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黨來比岳父”

（日前一位久別的友人來敘舊，談到了本文題目的話題。現根據這次談話，用“第一人稱”的形式梳理成文，與讀者分享。也歡迎讀者們根據各自情況“對號入座”。文字略長，讀來需要耐心，故先提示之。）

最近幾年因為照顧年邁的岳父，對他的個性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常常有“似曾相識”之感。誰呢？思來想去，最後終於對上了號：是我黨啊！

正應了辛棄疾所言：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不認錯不反思

首先，岳父從來不會對任何事務“認錯”，哪怕所有人都認為他錯了。

一次，我認真問他，從小到大，無論大小，有沒有對女兒做過什麼應該反省或者後悔的錯事？

他想了一陣兒，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想過。

我再追問：你從不認為自己在女兒成長過程中對她做過什麼錯事嗎？

他回答得很乾脆：沒有。

我提醒說，你沒有打過女兒耳光嗎？

他說，從來沒有，不可能。

我知道，他說的不是事實。

他也知道，但是嘴上就是不承認。

岳父的邏輯是， 自己做錯的事情，只要不承認，就是沒發生過；對自己不利的歷史，需重新“編輯”或“封存”。只要他認定“從來沒有”，那任何旁證（包括當事人的記憶），在他嘴裡都是根本沒有的事。他可以粗暴、可以蠻橫、可以決策失誤，但他只要不承認，就當沒有發生過，言之鑿鑿，信誓旦旦。

的確，有史以來，我黨就是這樣行事的。

給晚輩洗腦

他曾經向我灌輸“孝”的理念，講《二十四孝》裡面的故事給我聽，還講“地藏佛”的故事。但是，我回答說，這裡面的故事大多很荒誕，而且“孝”其實是中國的文化糟粕，我不認同。後來他不再說這個了，甚至不承認他提過“地藏佛”的事。他的這種灌輸和事後不承認的做法，也酷似我黨。

岳父想用《二十四孝》（如“臥冰求鯉”、“郭巨埋兒”）和“地藏菩薩/地藏佛”（“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或強調因果報應）這種充滿荒誕與反人性的傳統教條，來構建家庭內部絕對的“尊卑次序”與“服從合法性”。他企圖用這種宏大的道德敘事，壓制晚輩的獨立意志，確立自己作為“長輩/統治者”不可動搖的權威。

我黨擅長用各種脫離現實、違背常理甚至反人性的“英雄敘事”、“道德聖人”、“宏大理論”來進行全民洗腦與思想灌輸。要求個體為了某種虛無的宏大目標（或對權力的絕對服從），犧牲個人利益、常識、基本人性。

當我直接指出《二十四孝》的荒誕、明確拒絕這種“文化糟粕”時，他發現這套舊教條在現代常識和邏輯面前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強行辯論只會讓自己更丟臉，於是他只能“不再說這個了”。

我黨當某種極度推崇的意識形態或政策在現實和常識面前翻車、遭到民眾普遍抵制時，它從來不會公開承認這套理論是錯的，而是默不作聲地停止提倡、悄悄下架（比如極左狂熱後的收斂、某種荒誕口號的突然停用）。

岳父令我極為意外的是，他居然不承認自己提過地藏佛的事。當他無法捍衛自己的灌輸，又不想承認自己曾用荒誕教條去洗腦晚輩時，最省力、最保全權威的做法，就是從記憶里直接抹去這一段。只要不承認，這件尷尬的事就“從未發生過”。這個與他不承認對女兒做過什麼錯事的態度，在行為上是一致的。

這裡的酷似之處，與我黨慣用的“歷史集體抹除”法類似。從大躍進、文革中的極端口號，到各種前後矛盾的政策，只要現實證明那是一場荒誕的笑話，官方媒體和歷史課本就會瞬間讓這些詞彙“消失”。如果去問它，它不僅不承認，還會反過來質問你：“你這是別有用心、記憶錯亂”和“揪住歷史不放”。

贊同和維護人間的不平等

我有時對伺候他的保姆“海雲”表示同情，特別感嘆人與人之間，因為出生地在城市和農村的不同所帶來的與生俱來的不平等——海云為了生計需要遠離自己家庭到城裡長期打工當保姆掙錢，而城裡人往往有優厚的養老待遇享受農村人的服務紅利。岳父回答說，人與人之間就是不能平等，印度還有“種姓”制度吶。我說，你這麼想我覺得不妥，你還是黨員呢。共產黨不是要消滅階級差異嗎？為什麼執政70多年了，還一直在強化城鄉差異（例如一直不取消農村戶口制度），對城市和農村人的社保金天差地別。我岳父顯然是這種差別的受益者，他樂於維持這種差別。我黨更是如此。

岳父當面對城鄉不公與保姆海雲的生存困境時，他不再搞那些虛偽的宏大敘事，而是直接掏出了最赤裸、最反現代文明的邏輯——“人與人就是不能平等，印度還有種姓制度呢。” 這句話的殺傷力在於，他不僅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農村勞動力帶來的低廉服務與高額養老金的落差，甚至主動用國外最古老、最野蠻的等級制度來為這種現實的不公背書。

