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与杀戮:赤柬之来也汹汹,去也匆匆 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的兴亡及其中国镜像 1975年,红色高棉(赤柬)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夺取柬埔寨政权,旋即展开一场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为名、以摧毁既有社会秩序为手段的激进实验,在不到四年间造成近四分之一国民非正常死亡,最终又在越南军队的进攻下迅速崩溃。这场现代史上罕见的政治灾难,既有巴黎公社以来激进革命思想的历史渊源,也深受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时代政治实践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这篇文章从作者亲历的历史认识转变出发,追溯赤柬的思想源流、夺权策略、恐怖统治与覆灭过程,考察中国对赤柬的长期支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考量,并通过中外历史比较,探讨政治欺骗、革命暴力与不受制约的权力如何相互强化,最终使一场宣称解放人民的革命演变为毁灭生命与文明的灾难。文章同时追问:当国家利益被混同于执政集团的政治目标,当历史真相屈从于宣传需要,人们又该如何认识历史、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一、从毛泽东的“520声明”到《杀戮战场》 1970年,我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 那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史称“520声明”。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份声明得到广泛宣传。对远在东南亚的柬埔寨,我所知道的事情,主要就来自这样的官方宣传。 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往往先要经过一道政治上的筛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谁代表人民,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谁注定要被历史淘汰——这些问题似乎早已有了标准答案。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美国势力进入柬埔寨,印度支那人民掀起反帝斗争高潮。在我的印象里,事情大致就是这样。 至于柬埔寨革命力量究竟由谁领导,他们准备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他们怎样对待普通百姓,以及所谓革命胜利将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什么,当时的我既无从了解,也没有意识到应该追问。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 按照我此前接受的政治教育,这当然应该是一场革命的伟大胜利。 然而,十年以后,我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这场胜利对于柬埔寨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1985年,我来到美国不久,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观看了电影《The Killing Fields》(《杀戮战场》),并有机会亲耳聆听柬埔寨幸存者、影片主人公原型之一 Dith Pran 的演讲。 电影中呈现的柬埔寨,与我过去所知道的那个“革命柬埔寨”,简直不是同一个国家。 我看到的是被强迫离开城市的居民,是失去父母的儿童,是被迫劳动的人群,是恐惧、饥饿、刑讯、处决和遍布乡野的死亡。 而当亲历者站在面前讲述这些事情时,银幕上的故事不再只是电影。 那是一个国家真实发生过的灾难。 我受到的震动,远远超过对一场暴政的愤怒。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过去关于柬埔寨的认识,可能在根本上受到了误导。 这大概是我出国以后,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官方向我讲述的世界,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可能存在多么巨大的鸿沟。 这种震动后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当我重新审视朝鲜战争,以及其他曾经被官方宣传赋予确定结论的历史事件时,我已经有了某种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有了一点认识上的“免疫性”。 我开始知道:一种叙事被反复讲述,并不意味着它真实。 尤其当历史的讲述者同时掌握着宣传机器、教育制度和政治惩罚权力时,人们更应该保持警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中国官方所说的都必然虚假,也不意味着与之相反的说法就一定正确。真正的教训是:历史判断必须服从事实,而不能服从政治忠诚。 赤柬,就是促使我认识到这一点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二、来也汹汹:一场革命胜利如何成为全民灾难的开端 1975年4月17日,经历多年内战的柬埔寨首都金边终于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的普通百姓来说,和平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当身穿黑衣的红色高棉士兵进入金边时,不少市民曾经怀着希望迎接他们。人们也许并不清楚这些胜利者究竟奉行什么政治理论,但至少期待战争结束以后,能够恢复安宁的生活。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迎来的不是和平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 赤柬军队进入金边后不久,便命令居民离开城市。 他们说美国要来轰炸,命令人们迅速撤离。医院里的病人、年迈的老人、抱着婴儿的母亲,以及那些根本没有能力长途行走的人,都被强制迁徙。如果拒绝,就当场枪毙。 