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不決——問AI

古人遇事不決，怎麼辦？

三國時代，孫策臨終前據說留下了一句名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這句話流傳甚廣，幾乎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經典表達。嚴格說來，《三國志》記載的孫策遺言主要是託付張昭輔佐孫權；周瑜則是在孫策去世後聞訊趕回，參與穩定江東局勢。後人將兩人並列，倒也十分貼切：一個善於治理內政，一個長於軍事謀略，都是孫氏政權不可或缺的智囊。

古人如此，今人又如何？

今天的人們，遇事不決，恐怕已經不必專程拜訪張昭、周瑜了。只需打開手機或電腦，敲下一行字：“請問 AI，這件事應該怎麼辦？”

從寫一篇講話稿、擬一封商務信函，到分析股票、選擇專業、規劃旅行；從家庭瑣事、夫妻溝通，到國際局勢、學術研究，幾乎沒有什麼問題不能拿來問 AI。它不需要預約，不收諮詢費，不嫌問題幼稚，不會因為反覆追問而不耐煩。它甚至可以在凌晨三點，依然精神抖擻地回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普通人可以隨時隨地擁有一個近乎全天候的私人智囊團。

過去，皇帝身邊才有謀士、幕僚和各類專業官員；如今，普通人也能隨手召喚一個“張昭加周瑜”，甚至再加上諸葛亮、郭嘉和一大群各行各業的專家。只不過，這個智囊團沒有實體，沒有職位，也沒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它存在於屏幕另一端，以文字和算力回應人類的困惑。

這不免令人感嘆：科技發展，有時真是把古代帝王的待遇，普及到了尋常百姓家。

一、從張昭、周瑜到 AI：智囊的進化

古代謀士與今天的 AI，有一個共同點：幫助決策者分析問題，提供信息，權衡利弊，尋找解決方案。

但兩者也有根本區別。

張昭、周瑜、諸葛亮、郭嘉，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知識結構、人生經歷、性格傾向、政治立場和利益關係。張昭穩健，周瑜果決；諸葛亮擅長戰略規劃，郭嘉善於洞察人心。向他們請教，得到的不只是知識，更是一個具體的人對局勢的理解和判斷。

AI 則不同。它通過海量文本和數據訓練，能夠迅速整合信息、歸納規律、構造邏輯框架，並在不同領域之間建立聯繫。它不需要睡覺，不會疲倦，也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個人情緒。它能夠在短時間內給出多種方案，甚至幫助使用者從完全不同的立場審視同一個問題。

然而，AI 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無所不知”，更不是天然公正、絕對客觀的裁判。它的答案受到訓練數據、模型設計、提問方式和信息時效的影響。它可能遺漏事實，誤解問題，生成看似嚴密卻並不正確的論證，甚至以十分自信的口吻給出錯誤答案。

尤其在重大決策中，最危險的並非 AI 不知道答案，而是使用者誤以為它一定知道答案。

因此，AI 的出現，並沒有消除人類的決策困境。它只是改變了人類面對決策困境的方式。

過去，我們因為缺乏信息而猶豫；現在，我們可能因為信息太多、答案太快、方案太豐富，反而更加依賴外部意見。所謂“遇事不決問 AI” ，有時是在尋求知識，有時是在緩解焦慮，還有時，甚至是在尋找一個替自己承擔責任的對象，或者在找一個能替自己表達觀點的 “人” 。

（我有一位在微信圈裡自稱是“Gentleman”的老友，此人“逢川必反”，經常“誘導”AI做出“川普錯了”的論斷髮給大家，圈裡的人都被他的信息“狂轟濫炸”搞蒙搞過敏了，以致連看AI也怕了。）