我黨在宣傳口號里高喊“人民至上”與“消滅階級”，但在制度設計上（如二元戶籍制度、天差地別般的社保與醫療待遇等），卻一直在制度化地製造和維持這種城市既得利益者的特權。當謊言被現實戳穿時，體制內部的既得利益邏輯其實與岳父如出一轍：維持等級與特權，是統治成本最低、利益最大的選擇。

我的“你還是黨員呢，共產黨不是要消滅階級差異嗎”的質問，直接撕掉了所有溫情脈脈的偽裝。我黨執政70多年來，不僅沒有消滅階級差異，反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與既得利益集團。口頭上的“共產主義理想”早就淪為了包裝權力的外衣，實際運行的卻是一套比“種姓”還要嚴密的資源劃界與等級壁壘。

保姆海雲不單單是一個具體的人，她是千千萬萬奉獻了青春、勞動力卻無法享受同等公民待遇的農村群體的縮影。城裡老人的優厚養老金與安逸晚年，本質上建立在對這些“海雲們”長期低成本勞動的剝削之上。

岳父樂於維持這種差別，因為他是既得利益者；我黨強化這種差別，因為二元結構是維持低成本運行與管控的制度工具，他們樂見其成，享在其中。

獨斷專行

在家庭事務上，岳父的作風不是讓成員們商量着解決，而是他一人專斷，沒商量，哪怕就是做錯了，也一意孤行。總之，他要做的，就是最好最正確的，其他人的意見，即使是為他着想，只要與他的想法不合，就等於零。

岳父在行事作風上絕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協商”與“民主”。他的個人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凡是他想做的，自動被賦予了“最好、最正確”的道德與理性合法性；而別人的建議，即便邏輯再嚴密、出發點再善意，只要與他的意志牴觸，立刻被歸零、甚至被定性為“對抗”。

我黨同樣遵循“一尊”獨裁邏輯。它打着“集中力量辦大事”或“統一思想”的旗幟，把決策權高度集中在個人或極少數人手裡。所謂的“徵求意見”或“協商”不過是走過場，一旦最高決策定下，哪怕方向是錯的、代價是慘痛的，也要一意孤行、硬抗到底。

的確，岳父的滑稽之處在於，就是做錯了，也一意孤行。為了維護“我永遠正確”的虛榮心，他寧可承擔決策失敗的後果，也絕不中途修正，甚至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他甚至還直接說出“我就要一意孤行”這樣極端的話。

我黨的酷似之處在於， 在許多重大政策（如運動式違背規律的經濟與社會治理）上，即便現實已經徹底撞牆、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也絕不能“當場減速”，必須把“蠻幹”包裝成“堅持到底的偉大勝利”。

缺少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卻關心自己到極致

岳父對親人缺乏常人應有的情感。一次，我們談到岳母生前長期受失眠所困擾，健康和精神方面有過很多折磨。岳父卻淡淡地說：失眠不是病。另一方面，他哪怕一點毛病，就要住院，甚至願意長期住院（有一次連續住了9個月醫院，把醫院的人都住怕了）。

這個境況，切中了威權心理結構中最底層、最冷酷的內核：對大眾痛苦的極度麻木與對自身安危特權的極度精緻利己。

岳母生前長期飽受失眠折磨，健康與精神摧殘至深，在岳父嘴裡卻被輕飄飄地一句“失眠不是病”抹殺。這種對至親困苦的麻木，不僅是沒有同理心，更是通過“否認病痛的存在”來逃避自己作為陪伴者和照顧者的責任。

我黨極其擅長用冷冰冰的宏大敘事去輕描淡寫大眾付出的巨大代價。無論是歷史上的饑荒、運動中的悲劇，還是近年的社會陣痛，在權力眼中都是必要的代價和探索中應繳的學費，算不上什麼。它對個體具體的痛苦缺乏基本的同理心，甚至通過否認苦難來維護自身的正當性。

岳父對至親的痛苦視而不見，而自己哪怕有一點微小毛病卻非要住院，甚至能“連續住院9個月，把醫院都住怕了”。這不僅是極度的惜命與自私，更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無度占有——因為他是既得利益者（如優厚的公費醫療待遇），所以占用公共資源時心安理得、絕不手軟、志在必得。

我黨有高幹病房制度和各種其它特權。它對社會大眾的醫療、養老資源匱乏漠不關心，而內部體制對自身安全、健康與特權保障的追求卻做到了極致。為了極少數統治集團成員的“無後顧之憂”，可以毫無顧忌地壓榨和傾斜全社會的公共資源。

威權人格從不建立在真正的愛與關懷之上。無論是家庭里的“老家長”，還是政治上的“老政權”，他們對下（晚輩、百姓、甚至至親）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與奉獻，對下的苦難習慣性麻木與否認；而對己，則要求絕對的享受、至高無上的照顧與特權保障。

精於算計

岳父對家庭成員也使用“謀略”和“算計”。例如，當他預感到某種想法自己不便直接說出口時，他會先在外圍做“功課”以形成某種既定的話語導向或者“輿論”上的既成事實，使得這個想法從別人嘴裡說出，或者他會說是“誰誰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如此來間接表達和貫徹自己的想法。