这不是普通的战时疏散。 它是赤柬预先构想的社会改造计划的一部分。 城市必须被清空,居民必须被送往农村,原有职业、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必须服从革命组织的重新安排。 从那一天开始,柬埔寨仿佛被强行推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货币、银行和正常市场交易被废止;城市商业活动被摧毁;宗教受到严厉压制;私人生活受到集体组织的控制;大批居民被编入农业合作社和劳动队伍。 家庭成员被分离,儿童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和政治教育,婚姻由组织安排。 掌握粮食分配权的政治组织,同时掌握了人们的生存权。 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休息,能不能见到自己的亲人,甚至能不能继续活着,都可能取决于上级干部的判断。没有法律,公正归零。 赤柬把这一切称为革命。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农业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取消货币并没有消灭特权;取消私人财产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摧毁旧社会秩序也没有创造自由和平等。 恰恰相反,当普通人失去独立生活的经济基础,而国家又垄断粮食、劳动和实施暴力时,社会出现了一种比传统贫富差别更加可怕的不平等: 一部分人拥有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绝大多数人却连决定自己怎样生活的自由都没有。 赤柬统治持续了三年八个月又二十天。 在这段短暂时间里,柬埔寨约有150万至200万人死于处决、饥饿、疾病和强制劳动等原因。按照不同人口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 一个宣称要解放人民的政权,竟然使如此大比例的本国人民失去了生命。 三、巴黎公社的“教训”:革命为什么需要不断消灭敌人? 赤柬的极端暴力从何而来? 仅仅用波尔布特个人和他的组织的残忍来解释,显然不够。 我们还必须追溯一种更早形成的革命思想:为了实现被认定为正确的历史目标,是否可以把消灭政治敌人视为必要甚至崇高的事业? 这里,我想起了1971年中国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政治宣传。 那时我已经能够理解不少政治口号。其中一个令我后来反复思考的论点,是对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解释: 巴黎公社失败,不是因为革命者使用了过多暴力,而是因为他们对敌人过于宽大,没有及时、彻底地消灭敌人。 这一思想并非凭空出现。 列宁1908年在《公社的教训》中批评巴黎公社对敌人过于宽厚,没有及时向凡尔赛政府发动决定性进攻。 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这原本涉及一场内战中的军事与政治判断。但当它被抽象成普遍的革命原则,并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就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逻辑: 革命的敌人不应当被宽容。 如果革命遭遇困难,说明敌人尚未被彻底清除。 如果革命失败,说明镇压还不够坚决。 这种思维方式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暴力从不得已的手段,逐渐提升为革命正确性的证明。 于是,对敌人仁慈可能成为政治错误;拒绝参与迫害可能成为立场不坚定;主张依法处理问题反而可能被指责为阶级调和。 当然,不能把巴黎公社、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简化成一条直接的命令传递链。 但在革命暴力的正当化、敌我划分的绝对化,以及对政治妥协的深刻怀疑方面,确实可以看到值得研究的思想联系。 这种逻辑一旦进入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便可能形成一个难以停止的循环。 先宣布某些人是革命敌人,再以消灭敌人为革命成绩;当这些敌人被清除以后,又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新的敌人。 革命不再需要一个明确的终点。 因为只要权力需要,敌人就可以不断被发现。 赤柬后来发生的疯狂内部清洗,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一种极端表现。 四、巴黎求学,北京取经:波尔布特并非是没有思想的土匪 波尔布特及赤柬核心领导层,并不是一群完全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土匪。 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特绍,曾在法国留学。英萨利、乔森潘等人也有海外教育经历。 他们接触过法国左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值得思考。 一个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并不保证他尊重现代文明;一个人能够熟练使用解放、平等和进步的语言,也不意味着他真正尊重个人的生命与自由。 波尔布特在巴黎时期参与了左翼政治活动。回国以后,他逐渐成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 1965年至1966年间,他曾访问越南和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的大跃进虽然已经造成严重灾难,但人民公社、农村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也正在酝酿和爆发。 中国的革命经验,对赤柬领导层具有重要吸引力。 不过,我们必须避免把赤柬的全部政策都说成是波尔布特在北京学到的。赤柬自身的历史、柬埔寨农村社会、长期内战、法国殖民主义遗产,以及与越南共产党之间复杂的关系,都参与塑造了它的政治思想。 赤柬真正令人惊异的地方,在于它把多种极端观念结合起来,并试图在极短时间内付诸实施。 从中国革命经验中,它可以看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党组织、人民公社和政治运动。 从斯大林主义传统中,它可以看到高度集中的党权、秘密警察和对党内敌人的清洗。 