可是，人生中有些事情，信息再充分，也不能自動得出唯一答案。因為它們涉及價值取捨，涉及風險偏好，更涉及個人必須承擔的後果。

AI 可以替人分析，卻不能替人生活；可以幫助決策，卻不能替人承擔決策的責任。

二、一次屋頂漏水，讓 AI 成了我的私人法務

幾年前，我家更換屋頂和天窗。工程完成後，數年以來天窗附近持續出現漏水問題。

按照常理，施工方應當認真檢查，找出原因，履行相應的保修責任。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公司負責人一再推諉、拖延，溝通遲遲沒有實質進展。面對這種局面，普通業主往往很無奈：電話打了，問題說了，對方也答應了，但事情依然沒有解決。

繼續爭執，既耗費時間，也未必有效；直接聘請律師，又可能付出不小的成本。

怎麼辦？

我把事情的經過、合同和保修情況告訴 AI，請它幫助分析，並起草一封正式信件。

這次諮詢頗有意思。AI 沒有簡單地替我發泄不滿，而是幫助我把事實、合同責任、保修承諾、損害情況、當地法律法規、合理期限以及可能採取的後續措施包括可能涉及的索賠程序，逐項梳理出來。原本夾雜着情緒的爭論，被整理成了一封條理清晰、有理有據有法的正式函件。

我審閱、修改並發出信件之後，施工公司終於開始認真對待問題，雙方重新回到合作解決問題的軌道，最終處理整治了漏水問題。

這件事讓我切實感受到 AI 的實用價值。

它並沒有替我出面交涉，也沒有代替律師作出法律判斷。它真正發揮的作用，是把我原本不熟悉的法律表達、論證結構和書面溝通方式，迅速轉化成一套強有力的施壓手段。

對普通人而言，這是一種很實際的能力擴展。

當然，類似信件涉及具體法律責任時，AI 的分析仍需核實，不能把它當作律師意見。但在很多日常糾紛中，先把問題弄清楚、把事實寫明白、把訴求表達準確，往往就能顯著改善溝通。

這就是 AI 的一種重要價值：它未必替人解決問題，卻能讓普通人更有能力面對問題。

三、如果三國時代有 AI

讓我們發揮一點歷史想象力。

如果三國時代已經有了 AI，歷史會不會因此改寫？

劉備大概就不必三顧茅廬了。

當時的劉備，半生顛沛流離，雖有關羽、張飛這樣的猛將，卻始終缺乏穩固的根據地和長遠的戰略規劃。他四處奔走，寄人籬下，直到遇見諸葛亮，才逐漸形成了後來所謂的“隆中對”。

假如劉備當時擁有 AI，他只需輸入：

“我有一支忠誠的隊伍，有關羽、張飛等將領，但兵力有限，缺乏根據地。請幫我設計一套長期戰略，爭取在天下大亂中建立自己的政權。”

幾秒鐘後，屏幕上也許就會出現一份詳盡的戰略報告：分析荊州、益州的地理位置，評估曹操和孫權的實力，研究聯吳抗曹的可行性，討論西進路線、糧草供應、人口基礎和政治聯盟。

報告的結論甚至可能與《隆中對》十分相似：“跨有荊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

劉備大可不必在隆冬時節三次拜訪臥龍崗，也不用擔心諸葛亮是否願意見他。他只要拿着這份戰略規劃，開始執行便是。

當然，這只是一個有趣的假設。戰略規劃可以被 AI 寫出來，諸葛亮真正難以替代的地方，卻不僅在於提出戰略，還在於組織人才、判斷時機、協調聯盟，並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推動戰略落地。劉備需要的，可能不只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能夠與他共同承擔歷史風險的人。

但是可以相信，AI不會像諸葛亮那樣做出“魏延必反”的判斷。

再看曹操。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軍南下，意圖一舉解決荊州和江東問題。赤壁之戰中，曹軍遭遇慘敗。後世傳說，曹操曾在郭嘉墓前感嘆：“若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謀士，以善於判斷形勢、提出戰略建議而著稱。假如郭嘉沒有早逝，曹操是否會避免赤壁之敗？歷史無法給出確定答案。

但如果當時有 AI，曹操至少可以在大軍南下前，做一次全面的風險評估。

他可以詢問：

“我軍兵力占優，剛剛取得荊州，但水軍經驗不足。若繼續沿長江東進，可能面臨哪些軍事、氣候、疾病、後勤和聯盟風險？”