岳父很精明。當他預感某種私利或過分想法直接提出會遭抵制或顯得不道德，便絕不直接出面，而是暗中操控。通過提前“做外圍功課”、“吹風”或借他人之口（“誰誰的意思”），強行製造“民意”或既成事實。這樣既貫徹了自己的意志，又完美脫鈎。贏了是自己順水推舟，砸了是“別人提出來的”。

同樣，我黨能夠極其熟練地運用“政治風向標”和“避責邏輯”策略。許多敏感或高風險的政策在正式推行前，總是先通過“專家建議”、“媒體吹風”、“地方試點”或“群眾呼聲”來投石問問，把明明是頂層意志的強制安排，包裝成“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願望”。一旦政策引起眾怒，立刻拿“執行者”或“提議者”當替罪羊，以此維護權力核心“永遠光榮正確”的形象。

岳父的套路是用操縱出來的“輿論”和“別人說”去挾持家庭成員。他明明擁有絕對專斷的心態和行事風格，卻又極其熱衷於披上一層“大家/某種輿論都這麼認為”的假偽裝。

而我黨擅長“全過程民意操縱”。所有的“代表大會”、“民意徵求”或“社會共識”，本質上都是提前做足了“外圍功課”後的自導自演。用精心製造的假共識，來消解個體真正的質疑與反抗。

這種不敢光明正大表達真實訴求、必須靠“算計”來實現目的的行為，恰恰暴露了威權者內心深處的極度虛弱與陰暗。他既要絕對的掌控權，又極度覬覦道德上的“無暇”與“白蓮花”形象。

無論是在一個小家庭里，還是在一個龐大的體制中，當溝通不再基於真誠與坦蕩，而是充斥着“功課”、“謀略”、“造勢”、“藉口”時，這個家庭或系統就已經徹底喪失了基本的信任和共識。

雙面人

無論家人對他做得如何，從來得不到他的讚許和感謝的話。但是，他對外人卻是完全不同的面孔，把“好人面孔”做足。岳父是一個毫不掩飾的雙面人。

在他看來，家人不論為他付出多少精力、如何精心地伺候照顧陪伴，在他的邏輯里都是“理所應當”的義務，換不來一句真心實意的好話或感謝。對家人缺乏最基本的感恩與尊重，本質上是因為他早已習慣了作為“家長”的絕對特權，認為晚輩對他的奉獻是天經地義的“服從”和“行孝”，而非平等的善意。

我黨慣用經典的“內聖外王”與“對內苛刻”的執政手段。體制對本國國民的巨額納稅、艱苦奉獻與巨大犧牲，向來視作理所當然的“義務”與“大局需要”。它極少對普通民眾表達真正的敬畏與感恩，反而時刻要求人民“感恩黨和政府”，把奉獻包裝成國民應盡的本分。

岳父對內冷漠嚴苛，對外卻立刻換上一副和藹、大度、客氣的“好人面孔”，把表面的道德姿態做足。這種巨大的反差，暴露了他強烈的虛榮心——他在意“外人”對他的評價，維持在外人眼中的“長者風範”或“大度形象”。

我黨有酷似之處。 它極具諷刺地“對外大方、對內算計”。在國際舞台上熱衷於打造“大國擔當”、“慷慨解囊”的形象。為了贏得外國或國際組織的讚譽，可以豪擲重金、給予各種超國民待遇。在面對國內百姓的養老、醫療、社保等切身訴求時，卻各種精打細算、極盡苛刻。

這種“對內橫暴、對外低姿態”的雙面人格，根源在於權力的傲慢與懦弱。對家人（國內百姓）敢於肆無忌憚，是因為他知道家人被倫理或現實捆綁，無法輕易“離場”或反抗；而對外人（國際社會），他缺乏絕對的控制權，因而極度焦慮於自身的合規性與口碑，只能靠“送禮”和“裝好人”來換取外界的認可。

對家人報憂不報喜

岳父近年來長期處於養病狀態。他更願意讓不在身邊的晚輩們知道甚至放大地知道他的病痛，而不願意讓他們知道他過得好的時候。換言之，他願意“報憂”，而不願意”報喜“。

岳父心理上認為，向不在身邊的晚輩“報喜”，最多換來一句“那挺好”，甚至可能讓晚輩覺得他過得不錯、從而減少關注與照顧；而高調“報憂”、甚至誇大病痛，卻能瞬間占據道德制高點。他能用自己的“苦難”和“弱勢”作為籌碼，喚起晚輩的內疚感與罪惡感，進而獲取關懷與心理服從。

我黨擅長在特定時刻製造和運用“苦難敘事”與“悲情牌”。每當面對矛盾或需要民眾付出代價時，官方敘事就會鋪天蓋地地宣傳“國家不容易”、“外部勢力封鎖打壓”、“面臨極其嚴峻複雜的形勢”。通過不斷向社會“報憂”和渲染危機感，將自身的體制困境轉化為全民的道德義務，逼迫民眾忍受當下、理解苦難、放棄索求，甚至把制度性的失誤包裝成“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感人讚歌。

岳父在過得好時不會主動分享這種輕鬆。因為一旦家庭氣氛變得寬鬆、晚輩們覺得一切安好，他作為“需要被無休止照顧的病榻權威”的合法性就會減弱。他需要用“苦難”來時刻提醒所有人：這個家一直處於某種危機之中，你們誰也別想過得太舒坦。