从极端民族主义中,它又获得了对历史疆域、民族纯洁性和外国威胁的强烈执念。 这些因素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反对现代城市文明、又崇尚绝对政治权力的革命模式。 波尔布特集团仿佛相信,只要革命意志足够坚定,就可以跳过社会发展的一切中间阶段,在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里直接建立最纯洁的共产主义。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使人不能不想到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毛泽东的大跃进。 它们并非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危险倾向: 把政治意志当成可以超越经济规律、社会条件乃至人类生存需要的力量。 当领导人的判断被赋予不可怀疑的地位时,现实中的失败不再能够纠正理论,反而会被解释成执行不力、思想落后或敌人破坏。 于是,失败越严重,政治运动可能越激进。 五、从共产国际到民族仇敌:革命兄弟为什么反目成仇? 赤柬的历史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与越南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 1930年成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纳入同一革命框架。1951年,柬埔寨出现了独立的革命党组织。波尔布特等人后来逐渐取得领导权,并试图淡化甚至切断本党与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联系。 这种变化,令人想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建立和发展,受到共产国际及苏俄的重要帮助。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却从革命同志变成了尖锐的政治对手,甚至在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 我对那段历史还有切身记忆。 1969年,中苏战争的阴影笼罩中国。我的家庭也经历了从北京向湖北疏散的动荡。对于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核战争和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并不是抽象概念。 一个原本是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国家,竟然可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军事对手。 赤柬与越南的关系,则沿着另一条相似而更加血腥的道路发展。 越南共产党曾经帮助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成长,后来却成为波尔布特最痛恨的敌人。 为什么共同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会发生如此尖锐的冲突? 因为在现实政治中,国际主义经常敌不过民族主义,而革命理想又经常敌不过领导集团对权力的追求。 一个革命党在力量弱小时,可以依靠外国同志;等到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原来的帮助者就可能被视为干涉本国事务的外来势力。 如果最高领导人又把自己的判断等同于国家利益,那么任何来自昔日盟友的不同意见,都可能被解释成控制和背叛。 于是,革命同志之间的争论,最终演变成国家之间的战争。 中苏分裂如此,赤柬与越南的反目也有同样的一面。 但两者还有一个重要区别。 中苏虽然发生过严重边境冲突,却最终没有爆发全面战争。 赤柬则不断袭击越南边境地区,并对柬埔寨境内的越南族群进行严重迫害,最终把两国推向全面战争。 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极端民族主义面前,几乎完全失去了约束力。 六、西哈努克的悲剧:统一战线怎样成为夺权工具? 赤柬能够迅速壮大,与1970年柬埔寨发生的政治剧变密切相关。 那年3月,朗诺等人推翻了西哈努克。 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反朗诺政治力量的重要象征。 中国领导人支持西哈努克,并推动他与柬埔寨共产党力量合作。 由此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使原本力量有限、政治身份相对隐蔽的赤柬,获得了更广泛的民族主义号召力。 对于许多柬埔寨农民来说,他们响应的未必是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纲领,而可能是西哈努克的号召,是反对朗诺政权,是抵抗外国军事干预。 赤柬则借助这一政治联盟扩大力量,同时保持其真正领导核心的秘密性。 这让我想到中共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策略。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民族抗战为共同目标;但双方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军队、组织和政治目标。 统一战线本身并不是不正当的政治手段。面对共同威胁,不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合作。 问题在于:合作时向人民作出的承诺,取得政权以后是否仍然有效? 赤柬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其惨痛的答案。 1975年胜利以后,西哈努克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约束赤柬的真正国家领导人。 他逐渐被排除在实权之外,后来事实上受到软禁,其多名亲属也在赤柬统治下遇害。 曾经帮助赤柬取得民族合法性的政治人物,最后成为它的囚徒。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国历史上所谓“过河拆桥”的政治传统。 但赤柬的做法远不止于此。 它不仅抛弃了政治盟友,还试图摧毁那些曾经支持、欢迎或者仅仅期待它带来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 统一战线的悲剧,在这里转化为整个国家的悲剧。 