AI 也許會提醒他：南方水域作戰經驗不足，軍隊可能不適應水土；孫劉聯盟可能形成；長江水文、風向和火攻戰術會影響艦隊安全；戰線過長會增加補給壓力；對手可能利用地形和水軍優勢，以弱勝強。

如果曹操進一步要求進行壓力測試，AI 還可以構造不同情景：速戰速決、長期對峙、局部撤退、分兵防守，以及遭遇火攻後的應急方案。

這樣一來，曹操或許能夠更充分地認識風險。

但 AI 能否準確預測東南風，能否識別對手的真實意圖，能否讓曹操放棄自己已經形成的戰略判斷，仍然是另一回事。即便風險報告十分準確，最終是否採納，也取決於曹操本人。

可以想象，AI可能不會建議曹操把徐庶母子囚禁終生，也不會建議把劉備關羽放虎歸山。

這正是歷史想象最有意思的地方：AI 可以讓劉備少走彎路，讓曹操多一份預警，卻不能保證他們一定成為成功者。

因為歷史不是知識競賽，更是信息、判斷、性格、權力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四、現代國家大事，也可以問 AI

如果說三國故事只是歷史想象，那麼現代國際局勢就是現實中的重大決策問題。

國家領導人所面對的，往往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複雜局面：軍事安全、經濟發展、外交關係、國內政治、社會穩定、技術競爭，以及各種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

決策者當然擁有龐大的專業機構、情報系統和政策顧問，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能夠完全擺脫信息偏差和判斷失誤。

在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中，另一個問題尤其值得警惕：下屬是否敢於報告不利消息？顧問是否能夠提出與領導人不同的意見？決策者是否會主動尋找反對意見，還是只聽取自己願意聽到的結論？

歷史上，重大決策失誤並不總是因為缺乏知識。有時，決策者擁有大量信息，卻仍然低估風險；有時，周圍的人並非看不到問題，而是不願意或不敢指出問題。

AI 在這裡可能發揮一種特殊作用：它可以被要求站在不同立場上分析同一問題，列出反對意見，尋找論證漏洞，構造不利情景，甚至專門扮演一個 “唱反調” 的顧問。

但必須注意，AI 並不是天然獨立於權力和信息環境之外的真理機器。如果輸入的信息本身有偏差，或者提問者不斷暗示希望得到什麼答案，AI 同樣可能順着既定思路提供論證。所謂“讓 AI 說真話” ，並不是打開一個軟件就能自動實現的事情。

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要求它明確列出證據、假設、未知因素和可能推翻當前結論的反例，並讓不同的分析相互檢驗。

這不僅適用於國家大事，也適用於普通人的生活。

投資時，可以讓 AI 同時分析上漲和下跌的理由，而不是只問某隻股票是否值得買；選擇職業時，可以要求它比較收入、興趣、發展空間和生活成本，而不是直接替自己選擇；面對家庭矛盾時，可以讓它從雙方角度分析，而不是只替提問者證明自己正確。

遇事不決，問 AI，真正有價值的地方，或許不在於它替我們找到了答案，而在於它幫助我們發現了自己原先沒有想到的問題。

五、普京與金正恩：歷史敘事能否經得起現實檢驗？

再把視野放大一些。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軍事行動之後，戰爭持續至今，帶來了人員傷亡、基礎設施損毀、經濟制裁、外交關係重組以及歐洲安全格局的變化。戰爭的實際進程與任何一方最初的設想之間，存在着值得研究的差距。

我們不可能知道，如果普京在2022年作出決定前，認真使用當時可獲得的 AI 系統，戰爭是否就不會發生。但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反事實問題：

如果一位國家領導人能夠在重大軍事行動之前，要求 AI 不斷挑戰自己的判斷，會發生什麼？

例如，要求它分析以下問題：

烏克蘭軍隊可能進行多大程度的抵抗？西方國家可能採取哪些軍事、經濟和外交措施？俄羅斯經濟能否承受長期制裁？戰爭會如何影響俄羅斯的人口、財政、能源出口和國際關係？如果最初的軍事目標無法實現，接下來有哪些退出或調整方案？