我黨的極權與威權統治最害怕的就是社會的“平穩與鬆弛”。一旦民眾生活安康、思想活躍、不再有危機感，對權力的依附度就會急劇下降。因此，體制必須不斷製造“鬥爭”、“危局”或“內外隱患”，保持一種高度繃緊的應激狀態。用持續的危機感（報憂）來壓制個體的權利訴求，讓社會始終處於被動配合的管控軌道上。

強調養育之恩

岳父說到養育女兒時，用過“恩養”這個詞。這個詞我似乎以前沒有聽說過，我覺得他在強調“恩”這個字。

事實上，“恩養”這個詞不僅生僻，而且在現代文明和家庭倫理的語境下顯得極其刺耳刺眼。他刻意選用“恩養”而不是“撫養”、“養育”或“照顧”，正是為了極力強化“恩”字，從而建立一套單向的、不可違抗的道德債務與權力秩序。

在中文傳統語境中，“恩養”絕少用來形容正常的親生父女關係，它更多出現在主僕、上級與下屬、或者是收養義子/家奴（如“恩養義子”、“恩養僕從”）的場景中。它的核心在於“賜予”——上對下的一種居高臨下的恩惠，下對上則必須以絕對的忠誠、順從、報恩心態來償還。

在現代社會與法律常識中，父母養育未成年子女是法律義務與自然責任，是平等的愛與撫養；而一旦把它包裝成“恩”，就把本屬於父母的法定責任，強行轉換成了子女欠他的終身債務。

把自身的責任包裝成對下的“恩情”，是自戀型人格（NPD）與威權體制最核心的統治技術之一。

只要“恩”的概念確立了，子女就永遠處於道德上的低位。無論晚輩後來如何孝順、付出多少精力，在他眼裡都不叫“付出”，叫“還債”。既然是還債，他就不需要表達任何感謝和讚許，而子女做得再多也是“理所應當”。

另外一旦有了“恩”這塊擋箭牌，他過去做過的所有錯事（如打耳光、暴躁專斷）都可以被輕描淡寫地洗白為“雖然方式不對，但我對你有恩/我是為了你好”。反抗他，就是“忘恩負義”；質疑他，就是“不孝”。

這與我黨體制的宣傳話語完全同構。體制將原本建立在納稅人供養之上的公共服務、社會發展乃至基本生存權，全盤包裝成“黨的恩情”。把自然的社會運轉與公民權利，改寫為單向的“施恩與感恩”。任何對權力的監督與批評，都會被扣上“吃黨的飯，砸黨的鍋”這種典型的“忘恩負義”罪名。

岳父的“恩養”二字，瞬間把平等的親情變成了居高臨下的賜予，把本分變成了子女終身無法償還的債務。

正如我黨權力，明明是靠千千萬萬納稅人的血汗供養，卻時刻逼迫全社會高唱感恩。他們把責任包裝成恩賜。

兩極化行為

雖然岳父在外人面前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印象，但卻完全不在乎自己給家人留下的印象（例如不約束自己的蠻橫無理和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衛生情況等），表現出兩極化的行為。

他之所以在外人面前做足“好人面孔”、講究禮貌形象，是因為外人隨時可以離場，外人的負面評價會直接損害他的社會聲譽；在家人面前，他可以蠻橫無理、甚至連基本的個人衛生都不講究，是因為他發自內心地認為家人是他的“私有財產”或“被捆綁者”。在家庭這個封閉系統裡，他享有絕對的安全感，知道晚輩出於倫理、責任或現實無法輕易逃離，所以他連最起碼的“裝”都懶得裝了。

我黨也一直表現出其經典的“對內無所顧忌，對外戰戰兢兢”的兩極化行為模式。在國際社會（外部），面對隨時可能斷交、制裁或輿論譴責的外國與國際組織，它焦慮於自身的合規性、形象與口碑，不惜重金公關、修飾面孔；而在封閉的國內社會（內部），面對無法“退票離場”的普通國民，它的治理往往展現出極度的粗暴、蠻橫無理、粗糙。從粗暴的行政指令到各類不講基本文明規範的“硬性管控”，都暴露了它對“逃不掉的國民”缺乏最基本的敬畏與尊重。

一個真正講自尊、講文明的人，其衛生習慣和待人接物的體面是內化的；而自戀型威權人格的“體面”完全是演給外人看的工具。一旦回到沒有外部監督的私領域，沒有了規則和輿論的約束，他的行為就會瞬間“脫軌”，展現出最原始的蠻橫與不講衛生。

對我黨來說， 因為缺乏權力監督，造成了自身的權力潰爛。在缺乏權力制衡、輿論監督和競爭機制的內部封閉環境中，權力的運行陷入一種腐敗橫行、黑箱操作、粗暴任性的狀態。它不需要向內部解釋邏輯，也不需要維持優雅，因為內部沒有力量能夠對它進行合法性挑戰。

岳父要求家人對他尊崇、感恩、奉獻；但他自己對家人卻可以蠻橫無理、隨心所欲、邋遢失態。

官方要求國民做“有道德、有紀律、講文明”的完美公民，動輒用極高的道德與法律標準約束普通人；而權力自身在運行過程中，卻可以頻繁越界、不講程序正義、甚至公然違背自身制定的規則。

