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校長是女的。不是我主動要和她打交道，是她自己冒出來救場的。

那一年，幾天之內，在到美國讀高中的中國小留學生群里，拔出蘿蔔帶出泥，我接連知道幾起被診斷出患有學習障礙或相關病症的案例。對這個現象，我很吃驚。雖然之前我曾跟蹤研究過一個這樣的案例，我的結論卻傾向於質疑美國心理醫生對中國學生診斷時所使用的語言及方法；但這些病症在小留學生中的出現頻率似乎是不同尋常得高，令我不能不正視。聯想到有的中國小留學生到美國讀書，讀不下去又回國，最後鬧出驚天大案的醜聞，我就想，是不是小留學生群體裡的確富集了一些有這方面障礙的學生？是不是那些出事的孩子，其實是心理或精神障礙患者，他們的“惡行”本來是可以預防的？比如ADHD（注意力不足多動症）的患者，就有各種“壞孩子”的症狀，有時就是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有暴力傾向，但如果被早早確診並服藥，他們的行為是可以改善的。不幸的是，中國教育系統的老師，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和觀察力；中國社會，普遍對心理疾患採取漠視加歧視的態度。一些有心理或精神疾患的孩子，在國內被簡單地視作差生，被學校和老師放棄。偏偏這些孩子裡，有的智商還很高，自己的孩子，家長當然能感受到，一些家長就認為是中國的教育體制不適合自己的孩子，就將孩子送到美國，我想這可能是小留學生群體裡，有學習障礙或相關病症的人，他們的出現率比較高的原因吧。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對一些診斷結論，持質疑態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希望能走訪一些這樣的私立高中：它們接收有學習障礙或相關病症的學生，並能提供一些配套的支持。就這樣，我和一所私立學校的招生辦主任約好，前往參觀。

在約定的時間，我到了學校。這幾年，我走訪了各式各樣很多私立學校，任何人蒙住我的眼睛，把我拉到一所我從未去過從未聽說過的私立學校，下了車，不需要任何人介紹，我只要走一圈，再聞幾下，5分鐘之內，一所學校的大致情況，我就瞭然於胸。

這所學校太狠了：這樣的條件，學校不可能招得到美國寄宿學生；所謂寄宿學生，就是國際生的代名詞。而國際生，在這種學校，就是中國學生為主。這個學校寄宿學生一年的吃住學雜費，要5萬美元出頭；一般美國私立學校，這樣的條件這樣的地理位置，最多只敢叫價3萬美元。也就是說，招進一個寄宿學生，光光招生這一步，最起碼就有2萬美元的純利潤空間。

進了門， 和秘書自報家門，秘書卻說，招生辦主任不在，在外面山野和學生正在搞一個活動，要傍晚才能回校。我奇怪了，我和招生辦主任白紙黑字，email約好的，怎麼就沒收到她要更改日期的通知呢？ 秘書讓我等一等，再抬起頭時，她承認：剛才她進入了招生辦主任的郵箱，的確，我和招生辦主任約好這個時候會面，她很抱歉。她讓我坐一下，她進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人陪我參觀學校，和我聊一會兒。

不久，一位很熱情的女士出現：身材結實，臉色紅潤，一身職業裝，西裝上還別了一枚精緻的胸針；胸針和她的體型相比，顯得非常纖弱。她和我握手，解釋說：招生辦主任的孩子突發急病，她趕回家照顧孩子了，失約了，很抱歉。

她就是校長。

整個學校就是一個平頂下隔出的幾間房子，校長帶我參觀了各個功能單位。經過一個教室時，十幾個學生正圍坐一圈在上課，他們全部正裝，腰板筆挺；當中有幾位明顯是中國男生，西裝下面領帶外面，還有一件V領的羊毛衫——這一幕久違了，20多年前我剛到美國，心目中的西裝着法就是這樣的。

不到10分鐘，我們就看完了學校。校長讓我進入她的辦公室坐下，向我做些介紹。我感興趣的是，他們如何接收有學習障礙或相關病症的學生？他們能提供哪些配套的支持？我於是切入話題：您知道，中國學生里出現了一些有學習障礙或ADHD的學生…

“學習障礙？”撲哧一聲，校長繃不住了，大笑：“那是英語的問題。”

校長臉上，閃現出一絲得意和狡黠，意味深長…

我心裡一樂：原來校長是位大媽！但校長的觀點倒和我對一些案例的直覺判斷一致。

校長顯然不希望再討論這個話題。畢竟是校長，她的控場能力還是很強的，馬上她回到職業表情。委婉地，她告訴我他們並不希望招收有學習障礙或相關病症的中國學生；她也總算讓我真正明白了，為什麼招生辦主任今天會失約。

“我們不接待個別的中國學生和家長參觀學校。我們和一個機構簽有獨家協議，由他們全權負責招收中國學生。如果你有學生，你必須和這家機構聯繫。我把這家機構告訴你。”

她拿出一張記事小紙片，寫下一個名字，但馬上劃掉了：他們最近改了名字。她想了想：好像他們現在叫這個名字。她把紙片遞給我。

我意識到，這又是一個白手套的運作，我誤闖了別人的地盤。我已經不再是二、三十歲的人了，看世界不會再非白即黑。很多事情能存在，必有它的道理。我所關心的是，對我的學生家長，這樣的學校值不值？

但憑什麼這個學校對其他家長就不值？難道那些有財力送孩子到這個學校讀書的中國家長真的都是“土財主”，就那麼好騙？開車回家的路上，那些在教室里穿着正裝、危襟正坐的孩子形象，不時在我腦海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