這樣的分析未必能準確預測戰爭的每一步，卻可能幫助決策者更全面地理解風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戰爭開始以後，決策者容易受到沉沒成本的影響。已經投入大量資源、付出重大犧牲，往往會使人更加難以接受戰略調整。可是，過去的損失並不能自動證明繼續投入是合理的。真正需要比較的，是從現在開始，不同方案各自可能產生的未來成本和後果。

AI 可以幫助人們把這種問題擺到桌面上，避免讓過去的投入成為未來決策的唯一理由。

朝鮮半島也有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

2023年底至2024年初，金正恩公開改變了朝鮮長期以來關於南北統一和民族和解的政治表述。2024年，朝鮮進一步將韓國界定為敵對國家，並拆除連接南北的部分道路和鐵路設施。朝鮮官方對這一變化的解釋，主要圍繞安全環境和對韓關係展開；外界則從政權安全、外交戰略和半島局勢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韓國政府當時並未因此放棄其自身的統一政策。

我們當然不能據此斷言，金正恩是因為使用了 AI，才作出這一政策轉變。沒有可靠證據支持這種說法。把這一變化歸因於一位年輕領導人的技術意識或所謂“算法計算”，同樣屬於推測。

但這個案例仍然引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長期堅持的政治目標與現實條件發生衝突時，決策者是否有能力重新審視目標本身？

這並不意味着任何放棄、堅持或調整都天然合理。一個政治目標可能涉及民族認同、國家安全、歷史記憶和人民意願，不能僅僅通過經濟收益或政權存續的計算來決定。

然而，無論目標是什麼，決策者都應當認真面對現實條件，公開或內部檢驗政策的可行性，充分考慮不同群體的利益與風險。

AI 可以幫助人們進行這種檢驗，卻不能代替社會回答最終應當追求什麼。

六、台海問題：中國的決策者可以怎樣問 AI

現在，讓我們把文章帶到一個更敏感、也更複雜的問題上。

中國最高決策者，面對台海局勢，可以詢問 AI：

“請你全面分析兩岸局勢。如果大陸以武力方式實現統一，可能有哪些收益、代價和風險？不同情景下會出現什麼結果？你有什麼建議？”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軍事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數千萬人的生活、地區安全、國際秩序和全球經濟的重大政治決策問題。

首先，AI 應當提醒決策者：必須區分政治目標與實現目標的手段。統一是一個政治目標，而和平協商、經濟交流、外交談判、軍事威懾以及武力行動，是性質和後果都不同的政策路徑。不能因為某個目標被賦予了歷史意義，就認為任何實現手段都具有同等合理性。

其次，AI 應當把不同情景擺出來，而不是只提供一個簡單的勝敗判斷。

情景一：維持現狀，繼續進行長期競爭與交流。

這一情景下，兩岸政治分歧會長期存在，軍事摩擦和外交爭議也會繼續，但雙方仍有機會通過溝通機制、危機管控、經貿往來和民間交流，降低誤判與衝突風險。

情景二：出現軍事封鎖、隔離或其它強制性措施。

這類情景不以全面登陸作戰為起點，但仍可能造成嚴重後果。航運、航空、能源供應、金融市場和國際貿易都可能受到影響；相關各方如何判斷行動性質、是否採取反制措施，也可能迅速改變局勢。

美國及其盟友是否介入、介入到什麼程度，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判斷和具體事件，不能預先當作確定事實。

情景三：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

這將是風險高度集中的情景。跨海作戰、海空交戰、導彈攻擊、網絡行動以及可能的外部軍事介入，都會使衝突發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即使某一方在初期取得軍事優勢，也不能據此推斷最終政治結果。戰爭可能持續多久，基礎設施會遭受多大破壞，人員傷亡如何，經濟制裁和國際關係會如何演變，戰後治理會面臨哪些問題，都無法通過一個簡單的軍事勝負指標概括。