只關注自己

毫不遮掩地，岳父的話題只有一個關注點，就是他自己。現在更窄，所有話題只圍繞着他自己的買藥和治病上，其它事情都不關心。世界的半徑被他坍縮到了只有他個人的“病體”那麼大，其餘的一切都淪為了毫無意義的背景噪音。

許多人在晚年或面對衰老時，會轉向對後代的愛護、對歷史的反思、或者對生命哲學的領悟；而自戀型威權人格因為缺乏真正的同理心與愛人的能力，從來沒有建立起與他人、與世界的深度連接。因此，一旦權力和控制力消退，他的內心便是一片荒漠，除了對“自身肉身消亡”的極度恐懼、以及對“買藥治病”的偏執抓取之外，一無所有。

我黨有“政權生存至上”的執念。當一個威權體制陷入衰退或危機時，它所有的敘事、資源與關注點也會急劇收縮，只圍繞着“政權安全、維穩、延續壽命”這單一的核心旋轉。它不再關心真正的社會創新、民眾的多元福祉與文明發展，整個龐大的機器日夜轟鳴，所有的政策、資源與手段，都只為了給這個體制自身延年益壽保駕護航。

買盡假藥

雖然岳父已93歲高齡，但仍然不接受自己已經老去的現實，幻想着“康復”，在網上花高價買各路騙子們的假藥，情況類似於中國歷代皇帝對“長生不老”神丹的執念，不接受醫生的“維持現狀就不錯了”的忠告，常常搞得自己因為吃假藥而產生過敏反應去住院，反而無端加重了病情和看護工作。

岳父面對客觀生理規律和醫生的理性忠告，發自內心地拒絕接受。在他的幻覺里，他是特殊的、是可以打破自然法則的。他不需要“維持現狀”，他要的是徹底康復、重回健康人生。

我黨知道任何體制與社會發展都有其生命周期與客觀規律，但不承認自己會衰老、會落後、會需要順應文明潮流，卻極其偏聽“智囊”們的各種脫離常識、吹得天花亂墜的“制度神藥”與“宏大理論”敘事，排斥現代文明的常識與科學規律。在治理面臨困境時，聽不進專業人士和常識的諫言，反而沉迷於各種騙子式的大忽悠的建言。

岳父為了追求虛妄的“康復”，胡亂吃假藥導致過敏住院，反而親手摧毀了原本平穩的身體，把無盡的折騰、看護成本和負擔強加給家人和保姆。他用行動證明了：為了自己的一己私慾與幻覺，他不在乎折騰身邊所有人。

我黨為了追求某種虛無縹緲的“宏大目標”或“體制奇蹟”，頻繁出台各種違背規律的“亂吃藥”政策（如各種運動式治理、蠻幹政策）。這些“假藥”不僅沒能治好體制自身的病，反而引發劇烈的“社會過敏反應”，導致經濟失衡、民生受損，最終把所有的折騰與後果，全盤轉嫁給無辜的普通民眾來買單。

不講理和強詞奪理

當就事論事地爭論一個問題時，岳父不在乎自己的對錯，只在乎是否在氣勢上壓過對方。這就是俗話說的“不講理”性格。昨天，在一件事情上（即一條路線的方向上）是他錯了。我問：“你錯了，為什麼還不認錯？” 他對着我大喊：“你——為什麼不認錯？” 我說：“這個我沒有錯啊，幹嘛要認錯？” 他對之以憤憤的沉默。在他看來，自己錯了，也不能承認。“認錯”只能是別人的事。自己只要不認錯，就是正確，就是勝利。這是他的行為模式。

在岳父的認知里，“錯”從來不是一個關於客觀事實的科學判斷，而是一個關於“權力輸贏”的政治結果。在邏輯和事實（比如路線方向）面前輸了，對他而言不叫“認知偏差”，而叫“尊嚴破產”和“權力失守”。既然事實已經守不住，就必須通過提高音量、強詞奪理、製造情緒對立來強行壓制對方。只要在氣勢上把對方打壓下去，這場爭論在形式上就沒有輸。

我黨也慣於“以氣勢代道理，以聲量代真理”。當某種官方政策或宏大敘事在現實和邏輯面前漏洞百出、無法自圓其說時，它從來不會坐下來認真面對邏輯和事實，而是迅速調動強大的宣傳機器、宏大的政治話語、甚至用充滿威懾力的姿態，強行在“氣勢”上將質疑者徹底淹沒。

當我指出岳父錯了，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思考自己錯在哪，而是像反彈球一樣反客為主地咆哮出一句“你為什麼不認錯？” 這種毫無邏輯的反問，本質上是一種極其幼態且荒誕的“心理投射”與“轉移焦點”。他試圖通過強行給對方扣上一具“你也不認錯”的帽子，把“關於路線對錯”的事實討論，降維拉扯成“大家都不認錯”的情緒泥潭。

我黨在行事上有極其熟練的“Whataboutism”（“那你們呢”思維）。每當自身的制度缺陷、歷史錯誤或現實治理敗筆被外界或國民指出時，官方回應很少正視問題本身，而是迅速啟動“反向指責”機制——“你們為什麼不反思？”、“外部勢力也有問題！”。通過倒打一耙，強行把自身的具體錯誤稀釋為一場混水泥巴仗。

