民兵和部隊已經將他們層層包圍。 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約好同時開槍自殺。周宇馳銷毀了文件後,掏出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開槍身亡;於新野也開槍自盡。李偉信因為害怕,朝天開了一槍假裝自殺,隨後舉手向圍攏上來的民兵投降。 周宇馳在最後時刻的表達和行為,很大一部分來自李偉信的供述。 根據後來公布的會議記錄,1970年5月3日晚,周宇馳召集王飛、劉沛豐等人開會。 在這次會議上,周宇馳說: “我們要永遠堅信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也就是忠於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歷史上罕見的偉人,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 我們要一輩子永遠同立果同志戰鬥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個天才,一個全才,我們沒有那個人能夠和他比得上。他對我們的關心愛護也是沒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們,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領導我們。 在我們這個戰鬥集體中,應該以立果同志為頭,為核心。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覺悟。實際上,也只有他才能當得起這個頭和核心。“ 十二、歷史在當代的迴響 這樣熱切的話,今天聽起來並不陌生。 2013年3月,習近平提出新時代強軍目標: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 其中,“聽黨指揮”被明確稱為強軍之魂。 此後,軍隊政治宣傳中出現了更為鮮明的個人指向。2017年,中央軍委有關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文件及相關宣傳,明確提出:“堅決聽習主席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 從“聽黨指揮”到“聽習主席指揮”,從忠於一個政治組織到讓一位具體的領導人放心,這種語言上的變化,值得玩味。它至少表明,在當代軍隊的政治話語中,黨的組織領導與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權威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再回頭看看周宇馳當年的講話:“忠於林副主席”,並且“以立果同志為頭,為核心”。兩者當然處於不同的歷史環境,組織性質、政治制度和具體目的也不能簡單等同。然而,在強調忠誠、突出核心、要求下屬圍繞特定權威人物形成思想和行動一致性這一點上,它們確實呈現出某種令人警醒的相似性。 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所謂“江田島精神”的政治含義。紀律、忠誠、勇氣和犧牲,本來可以是軍人職業倫理中值得珍視的品質。但當這些品質脫離法律、公共責任和普遍倫理的約束,被用來要求個人無條件服從某個領袖或集團時,它們就可能從軍人的美德,轉化為權力運作的工具。 歷史並不會簡單重複,卻常常以新的口號、新的形式,重現某些熟悉的權力邏輯。 林立果的小艦隊曾經把對林彪的忠誠與對林立果個人的崇拜結合起來。今天,另一套政治語言則把軍隊的政治忠誠與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權威緊密相連。兩者之間的歷史距離不容抹去,但這種對照足以引出一個問題: 軍隊究竟應當忠於某個具體的人,還是忠於超越個人意志的法律、國家與人民? 如果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認真回答,那麼無論“江田島精神”如何改頭換面,無論忠誠的對象如何更替,紀律和犧牲都可能被賦予與公共利益相悖的意義。 十三、歷史背景和思想理念上的殊途同歸 還有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歷史背景:林立果和習近平,都是革命元勛的後代,都是所謂的“紅二代”。林立果的父親林彪,是中共重要軍事領導人,曾長期處於黨和軍隊權力體系的核心;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也是中共第一代革命家和黨政高級領導人。兩人雖然成長經歷和政治命運迥異,卻都出身於革命權力體系內部。 這樣的家庭背景,不僅意味着政治資源和社會關係,也意味着一種特殊的歷史教育和政治文化環境。