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不是一張可以任意移動的地圖。島上的居民有自己的生活、政治認同和未來期待。任何涉及其政治地位的安排，都不能忽略他們的安全、權利和意願。

從經濟角度看，台海局勢也不是一個局部問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估計，2022年約有2.45萬億美元的貨物經過台灣海峽，占全球海運貿易額的五分之一以上；其中約1.4萬億美元涉及中國進出口。若航運受阻，影響不僅會落在台灣和大陸，也會波及全球供應鏈。

半導體產業則是另一個重要變量。台灣在全球先進半導體製造中占據重要地位，而相關生產依賴高度專業化的設備、材料、人才和國際供應鏈。戰事、封鎖或基礎設施的破壞，都可能使生產受到嚴重衝擊。即便工廠沒有遭受直接破壞，供應鏈中斷和人員流動受阻，也可能造成長期影響。

與此同時，決策者還必須考慮國內經濟、就業、財政、能源進口、金融穩定以及國際關係的連鎖反應。軍事行動的成本，不會只體現在軍費和裝備損失上；它還可能通過貿易、投資、技術合作、資本流動和社會預期，持續影響國家的發展。

在法律和政策層面，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規定，在特定條件下，國家得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和平統一是政策目標之一，同時保留使用武力的選項。

中國決策者不應要求AI給出一個看似精確的“武力統一勝率”，更不會只問“能不能打贏”。因為即使軍事上取得某種勝利，也不等於政治目標必然實現，更不等於最終結果符合國家和民眾的長遠利益。

他可以要求 AI 幫助回答幾個更根本的問題：

第一，政策方案可能造成多少人員傷亡？對台灣居民、大陸民眾以及其它相關國家的平民會產生什麼影響？哪些風險無法逆轉？

第二，軍事行動可能引發哪些連鎖反應？不同國家可能採取什麼措施？哪些情景會導致衝突擴大，哪些機制有助於防止升級？

第三，不同政策路徑的經濟成本和長期影響是什麼？

第四，是否存在能夠降低衝突風險、同時保留未來政治協商空間的替代方案？如何建立有效的危機溝通機制，減少意外事件演變成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這些問題的共同點是：它們不要求 AI 替人作出政治選擇，而是要求它儘可能充分地展示選擇所包含的後果和風險。

如果 AI 只能按照提問者預設的目標，尋找實現目標的技術路線，它很容易淪為一個效率很高的執行工具。真正有價值的 AI，應該能夠指出目標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揭示方案中被忽略的代價，並幫助決策者理解那些不願意聽到、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台海問題尤其如此。面對如此複雜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現實，任何人都不應輕率地把一場戰爭描述成一盤能夠精確計算、勝負分明的棋局。

戰爭一旦爆發，局勢就可能迅速超出所有參與者的控制。到那時，最先進的算法、最龐大的數據庫和最精密的模型，也無法保證所有連鎖反應都能被預先把握。

在這樣的重大問題面前，AI 的意義不是替決策者找到一條必勝之路，而是不斷提醒他們：所謂勝利究竟意味着什麼？為了它需要付出什麼？還有沒有其它道路？

七、台海問題：台灣決策者可以詢問 AI，從烏克蘭的經驗中，在面對大陸的壓迫甚至武力攻擊時可以借鑑什麼

假如台灣的決策者向 AI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大陸日益增強的軍事壓力，甚至在遭到武力攻擊之後，台灣應當如何應對？烏克蘭的經驗又能給台灣什麼啟示？

AI 或許會首先提醒台灣決策者：俄烏戰爭最值得借鑑的，並不是如何把戰爭打得更大、更激烈，而是如何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生存能力、爭取國際支持，並使侵略者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烏克蘭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即使在常規軍事力量上處於劣勢，也不意味着只能被動挨打。面對侵略，烏克蘭通過持續抵抗、靈活運用不對稱作戰手段，以及對俄羅斯軍事能力的有限打擊，努力削弱對方繼續作戰的能力。與此同時，烏克蘭還將戰場上的抵抗轉化為國際政治上的支持，爭取軍事援助、經濟援助和外交聲援，並通過公開信息、國際傳播和外交活動，持續爭取國際社會對戰爭性質的理解。