當我理直氣壯地回應“我沒有錯，幹嘛要認錯”時，岳父陷入了“憤憤的沉默”。這並非反省，而是發現邏輯和氣勢都無法得逞後的“拒不妥協與冷暴力”。在他的生存哲學裡，存在一個近乎神聖的鐵律：“只要我不開口承認錯誤，這件事情就沒有定論；只要我不認錯，我就沒有輸。”

我黨的酷似之處是它有絕對的“勝利者自我宣布機制”。無論過程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方向發生了多麼嚴重的偏差，體制的字典里永遠不會出現“認錯”兩個字。只要不下罪己詔、只要把歷史檔案封存、只要在所有官方總結里單方面宣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那麼在自我構建的現實里，它就永遠是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絕對勝利者。

在岳父的世界裡，“認錯”是專屬於別人的義務。只要自己死不鬆口，自己的錯誤就不存在；只要自己絕不低頭，就永遠是勝利者。這種把“死不認錯”等同於“保持偉大”的心理，何其眼熟。我黨也是如此。在事實撞牆時，它從不檢討，只負責提高聲量、倒打一耙，最後在自說自話的沉默中，單方面宣布“又取得了偉大勝利”。

不渴求新知識，不追求自我完善

岳父不是一個願意通過主動學習、閱讀、反思，來不斷完善和補充自己的認知、情感、知識、見解的人。必須承認，在他自己原來的專業領域，他曾經有過勤奮的學習過程，並獲得了優良的學識和資質。但是，在態度上，他卻是功利主義的，他年輕時的學習動機是為了對自己的職務和升遷有用。他退休後，就幾乎不讀書學習了，因為“沒有用”了，這是他的原話。

岳父年輕時勤奮學習、獲得優良學識的驅動力不是對真理、真相、知識的純粹好奇或對人性的深刻反思，而是對職務和升遷有用。在他眼裡，知識不是滋養心靈的甘霖，而是敲開權力和利益大門的“敲門磚”。

我黨的思維慣有 “工具主義知識觀”和“實用主義學習”哲學。體制在特定歷史時期（如改革開放或搞技術突破時）也會極其強調學習、尊重專業、引進技術，但這從來不是因為追求普世的科學精神、理性思考或思想自由，而是為了鞏固執政地位、解決當前統治危機。知識和人才在它眼裡，始終只是實現某種政治或經濟目標的工具（“管用”與“有用”），而非獨立的價值。

岳父一旦退休、脫離了官僚體制與職務晉升的評價體系，這塊“敲門磚”就失去了現實功效。一句“沒有用了”，讓他理直氣壯地放棄了所有的讀書、閱讀與自我完善。因為沒有了功利的驅動，他就徹底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動力，認知永遠停留在年輕時被灌輸、被塑造的那個狹隘框架里，不再更新，不再反思。

而對於我黨來說， 當某種意識形態或理論不再能為其統治合法性或經濟利益服務時，就會被迅速冷落、棄如敝履，或者退化為僵化的教條。體制極度排斥真正的思想解放、哲學反思與人文關懷，因為它只承認“實用價值”。當它不再汲取文明的新營養、拒絕自我更新時，整個統治話語和精神世界便迅速走向貧瘠、僵化與停滯。

真正願意通過主動閱讀和學習來反思自己的人，必然具備某種“謙卑”——承認自己有盲區、承認自己可能會錯。而對於具有 NPD（自戀型人格）和威權心理的人來說，“自我反思”是對其“絕對正確與完美”的威脅。因此，他們天然排斥能帶來自我懷疑和理性反思的思想。

一個不讀書、不反思、不再更新認知的 93 歲老人，只能靠着年輕時殘存的功利經驗、狂妄的自戀幻想（如買假藥）和霸氣來維持最後的尊嚴。這，也正如一個拒絕普世價值、排斥理性批判、思想極度僵化的體制，在面對現代文明的衝擊時，只能靠着舊教條、強硬的態度與自我封閉來強行支撐。

不認同後代應該更優於前代

我曾經對岳父說，後代應該比前代更高明更正確，如此人類才能進步和進化。我們會為我們的兒女比我們更聰明更優秀而慶幸和高興，而不是總覺得我們永遠比他們高明和正確。對此，岳父表以沉默。看得出，他不認同我的觀點。

岳父的沉默表現出的是，在他的威權邏輯里，“前代（尊長）高明於後代（晚輩）”，是維持其統治合法性的基石。承認後代比自己更高明，等於承認自己會落後、會失控、會犯錯誤，這會徹底打破他“永遠正確”的全能幻覺。因此，他寧可否定社會的進步演化，也必須維持“長幼尊卑、後代不如前代”的封建式控制。

我黨有同樣的“教條鎖定”，這種鎖定在體制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進步，靠的是思想迭代與創新；而體制卻強行將幾十甚至上百年前的“老祖宗”理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奉為不可挑戰的絕對真理。它要求全社會不斷向後看、向舊教條尋求解藥，拒絕承認新時代需要新思想。這種“老祖宗永遠比子孫聰明”的教條執念，本質上與岳父的沉默同構——都是為了用“前人的權威”來凍結當下國民的思想與質疑。

