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校长是女的。不是我主动要和她打交道，是她自己冒出来救场的。

那一年，几天之内，在到美国读高中的中国小留学生群里，拔出萝卜带出泥，我接连知道几起被诊断出患有学习障碍或相关病症的案例。对这个现象，我很吃惊。虽然之前我曾跟踪研究过一个这样的案例，我的结论却倾向于质疑美国心理医生对中国学生诊断时所使用的语言及方法；但这些病症在小留学生中的出现频率似乎是不同寻常得高，令我不能不正视。联想到有的中国小留学生到美国读书，读不下去又回国，最后闹出惊天大案的丑闻，我就想，是不是小留学生群体里的确富集了一些有这方面障碍的学生？是不是那些出事的孩子，其实是心理或精神障碍患者，他们的“恶行”本来是可以预防的？比如ADHD（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的患者，就有各种“坏孩子”的症状，有时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有暴力倾向，但如果被早早确诊并服药，他们的行为是可以改善的。不幸的是，中国教育系统的老师，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观察力；中国社会，普遍对心理疾患采取漠视加歧视的态度。一些有心理或精神疾患的孩子，在国内被简单地视作差生，被学校和老师放弃。偏偏这些孩子里，有的智商还很高，自己的孩子，家长当然能感受到，一些家长就认为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就将孩子送到美国，我想这可能是小留学生群体里，有学习障碍或相关病症的人，他们的出现率比较高的原因吧。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对一些诊断结论，持质疑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希望能走访一些这样的私立高中：它们接收有学习障碍或相关病症的学生，并能提供一些配套的支持。就这样，我和一所私立学校的招生办主任约好，前往参观。

在约定的时间，我到了学校。这几年，我走访了各式各样很多私立学校，任何人蒙住我的眼睛，把我拉到一所我从未去过从未听说过的私立学校，下了车，不需要任何人介绍，我只要走一圈，再闻几下，5分钟之内，一所学校的大致情况，我就了然于胸。

这所学校太狠了：这样的条件，学校不可能招得到美国寄宿学生；所谓寄宿学生，就是国际生的代名词。而国际生，在这种学校，就是中国学生为主。这个学校寄宿学生一年的吃住学杂费，要5万美元出头；一般美国私立学校，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地理位置，最多只敢叫价3万美元。也就是说，招进一个寄宿学生，光光招生这一步，最起码就有2万美元的纯利润空间。

进了门， 和秘书自报家门，秘书却说，招生办主任不在，在外面山野和学生正在搞一个活动，要傍晚才能回校。我奇怪了，我和招生办主任白纸黑字，email约好的，怎么就没收到她要更改日期的通知呢？ 秘书让我等一等，再抬起头时，她承认：刚才她进入了招生办主任的邮箱，的确，我和招生办主任约好这个时候会面，她很抱歉。她让我坐一下，她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人陪我参观学校，和我聊一会儿。

不久，一位很热情的女士出现：身材结实，脸色红润，一身职业装，西装上还别了一枚精致的胸针；胸针和她的体型相比，显得非常纤弱。她和我握手，解释说：招生办主任的孩子突发急病，她赶回家照顾孩子了，失约了，很抱歉。

她就是校长。

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平顶下隔出的几间房子，校长带我参观了各个功能单位。经过一个教室时，十几个学生正围坐一圈在上课，他们全部正装，腰板笔挺；当中有几位明显是中国男生，西装下面领带外面，还有一件V领的羊毛衫——这一幕久违了，2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心目中的西装着法就是这样的。

不到10分钟，我们就看完了学校。校长让我进入她的办公室坐下，向我做些介绍。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接收有学习障碍或相关病症的学生？他们能提供哪些配套的支持？我于是切入话题：您知道，中国学生里出现了一些有学习障碍或ADHD的学生…

“学习障碍？”扑哧一声，校长绷不住了，大笑：“那是英语的问题。”

校长脸上，闪现出一丝得意和狡黠，意味深长…

我心里一乐：原来校长是位大妈！但校长的观点倒和我对一些案例的直觉判断一致。

校长显然不希望再讨论这个话题。毕竟是校长，她的控场能力还是很强的，马上她回到职业表情。委婉地，她告诉我他们并不希望招收有学习障碍或相关病症的中国学生；她也总算让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招生办主任今天会失约。

“我们不接待个别的中国学生和家长参观学校。我们和一个机构签有独家协议，由他们全权负责招收中国学生。如果你有学生，你必须和这家机构联系。我把这家机构告诉你。”

她拿出一张记事小纸片，写下一个名字，但马上划掉了：他们最近改了名字。她想了想：好像他们现在叫这个名字。她把纸片递给我。

我意识到，这又是一个白手套的运作，我误闯了别人的地盘。我已经不再是二、三十岁的人了，看世界不会再非白即黑。很多事情能存在，必有它的道理。我所关心的是，对我的学生家长，这样的学校值不值？

但凭什么这个学校对其他家长就不值？难道那些有财力送孩子到这个学校读书的中国家长真的都是“土财主”，就那么好骗？开车回家的路上，那些在教室里穿着正装、危襟正坐的孩子形象，不时在我脑海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