不過，台灣不能簡單複製烏克蘭的經驗。烏克蘭擁有廣闊的陸地縱深和與歐洲國家接壤的陸路通道，而台灣是一個海島，面對的是一個在軍事、經濟和工業規模上都遠遠超過自己的大陸政權。台灣一旦陷入戰爭，外部援助能否及時到達、海空交通能否維持、能源與通信能否保障，都可能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因此，台灣最重要的準備，應當是在戰爭發生之前，就建立起足以維持社會運轉和持續抵抗的能力。這包括增強防空、反艦和分散式防禦能力，保護通信與能源系統，儲備必要物資，完善民防和醫療救援體系，並使社會在遭受攻擊時仍能保持基本秩序。一個不能迅速癱瘓、不能輕易被迫屈服的社會，本身就是一種戰略威懾。

那麼，台灣是否也應當採取更主動的政治反擊？例如，公開宣布北京政權缺乏民主授權，質疑其統治合法性，或者向大陸民眾傳播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理念？AI 或許會認為，這類政治行動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但必須區分政治批判與法律判斷，也必須分清短期戰爭目標與長期政治願景。台灣可以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揭示大陸政治體制的局限，爭取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制度的支持，也可以向大陸民眾傳遞另一種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烏克蘭的另一條重要經驗，是不能把戰爭僅僅理解為前線軍隊之間的較量。戰爭還涉及國際輿論、外交聯盟、經濟制裁、技術封鎖、社會動員以及戰後秩序。台灣應當在和平時期就加強與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溝通，爭取更明確、更持久的國際支持。

最後，AI 也許會向台灣決策者提出一個比“如何反擊”更重要的問題：在什麼情況下，繼續抵抗能夠改善台灣的處境？在什麼情況下，某種軍事或政治行動反而會使台灣付出更大的代價？如何在堅定防衛與避免戰爭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維護民主制度的同時，為未來的和平留下空間？

如果 AI 真能成為一位不受政治立場和個人情緒左右的謀士，它給台灣決策者的核心建議或許是：以最充分的準備防止戰爭，以最堅定的意志抵禦侵略，以最審慎的手段限制戰爭，以最清醒的判斷爭取和平。

結語：問是智慧，決是擔當

從孫策臨終託孤，到今天人們隨手打開 AI；從劉備三顧茅廬，到曹操赤壁失利；從普通人的屋頂漏水，到大國之間的戰略抉擇，時代變化了，工具變化了，人類面對不確定性的處境卻沒有根本改變。

我們需要信息，需要知識，需要分析，需要他人的意見。AI 的出現，確實使這些資源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獲得。

它可以成為私人教師、研究助手、寫作夥伴、法律信息整理者、投資分析工具，也可以成為一個不斷提出反面問題的思維夥伴。它能夠幫助普通人縮小知識差距，也能夠為複雜決策提供新的分析視角。

但我們也必須清醒：AI 不是諸葛亮，不是郭嘉，更不是一個永遠正確的神諭。它會犯錯，會受限於信息，也可能把錯誤包裝成一套十分漂亮的邏輯。

更重要的是，AI 不承擔決策的最終責任。

如果一封信寫得不妥，寄信人要負責；如果投資判斷失誤，投資者要承擔損失；如果國家作出重大政策選擇，最終承擔後果的，則是廣大的人民，而不只是坐在決策位置上的少數人。

因此，“遇事不決——問 AI”可以成為這個時代的一種生活智慧，但不應變成新的迷信。

我們可以讓 AI 幫助自己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少犯一些可避免的錯誤，但不能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權利一併交出去。

古人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今天，我們可以在這句話後面再添上一句：

遇事不決問 AI，問過之後自己決。

AI 可以提供解釋和信息，做決定的，是人自己。

當代的張昭、周瑜、郭嘉、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