面對人類社會必然向前進化的常識，不管是家裡的老家長還是高高在上的老體制，都只能報以“憤憤的沉默”或強制的封殺。這不僅道出了他們心理上的極度恐懼和虛弱，更揭示了這種僵化模式註定被歷史演化所淘汰的宿命。

攬功

在家庭親屬和朋友同事氛圍里，岳父一直在營造着“他和他的母親是家庭的主要貢獻者”的輿論和印象，完全忽略和無視岳母和其他家庭成員在長期的共同歲月中的貢獻和努力。這種行為，非常類似與我黨對抗日時期自己的同盟者國民黨、美國、蘇聯對抗日戰爭貢獻的刻意忽略和矮化。

岳父的人格特質

所以，從前面描述的一系列具體的行為模式來看，我岳父表現出了非常典型且高度契合的“自戀型人格障礙”（NP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特徵。

在臨床心理學和診斷標準（如 DSM-5）中，NPD 的核心特質是極度的自我膨脹、對讚賞的無度渴求、缺乏同理心、以及在人際關係中的操縱與剝削。

對照前面的細節進行評估，他的行為幾乎與NPD的診斷標準和心理機制完美重合：

絕對的自我正確與拒絕反省（全能感與無瑕防禦）

缺乏同理心

精緻利己與特權感

暗中操縱與避責

雙重標準與對外的形象工程

悲情控制與以弱示人

精神停滯與實用主義（認知僵化）

一切以自己為中心

示恩

獨斷專行

以勢壓人而非以理服人

這個診斷解釋了為什麼我與他相處時會頻繁產生“酷似我黨”的感受，因為龐大的威權體制在心理結構上，本質上就是自戀型人格（NPD）在權力制度與社會治理上的具象放大。 它們都依賴於絕對專斷、自我美化、剝離同理心、拒絕反省以及對歷史記憶的隨意塗抹。

作為NPD團體的我黨

從政治心理學與社會學的交叉視角來看，將某種特定權力的運行機制與 NPD（自戀型人格障礙）的病理特徵進行類比，是近年來政治心理學界非常熱門且深刻的觀察視角。

如果把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視為一個“集體人格”，我黨在行為模式、話語體系與治理邏輯上，確實展現出了與NPD個體驚人的同構性：

一、 絕對的“全能感”與“永遠光榮正確”

NPD 特徵： 構建“絕對完美”的自我防禦，極度害怕權威動搖，絕不承認任何過錯。任何失誤都會被歸咎於外界、環境或“別有用心之人”。

體制表象： 官方敘事中永遠保持“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歷史上無論造成多麼慘重的代價，最終都會被包裝成“必要的探索”或“偉大的勝利”；遇到災難，必然從“責任追究”迅速轉向“感動讚歌”與“搶險勝利”。

二、 極度缺乏同理心與“工具化”他人

NPD 特徵： 缺乏共情能力，將身邊所有人視作實現自身利益與滋養自戀的工具（Narcissistic Supply），對別人的真實苦難極其麻木。

體制表象： 在宏大敘事面前，具體的個人被抽離為冷冰冰的數字或“必要的代價”。無論是對農村群體的長期體制化剝削（二元戶籍與社保天差地別），還是對個體苦難的輕描淡寫，都體現出將國民“工具化”、“客體化”的權力傲慢。

三、 歷史記憶的篡改與“氣光燈操縱”（Gaslighting）

NPD 特徵： 面對不利的客觀事實時，通過強行扭曲記憶、否認發生過的事實（如“我從沒打過耳光”、“我從沒提過地藏佛”），來讓對方懷疑自己的記憶與認知。

體制表象： 極其精密的“記憶工程”與歷史審查。屏蔽敏感詞、塗抹歷史課本、下架不合時宜的檔案。一旦某種政策或理論徹底翻車，立刻從宣傳中消失，仿佛“從未存在過”；同時用一套自圓其說的宏大敘事對全民進行集體 Gaslighting，重塑全社會的歷史記憶。

四、 雙重標準：對內嚴苛壓榨，對外買好造勢

NPD 特徵： 對內（家人）橫暴壓榨、視付出為理所當然；對外（外人）極度在意形象，做足“好人面孔”以獲取讚賞。

體制表象： 對內，對國民要求過“緊日子”、“感恩奉獻”，對社保、醫療資源精打細算；而在國際舞台上，為了打造“大國擔當”與“大度形象”，可以豪擲重金、給予超國民待遇，極度焦慮於外部世界的認可與評價。

五、 悲情牌與“巨嬰式”危機製造

NPD 特徵： 強硬時一意孤行；力不從心或面臨質疑時，迅速無縫切換到“賣慘”、“報憂”模式，放大苦難，綁架他人的罪惡感以重奪控制權。

體制表象： 動輒渲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國家不容易”，用不斷的危機感和悲情敘事來壓制國內的民權訴求，要求所有人“共克時艱”，將體制的治理困境轉化為全民的道德義務。