七、超级红卫兵掌握国家机器:革命走向极端 我曾经想到一个比喻: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激进红卫兵组织,看作在最高政治权力支持下冲击既有社会秩序的群众力量,那么赤柬就像是一群已经掌握整个国家机器的超级红卫兵。 这个比喻当然不能代替历史分析。 中国红卫兵的组成、派别和行为十分复杂,赤柬则是经历长期地下斗争与战争形成的共产党军事政治组织,两者不能直接等同。 但从对旧文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对政治敌人的绝对化判断,以及对暴力的革命化解释来看,两者确实存在相似性。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曾经出现破四旧、批斗教师、毁坏文物、侮辱知识分子以及大规模派性暴力。 赤柬取得政权以后,则把类似的极端政治观念推向了整个社会。 它不需要红卫兵去冲击一个尚存的政府,因为它自己就是政府。 它不需要借助群众组织夺取行政权,因为它已经掌握了军队、警察、粮食和行政系统。 它甚至不必担心来自独立法院、自由报刊或反对党的监督,因为这些制度已经根本不存在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规律: 当一种绝对化的革命思想获得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时,它所造成的灾难便不再局限于政治运动,而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态。 赤柬的少年兵、秘密组织、黑色服装、集体劳动和政治口号,构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社会图景。 黑衣原本具有当地农民服饰和革命游击队服装的背景,不能说每一个柬埔寨人都在任何场合被严格要求穿着完全相同的衣服。 但黑衣确实成为赤柬时代最鲜明的视觉象征之一。 中国红卫兵的绿军装和红袖章,与赤柬的黑衣和水布,颜色不同,所传达的政治气氛却有相似之处:个人必须融入革命集体,服从被规定的政治身份。 当一种政治制度试图消除个人生活的一切差异时,它往往并不能真正消灭特权,而只是使特权集中到最有权力的人手中。 赤柬声称消灭阶级,结果却建立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阶层。 普通人被要求牺牲家庭、财产、职业和自由;革命领导人却保留着决定一切的权力。 这不是无阶级社会,而是一种以革命名义建立的新的极端等级制度。 八、消灭知识,毁灭教育:从赤柬大学到中国工农兵大学生 赤柬对现代教育的破坏,是它反文明性质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表现。 1975年以后,柬埔寨正常的大学教育基本停止。 学校关闭,教师遭受迫害,大学生被迫参加劳动。医生、工程师、知识分子和其他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常常因为其职业背景而受到怀疑。 赤柬并不是完全没有教育计划。它曾设想在工厂、合作社和革命机构中提供有限的基础教育。 但这种教育主要服从政治和劳动组织的需要,与现代学校教育相去甚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研究引用的历史统计,柬埔寨原有725名大学教师,到赤柬统治结束后的统计中只剩约50名;原有中学教师2300名,后来仅剩207名。报告还援引柬埔寨教育部门资料称,赤柬时期造成约96%的高等教育学生死亡。这些数据说明了教育界遭受了灾难性打击。 这意味着,赤柬不仅杀害了许多人,还摧毁了一个国家积累知识和培养下一代的能力。 一个社会可以在战争结束以后重建道路、桥梁和房屋,但失去一代教师、医生和科学技术人员,损失却可能延续几十年。 这使我想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学教育。 1966年,中国停止正常高考招生。1970年起,大学逐步恢复招生,却实行以政治表现、群众推荐和组织审查为核心的工农兵学员制度。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的正常大学入学考试中断了11年。 这并不是说工人和农民不应该接受大学教育。恰恰相反,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本来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大学教育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入学选拔应当尊重教育规律。 如果把政治可靠性置于知识基础之上,把考试成绩和学术能力视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表现,那么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大学,也包括那些本来有机会接受更好教育的工农兵学生。 中国文化大革命没有像赤柬那样彻底取消大学教育。中国仍然保留了大量科研机构、工业技术体系和高等教育资源。 两者都表示出相同的倾向: 当政治权力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什么知识值得存在、什么教师有资格教学、什么学生应该进入大学时,教育便从探索真理的事业,退化为培养政治服从的工具。 九、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从延安整风到S-21 如果说赤柬对普通民众的迫害已经足够令人震惊,那么它对自身干部的清洗,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内在危险。 赤柬掌握政权以后,逐渐形成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猜疑。 经济政策失败,农业生产达不到目标,粮食短缺日益严重。 但在一种自认为永远正确的政治体制中,领导路线不能受到怀疑。 当现实与理论发生冲突,错误就必须由别人承担。 于是,失败被解释成破坏。 破坏又被解释成阴谋。 阴谋背后必须存在敌人。 这些敌人可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可以是苏联间谍,也可以是越南的代理人。 最终,赤柬领导层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最忠诚的同志。 金边的S-21监狱,即后来的吐斯廉屠杀博物馆,成为这种政治逻辑的恐怖象征。 大量被捕者遭受酷刑,被迫承认根本不存在的间谍活动,并供出更多所谓同谋。 一批人的虚假口供,又成为逮捕下一批人的依据。 