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中旬，一则中国留学生大规模作弊案的新闻成为不少中文媒体的报道焦点。事情发生在笔者母校爱荷华大学，涉及至少3门与法律及经济有关的在线课程。在线课程的上课及考试过程中，学生需打开电脑的摄像头，另一端有老师通过摄像头注意学生的情况。老师发现摄像头前一些学生的长相，与学生证的照片不符，经过查证，终于坐实了这些代课及代考的作弊活动，开始开除相关学生。媒体最初报道，涉及近百名中国学生，但学校最后确认，约30多人受到处理。

事件曝光后，一些人指责中国留学生败坏了美国的诚信系统，也有少数人兴风作浪、不负责任地对中国留学生群体进行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发泄。其实，近年来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若按人头比例算，爱荷华中国留学生作弊案，既不是规模最大，也不是影响最大，更不是处理人数最多。这三方面的集大成者，应该是2012年的哈佛大学作弊案。

没错，是哈佛！涉及的几乎全是美国学生、而且是那些被视作哈佛中的哈佛的哈佛本科生。

2012年4月底，有279名学生选修的哈佛本科大课 “Government 1310: Introduction to Congress”给学生一周时间，在家完成期末开卷考试。评卷时发现答案很多雷同，有的连拼写错误都一致，于是学校对大约125名嫌疑学生进行了作弊调查，最后约70名学生被勒令退学。这个事件，涉案嫌疑学生占这门课的学生总人数一半，最后确认占25%，比例之高，令人震惊。 哈佛大学对事件的处理及公布，反映了一所名校维护自己学术诚信标准的决心，但事件也说明，即使哈佛的本科生，给予机会，也会偷吃禁果。

既然哈佛的学生也会大规模作弊，简单地指控中国留学生败坏美国学术诚信，就不成立了。但为什么美国学生确实普遍遵守学术诚信？为什么美国的正规大学确实普遍要求美国学生遵守学术诚信？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人性和制度的问题；而制度要有效，又涉及利益各方的制衡。

哈佛大学对2012年作弊学生的惩处，非常值得探讨。被勒令退学的70名学生，不少在一年后恢复了学籍。作为恢复学籍的条件，学生必须在不属于自己家庭的雇主那里，获得一份和学术或教育无关的全时付薪工作，至少工作6个月。其实，这个条件，也是很多美国正规大学对不好好读书的学生普遍采取的最严厉的惩处方法。

这项惩处的潜台词是：对不知道珍惜的孩子，让他到社会上做点苦工，吃点苦头，让现实社会教训他。这种做法的后面，又折射出美国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即大学是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大学必须满足社会的预期，以社会的标准要求规范学生。

而代表美国社会的，又是雇主。在一个以私人业主为主体的成熟市场经济里，雇主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提供可被社会接受的产品，这需要有合格员工参与其产品的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雇一个员工，对每个雇主而言，实质上都是一笔生意；雇主希望得到货真价实、综合素质最好的员工。如果一个大学培养的学生大都能达到甚至超越雇主的一般预期，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有了出路，学校也就能吸引雇主及校友的捐赠，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这个学校的在读学生马上就会跑光，学校就要关门。理清了这个相互制衡的利益链，就不难明白，一个正规的美国大学，必须要保证其教育质量，对挑战其学术诚信标准的群体性行为，绝对不会容忍，必要时一定会杀一儆百。当然，像哈佛和爱荷华大学这样大开杀戒的，也不多见。

正是利益制衡机制的断裂，现在有的美国正规大学才会对中国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设置专门平台，在执行学术诚信标准上采取双重标准：这些留学生进不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些美国大学不会受到来自美国雇主的抱怨和报复！既然中国学生有这个需求，于己无害，又能赚钱，何乐不为？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正好颠倒，大学凌驾于社会之上。大学教授和拥有高等学位的人，占据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文化，一直宠着读书人。上世纪80年代笔者读大学时，大学毕业生就是国家干部，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也照拿比车间工人高得多的工资。最近几年回国，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的名片上印着“教授级首席工程师”、“教授级主任医生”等头衔。在波士顿，一个有稳定病人群和一定规模诊所的医生，哈佛医学院或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恐怕都会积极请他去当它们的教授和临床实习点；美国大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和科学家，往往是想跳槽的大学教授觊觎的位子。但在中国，做实事有成就的人，竟然需要一个“教授级”的装饰！ 中国实体经济不振，忽悠文化盛行，和中国教育系统与社会间的这种畸形关系不无关系。

哪一天，如果一位中国大学教授的名片上印着“主任医生级教授”、“首席工程师级教授”，中国就能生产圆珠笔芯了，中国学生就不会出这么多作弊了，很多中国学生也就不必到美国留学了。

全文《中国留学生作弊门》原发于2016年8月13日《世界日报》教育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