六、 獨斷專行與唯我獨尊

NPD 特徵： 極其強烈的“全能感”與獨裁意志，絕不允許真正意義上的協商與平權。將個人決定自動賦予最高正確性，對任何不同意見（即使是善意提醒）直接抹殺歸零，寧可一意孤行釀成大錯也絕不修正。

體制表象： 奉行“一尊”獨裁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邏輯，決策權高度集中。所謂的“民主協商”、“徵求意見”皆為走過場，一旦最高意志定下，哪怕違背規律、現實撞牆、社會付出慘重代價，也要“一意孤行”硬抗到底，並強行包裝成“堅持到底的偉大勝利”。

推斷NPD團體的主體和主導人物的NPD特質

一個哲學問題是：NPD政黨（或團體）里的人的主體和主導人物，是否大概率也是由NPD的人所組成或者掌控的？否則，行事風格將會難以協調。

從政治心理學與組織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這個推論直接觸及了“制度結構與人格遴選”的核心機制。答案是肯定的：一個具備NPD特徵的體制，其核心決策層與極力維護該體制的骨幹主體，必定大概率由具備 NPD 傾向的人所掌控和充斥。即便初始不是，系統也會通過“逆向淘汰”將其塑造成或篩選為NPD行事風格的人。

這種“組織與人格”的深度綁定，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機制來保證系統行事的“高度協調”。

逆向淘汰機制：同質化篩選（Adverse Selection）

NPD權力的“排他性”： 具備NPD特質的最高權力者極度恐懼質疑、批判與獨立的靈魂，他們無法忍受下屬具有獨立的思考能力或道德堅守。因此，他們只提拔兩種人：要麼是具備同樣NPD特質、熱衷於權力算計與剝削的同類；要麼是絕對順從、甘願放棄獨立人格的“自戀供給者”。

良知的離場： 具有深刻同理心、人文關懷、尊重客觀常識與理性反思的人，在這種體制的日常運行中（如要求說假話、抹殺歷史、強行索取感恩）會產生極烈的道德焦慮與心理衝突。他們要麼被邊緣化、淘汰出局，要麼只能選擇離開。最終留在權力核心與關鍵執行層的人，必然高度同質化。

制度對人格的“誘導與塑形”（Systemic Shaping）

權力場域的心理同化： 龐大的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心理塑造機器。一個原本性格相對溫和的人，一旦進入這套“獨斷專行、絕不認錯、依靠欺瞞與強制”的規則體系中，為了生存與晉升，也必須迅速學會：

關閉同理心： 將普通人的苦難視為“必要的代價”。

習慣性雙標： 對上諂媚、對下粗暴。

絕對不認錯： 把死扛和強詞奪理當作“政治堅定”。

“角色扮演”變成“人格本體”： 長期身處這種環境，行為模式會逐漸內化為心理結構。久而久之，個體的人格便與系統的NPD特質完全重合。

系統的“行事風格協調”：自上而下的同構

為什麼必須由 NPD 人士掌控：如果決策層和骨幹不是由NPD人士構成，系統的行事風格就會出現嚴重的“不協調”與自我瓦解。 例如：如果一個官員擁有正常的同理心，他就無法冷酷地執行違背常識的指令；如果一個宣傳官員尊重歷史真相，他就無法心安理得地去抹除集體記憶。

極權體制的“同構性”： 為了維持龐大機器在“否定事實、強行索取感恩、對內壓榨對外買好”等維度上的無縫運轉，體制必須確保從中央到基層的“官僚神經末梢”，都能精準無誤地展現出這種自戀、冷酷與傲慢。

因此，NPD團體是NPD人士聚集與掌控的團體這一命題在邏輯上完全成立。

這並不是說每一個身處其中的個體在私德上都天生是壞人，而是說明：這種體制的運行邏輯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NPD過濾器與放大器。 它源源不斷地吸引、遴選、提拔並塑造具有自戀型人格特徵的人去掌握權力，同時擠壓掉所有理性和良知的空間。

這種NPD體制會吸納並提拔大量具有NPD特質的人進入領導層，因為它的運行邏輯（獨裁專斷、否定歷史、缺乏同理心、拒絕反省）本身就是為這類人格量身定製的。

當家裡的“老家長”和高高在上的“老政權”在心理結構上達成重疊時，這種生活中的“似曾相識感”便不再是巧合，而是一個深刻的政治心理學寓言。

後話

所以，自然地，現在再聽到“我把黨來比母親”時，我會產生反感，因為母親和岳母都不是NPD。

通常，母愛在人類文明的常識里，代表着無條件的庇護、包容、理性的反思，以及對子女獨立人格的尊重，根本沒有NPD的影子。

所以“我把黨來比母親”錯得太離譜了。

不奇怪，因為，這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所聞，所見，都不足信。

何況是一句歌詞？

不過，我相信，“我把黨來比岳父”是精準的。

我的朋友說到這裡，結束了他的談話。隨後，處於好奇心，我在網上搜了《我把黨來比母親》（即《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得到了下面圖片裡隱含的更多無法解釋的疑問。

鍾南山正在引頸高調放歌“我把黨來比母親”這一句，聲情並茂，催人淚下。

問：難道鍾媽媽也是NPD？

帶着上面的疑問，我繼續做了搜索，找到了這張貼圖。

再問：歷經滄桑的鐘南山是何意？添亂？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