刑讯不再是为了查明事实,而是为了生产符合政治需要的事实。 这种现象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政治运动,存在值得认真比较的地方。 例如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就曾经出现逼供、错误认定特务以及牵连他人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也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当然,这些运动的具体制度、规模和后果与赤柬的S-21不能等同,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问题: 当政治组织既负责提出指控,又负责调查、审讯和惩罚,而被指控者缺乏独立司法保护时,虚假的敌人便可能被制度性地制造出来。 法国大革命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革命如同吞噬自己儿女的农神。 赤柬把这一比喻演变成了现实。 它的许多高级干部和革命元老,最后都成为自己建立的镇压机器的牺牲品。 波尔布特甚至在失去国家政权多年以后,仍然继续清洗旧日同志。1997年,赤柬前国防部长宋成及其家人遭到杀害。 一个不断寻找敌人的政治组织,最终连自己的核心成员都无法信任。 如果说革命最初以消灭旧制度的敌人为目标,那么到了最后,革命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不断生产敌人的机器。 十、从杀害越南平民到对越战争:谁把柬埔寨推向覆灭? 赤柬的残暴并没有止于本国人民。 它还对柬埔寨境内的越南族群进行迫害,并不断向越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袭击。 1978年4月,越南安江省巴祝地区发生大规模平民惨案。越南方面记录了数千名平民遇害。 这一事件不是普通的边境摩擦,而是针对平民的严重暴力。 赤柬领导层对越南的敌视,既有历史上高棉民族主义与越南之间的领土和民族矛盾,也有共产党内部权力竞争,以及当时中苏、中越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 赤柬把越南视为威胁柬埔寨独立的主要敌人。 然而,它的对外冒险,与对内清洗相互强化。 越是担心越南,便越容易怀疑党内有人通敌。 越是发生军事失败,便越要寻找内部叛徒。 1978年,赤柬对东部大区发动大规模清洗。大批干部和居民遭到迫害,一些幸存者逃往越南。 韩桑林、洪森等后来在越南支持下参与反赤柬政治军事力量的组织。 这就出现了一种荒诞的局面: 赤柬为了消灭所谓越南代理人而大肆清洗,结果反而把一批原本属于自身阵营的人推到了越南一边。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1979年1月7日,越军进入金边。 从全面进攻到赤柬失去首都,前后不过约两周。 这个曾经在国内表现得无比凶残的政权,在面对一支训练有素、拥有现代战争经验的军队时,迅速失去了全国统治。 为什么会这样? 一方面,越南军队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赤柬在长期战争和内部清洗中也遭受严重削弱。 另一方面,一个以恐惧维持统治的政权,很难在危机时刻获得普通人民自愿而持久的支持。 但也不能把赤柬垮台简单写成一条“暴政必亡”的军事定律。 历史上有些暴政维持了很长时间,有些政权的垮台则主要取决于外部军事力量。 赤柬的崩溃,是内部政治灾难、对外侵略、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国际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越南出兵同时涉及制止边境袭击、推翻敌对政权以及建立有利于自身安全的柬埔寨政治秩序等目标。 因此,既不能忽视越南军队结束赤柬全国统治的实际作用,也不能因为赤柬的罪行,就认为越南随后长达十年的军事驻留不需要接受国际法和政治上的审视。 但有一点无法否认: 如果没有1978年底越南军队的进攻,赤柬政权未必会在1979年1月结束。 这个事实,使中国当时的外交选择变得格外值得追问。 【画外音】赤柬对越南的暴行,确实远远超过一般边境摩擦,这一点,已经得到柬埔寨特别法庭调查及后来的历史研究证实。 例如,发生在1978年4月的著名的越南巴祝村(Ba Chúc)大屠杀:赤柬部队越境进入越南安江省巴祝地区,杀害了约三千名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不是普通军事交火,而是针对村庄居民的恐怖屠杀。 赤柬夺权后先大规模驱逐越南裔居民,随后对留下的人实施系统性杀害。柬埔寨特别法庭认定,这些行为构成针对越南族群的种族灭绝。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Ben Kiernan在2021年的研究中,把赤柬对越南的战争和对国内越南裔的种族灭绝作为两个同时进行、相互关联的政策来分析。 这些,证实了一些研究者说的“赤柬对外的激进与极端,与其对内的做法一样”的判断。 赤柬领导层把国内的越南裔居民视为民族敌人,又把越南国家视为必须对抗的外部敌人。于是,国内迫害和国际战争不再是两个独立现象,而成为同一种敌我思维的两种表现。 十一、中国为什么支持赤柬?1979年的对越战争究竟为了谁? 赤柬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在夺取政权以前和掌权以后,都曾获得来自中国的重要支持。 中国向赤柬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并与其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 这种支持有多重原因。 一方面,中共与赤柬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赤柬的农村革命、激进集体化和反修正主义姿态,与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政治观念合拍。 另一方面,中国又把柬埔寨视为牵制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越南与苏联日益接近以后,赤柬的地缘政治价值就进一步上升。 然而,这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道德问题: 一个国家能否因为某个外国政权具有战略利用价值,就长期忽视它对本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 1979年2月,中国发动对越战争。 当时中国政府强调越南在地区扩张、边境冲突和对柬埔寨用兵等问题上的责任。 