革命功績、組織紀律、政治忠誠、領袖權威,以及對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維護,都是這一環境中反覆出現的觀念。 林立果的小艦隊把對林彪的忠誠與對林立果個人的崇拜結合起來。幾十年後,當代軍隊政治宣傳中又出現了“聽習主席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這樣的表述。時代變了,制度環境變了,政治人物所處的位置也完全不同,但從組織忠誠走向個人權威的語言邏輯,仍然值得比較。 當然,出身相似不等於思想相同,歷史背景的共同性也不能證明直接的思想傳承。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種觀念究竟由誰首創,而是當革命傳統、組織紀律和政治忠誠被不斷集中到具體個人身上時,權力是否還受到超越個人意志的原則約束? 從這個意義上說,林立果與當代政治語言之間的對照,不只是歷史的偶然回聲,更是一個關於革命世家、政治權力與個人忠誠的長期問題。 如此看來,紅二代中的林立果所推崇的“江田島精神”,雖然早已遠離當年的歷史舞台,卻似乎在當代政治話語中留下了某種迴響。它未必是思想上的直接傳承,卻可能以新的口號、新的形式,重現某些熟悉的權力邏輯。 今天,這種政治話語的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當組織忠誠不斷向個人忠誠延伸,當紀律、榮譽和犧牲被用來強化對特定權威的服從時,其背後的政治功能便值得警惕:它可能使人們逐漸遠離普世倫理和獨立判斷,將某個集團的利益、權力的穩定乃至個人的意志,置於公共利益與普遍原則之上。這種以精神塑造之名強化思想約束的做法,正是歷史留給當代的一道值得反思的命題。 如果說周宇馳當年對林彪、林立果的個人崇拜,還帶有小集團內部的色彩,那麼幾十年後的某些政治口號,已經把類似的絕對忠誠要求推向了更廣泛的政治組織。 2016年,李鴻忠提出: “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2018年習近平提出黨中央必須具有 “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的權威,栗戰書隨後也強調這一要求。 一邊是“絕對忠誠”,一邊是“定於一尊”;一邊要求下屬不容保留地忠誠,一邊突出最高權威的唯一性。這樣的政治語言,已經不只是強調組織紀律,而是在表達一種高度集中的權威觀念。 忠誠本來應當有對象、有原則、有邊界。一個人可以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公共事業,也可以忠於某種信念,但忠誠不應當成為放棄獨立判斷的理由,更不應當成為個人權力免受質疑的護身符。當“絕對忠誠” 成為政治美德,當最高權威被要求 “定於一尊” ,我們就有必要追問:忠誠究竟是在維護公共原則,還是在維護權力本身?誰又有權決定忠誠的對象,以及忠誠所服務的目標? 顯然,林立果推崇的“江田島精神“,還在改頭換面地被傳承着。 如今,它的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是目的卻同樣,都是離開普世原則和倫理,為了某個集團和人群的利益和局面控制,在進行的一種毫無顧忌毫不客氣的精神灌輸和思想束縛。 【畫外音】 這個,可能都怪有些人“用力過猛“,做過頭了,因為原本好意是要學主席的,卻不小心學成了副主席的樣子。嘆氣。 【畫外音】 林立果推崇“江田島精神”,並不意味着他真正接受了日本海軍學校所代表的全部價值體系,更不能據此認定他是在照搬日本軍國主義。事實是,他從這一概念中選擇了自己需要的部分:精英意識、嚴格紀律、忠誠、犧牲和戰鬥精神,再將這些元素納入自己的小圈子,服務於特定的組織目標和政治野心。 在林立果的手中,“江田島精神”在不再只是一個精神理念,而是一面旗幟。旗幟所宣示的精神,與旗幟之下實際進行的活動,未必是一回事。 這個機制也可以用來理解各國共產黨組織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運用和利用。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包含關於階級、平等、勞動者解放以及社會制度變革的思想主張。一個政黨可以用這些理念來解釋自己的執政正當性,也可以在實踐中對其作選擇性解釋,甚至,他們一旦權力在握,可使其服務於與原初理想(即“初心和使命“)存在張力和矛盾的政治安排。旗幟不只是掩飾工具,它還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能夠凝聚追隨者、塑造政治身份、規定什麼是忠誠,把對具體權力安排的服從包裝成對崇高理想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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