从战略效果来看,中国也试图通过对越南北部施加军事压力,牵制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动。 这使人想到中国古代兵法中的“围魏救赵”。 但如果把这场战争理解为对赤柬的间接援救,那么它显然没有达到使越南撤出柬埔寨的目的。 越南军队直到1989年才完成从柬埔寨撤出。 而赤柬在失去金边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 它退往边境地区,继续进行武装活动。 令人继续难以接受的是,中国对赤柬的支持,并没有随着波尔布特政权的垮台而结束。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然是反越柬埔寨抵抗力量的重要支持者,其中包括赤柬。 在联合国代表权和国际外交斗争中,赤柬及其参与的联盟也长期获得来自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国家的支持。 这里需要说明,美国、东盟一些国家以及其他力量也出于冷战和地区政治考虑,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反越外交安排,不能把这一时期的全部国际责任都归于中国。 但中国作为赤柬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支持者,其责任尤其不能被轻轻带过。 更重要的是,这种支持跨越了毛泽东时代。 到了邓小平执政时期,赤柬的暴行已经逐渐为外界所知,中国仍然继续给予支持。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与赤柬的关系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狂热。 它还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所作出的持续选择。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支持可能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认同,那么此后的支持则越来越具有明确的地缘政治目的。 两种动机不同,却可能产生同一种后果: 使一个已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治军事集团,继续获得生存和活动的资源。 十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讨论到这里,我觉得不能不追问中国外交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为什么必须支持赤柬? 是柬埔寨人民需要这种支持? 还是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有赖于波尔布特集团? 或是中共领导层认为,在与苏联和越南的战略竞争中,赤柬是一个有用的政治工具? 这些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一个国家当然有权考虑自身安全,当然可以反对邻国的扩张行为,也当然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寻找合作伙伴。 但国家利益并不等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更不等于外国某个政权的存亡。 即使从现实主义外交的角度看,支持一个残暴而极不稳定的政治集团,不符合国家利益。 赤柬的历史正说明,靠政治恐怖维持的盟友可能极其脆弱,而且会把支持者拖入严重的道德与战略困境。 这一问题还使我想到朝鲜。 中国长期支持朝鲜金氏政权,据说有维护边境安全、避免战争和防止地区局势失控等现实考虑。 但支持朝鲜人民的和平生活,与维护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反对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与容忍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回事。 但中国政府仍然必须回答:为什么一个长期严重压迫本国人民、不断发展核武器并危害地区和平的政权,仍然能够获得自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赤柬已经成为历史。 朝鲜问题却仍然存在。 这使赤柬不再只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悲剧,而成为观察现实国际政治的一面镜子。 可以预料,当金氏家族统治最终结束的时候,这将成为中共对历史和文明的又一次欠账。 十三、侯景之乱与赤柬:文明为什么如此容易被摧毁? 回顾中国历史,我忽然觉得赤柬的兴亡,与南北朝时期的侯景之乱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侯景之乱发生于公元548年至552年。 此前,南朝梁的江南地区已经形成相当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建康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士族文化、文学艺术和佛教都十分兴盛。 侯景叛乱及其引发的战争,使建康及周边地区遭受严重破坏。 大量人口死于围城、战争和饥荒,原有政治秩序瓦解,士族和文化传统受到重创。 一个积累了数代人的繁荣社会,在短短几年内遭到毁灭性打击。 赤柬带给我的感受,与此颇为相似。 但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 侯景之乱主要是一场争夺权力的军事叛乱,文明的破坏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结果。 赤柬却把摧毁原有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建立新社会的必要步骤。 侯景的军队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毁坏文明。 赤柬则试图通过毁坏原有文明,建立自己想象中的新天下。 侯景之乱是兵祸毁坏文明;赤柬之乱则是以革命的名义毁坏文明。 这后一种情形尤其值得警惕。 因为当破坏被解释为进步,当残酷被解释为坚定,当对传统和知识的摧毁被解释为革命纯洁性时,社会便失去了用正常道德标准判断政治行为的能力。 人们不再问某项政策是否使生活改善,而是问它是否符合革命路线。 不再问一个人是否犯了罪,而是问他属于什么阶级。 不再问一种制度是否尊重生命,而是问它是否有利于最终的革命胜利。 一旦这种价值颠倒成为普遍政治准则,文明便可能在“建设新社会”的口号中遭到破坏。 十四、欺骗为什么与杀戮相伴而生?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文章的题目。 为什么把“欺骗”与“杀戮”放在一起? 因为赤柬的历史说明,大规模政治暴力往往需要某种与之配套的叙事。 夺取政权以前,它需要告诉人民,革命将带来什么。 夺取政权以后,它需要解释,为什么人民仍然在挨饿、受苦和死亡。 当政策失败时,它需要寻找替罪羊。 当内部清洗扩大时,它需要制造阴谋和敌人。 当国际社会提出批评时,它又需要把外部批评解释成敌对势力的诬蔑。 于是,政治宣传不仅是为权力辩护的工具,还是维持暴力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欺骗不一定直接导致杀戮,也不是所有宣传失实都与大规模暴力具有相同性质。 但当一个政权同时拥有不受约束的强制权力和高度垄断的信息传播体系时,两者就可能相互强化。 暴力可以压制揭露真相的人。 宣传则可以使更多人不知道暴力正在发生,或者相信暴力具有正当理由。 赤柬在国内依靠秘密组织、政治恐怖和信息隔绝控制人民。 而在中国,许多普通人长期只能通过官方宣传认识柬埔寨。 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我并不认为1970年毛泽东发表“520声明”时已预知赤柬后来的一切罪行。那份声明主要针对当时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其背景与1975年以后赤柬的统治必须区分。 问题在于,随着柬埔寨革命的发展,中国官方长期向公众呈现的,主要是革命友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图景。 对于赤柬统治下民众的真实遭遇,中国公众一无所知。 这正是我1985年在美国受到巨大震动的原因。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段自己以为已经了解的历史,竟然还有如此重要、如此残酷的事实被故意遮蔽。 而这种认识上的震动,后来又使我重新回顾中国自己的历史。 十五、从《红都女皇》想到历史叙事的政治用途 在这一过程中,我还想起另一件规模较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往事。 1976年江青等人被打倒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揭露和批判 “四人帮” 的宣传。 当时我们听到一种说法:江青曾邀请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为自己写书,书名叫《红都女皇》,仿佛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成为中国的女皇。 后来我才了解到,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著作原名为 Comrade Chiang Ch'ing,即《江青同志》,是一部以长时间访谈和历史研究为严谨基础的人物著作,没有半点“红都女皇”的影子。 显然,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在利用权力恶意编造这本书的“译名”,以图让江青引起更大公愤。换言之,他们在编造历史、误导民愤。 一个组织,可以为了打倒某个政敌而歪曲事实,为了维护另一个政治人物而掩盖事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政治斗争中的真假标准如果取决于谁掌握权力,那么历史就不再是对过去的记录,而成为当权者随时可以修改的政治文件。 江青的问题与赤柬的罪行当然不是同一性质。 但它们使我想到同一个认识上的危险: 当政治需要凌驾于事实之上时,历史就会成为权力的附属品。 而一个社会如果失去辨别真实历史的能力,也就更难从过去的灾难中吸取教训。 十六、赤柬受到了审判,中国的历史责任又该怎样评价? 赤柬政权垮台以后,柬埔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政治重建过程。 波尔布特本人于1998年死亡,没有接受正式的国际刑事审判。 但后来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对部分赤柬高级领导人和主要责任人进行了审判。 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以及农谢、乔森潘等人,因严重国际罪行受到定罪。 这些审判来得很迟,也远远无法使所有受害者获得充分的公正。 但它们至少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 国家领导人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曾经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就免于对严重罪行承担个人刑事责任。 更重要的是,法庭通过调查、证人证言和历史档案,使大量原本可能被政治宣传掩盖的事实,进入了可以公开检验的司法记录。 这正是历史审判的价值。 它不仅要回答谁应当受到惩罚,还要回答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赤柬的国际支持者又该怎样评价? 这里必须区分刑事责任与政治责任。 某个外国政府支持赤柬,并不自动意味着它对赤柬实施的每一项罪行承担共同刑事责任。 要认定具体的国际法律责任,需要证明相关行为、知情程度、援助性质及其与犯罪之间的联系。 但是,法律上的证明门槛,并不能成为回避政治和道德责任的借口。 如果一个政府明知某个外国政权长期实施严重暴行,仍然继续给予重要支持,那么它至少有义务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解释自己的选择。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其长期支持赤柬的历史,作出全面和公开的反省。 这与中国国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处理,也形成某种相似性。 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这当然不能说毫无意义。 但官方作出历史结论,与允许社会进行独立、充分的历史调查,并不是同一回事。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责任、死亡人数、受害者经历及制度性原因,仍然缺乏充分公开的讨论和追究。 如果历史评价始终由原来掌握权力的政治组织独家决定,那么这种评价便难以摆脱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 赤柬的历史提醒我们: 真正的历史反省,不只是承认某些政策错了,而是要允许人们追问,为什么那些错误能够长期发生,为什么无人能够阻止,以及谁应当承担责任。 十七、从赤柬到朝鲜:为什么有些暴政能够长期存在? 赤柬的结局似乎令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如此残暴的政权,必然很快垮台。 但世界历史并不支持这样简单的结论。 有些极权政权确实迅速崩溃,有些却能够长期存在。 决定其寿命的,不只是它对人民是否残暴,还包括军队组织、经济资源、国际支持、社会控制能力,以及是否遭遇强大的外部军事挑战。 赤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对越南的军事冒险有关。 朝鲜金氏政权则提供了另一种情形。 朝鲜同样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严厉的社会控制和严重的人权问题,却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长期生存下来,并形成了家族世袭统治。 这使人不能不思考: 为什么一些宣称代表人民解放的政治制度,最后会产生如此难以受到约束的统治集团? 为什么革命最初反对的世袭权力和个人崇拜,后来反而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要为领导集团的政治安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我并不主张把赤柬、中国和朝鲜的历史简单等同。 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政策实践和暴力程度存在重要差异。 但这些案例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政治制度缺乏独立司法、自由舆论、有效的权力制衡以及和平更换领导人的机制,那么谁来阻止最高权力把自己的政治目标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和自由之上? 当一个领导人把自己的判断视为历史真理,把政治反对者视为人民的敌人,又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国家强制力量时,危险便不再只是个人品质的问题。 它已经成为制度的问题和全社会的问题。 十八、去也匆匆:一个政权倒下以后,历史留下了什么? 1975年4月17日,赤柬进入金边。 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进入金边。 前后不到四年。 这个曾经宣称要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纯洁社会的政权,最终没有创造出它所许诺的平等与繁荣。 它留下的是大量死者、破碎的家庭、荒废的学校、被摧毁的社会信任,以及一个需要漫长岁月才能逐渐恢复的国家。 波尔布特曾经相信,革命意志可以改造一切。 但事实证明,政治权力可以命令人们劳动,却不能命令土地无限增产;可以取消货币,却不能取消经济规律;可以关闭学校,却不能使无知变成知识;可以杀害医生,却不能因此消灭疾病。 它可以用枪支迫使人们服从,却不能因此获得人民真正的拥护。 赤柬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并不只是波尔布特残暴,也不只是某种革命理论错误。 而是当政治理想被宣布为绝对正确、政治权力又不受任何有效约束时,人类社会可能发生多么严重的灾难。 这里尤其值得强调: 理想不能代替事实。 动机不能免除责任。 革命不能成为杀人的许可证。 国家利益不能成为支持暴政的无限理由。 历史也不能成为当权者任意编写的宣传材料。 我常常回想1985年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那次经历。 那时,我第一次观看《杀戮战场》,第一次亲耳听到 Dith Pran 讲述赤柬统治下的灾难。 我想到自己1970年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曾经通过毛泽东的“520声明”认识遥远的柬埔寨。 十五年过去,世界并没有按照那些政治口号所许诺的方向发展。 我所看到的,也不是一个胜利的革命怎样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一个宣称解放人民的政权,怎样在短短几年里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这种认识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许多过去深信不疑的历史叙事。 后来我逐渐明白,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某个政治领袖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是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人们自由地发现错误、揭露错误和纠正错误。 一个国家真正的文明程度,也不取决于它的政治口号有多么响亮,而取决于它怎样对待普通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求知权利。 从中国古代的侯景之乱,到20世纪的赤柬暴政,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文明的积累何其艰难,文明的毁灭却可能何其迅速。 但赤柬又给这一古老的历史教训增添了一层现代政治的悲剧: 它不是以野蛮之名,而是以进步之名摧毁文明。 不是公开宣称要奴役人民,而是宣称要彻底解放人民。 不是否定平等,而是以实现绝对平等为名,建立了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力。 不是承认自己在杀戮,而是把杀戮解释成革命的必要。 这就是赤柬留给20世纪人类历史最沉痛的警示。 欺骗可以使暴政获得拥护,杀戮可以使暴政暂时维持,但它们不能创造一个真正让人民能够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赤柬,来也汹汹,去也匆匆。 然而,它给柬埔寨人民留下的伤痛,以及它向世界提出的那些关于革命、权力、真相与人性的追问,却远远没有随着波尔布特政权的垮台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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