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依然有相当多“唐宋变革论”的拥戴者，这些学者认为“变革论”或作为一种正确的历史认知，或作为至少是一种基本正确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具体研究。质疑“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是，将欧洲历史脉络套用中国历史不具有科学性，从历史观角度看，以往“唐宋变革论”引发的各种变革论是建立在“线性史观”基础上的，而“线性史观”无论是中国史学界还是西方史学界都有过质疑，其次即便套用“线性史观”看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变革，相对于中国大变革不是唐宋而是宋元或元明。笔者认为，导致这些争议原点是历史原始框架可能出现偏差，我们研究历史的范本是“通史”还是“正史”？比如像《资治通鉴》这样记载详细的史料对后人研究历史到底有没有意义？复旦朱维铮先生的学生姜鹏教授曾经指出，《资治通鉴》只能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不是历史来研究，因为《通鉴》本身就有其史观作轴线，作者司马光就曾说写《通鉴》的目的就是“借古而否今”，今天再以《通鉴》作史学范本不就是站在古人的角度看历史吗？

        归根到底，“唐宋变革论”最核心的认识就是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重要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重要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一陈述中涉及问题本质的实际上是两个关键词，即“重要”和“根本性”，若按照以往质疑“唐宋变革论”的思考方式就是在所讨论的时期是否有“重要”和“根本性”变化？笔者觉得这样的质疑依然没有跳出本身框架，我们要把问题放在确定“重要”和“根本性”标准是什么？我们在叙述历史是否准确或者进步是相对而言的，这里的标准如何确定？“唐宋变革论”的标准不就是依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变革来确立的吗？而四九年后的中国史学界应用“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与其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如准确地说是旧苏联斯大林划分全人类历史极为教条的标准。李华瑞教授的观点是，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符合本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这里要注意的是，内藤湖南的假说夸大了唐宋之际变革在中国历史的变革意义，正如许多专家认为，唐宋变革相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大变革使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帝制或者1840年由帝国主义国家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而言，充其量只是个“中小型变革”。另外，重新界定“唐宋变革论”必须关注辽宋西夏金史之全局意识，这样才能全面书写十一到十三世纪中华民族断代史，我们在重视李先生的观点同时，不难感受到其背后暗含着只要是“许多”专家认可的变革标准就能够用来划分中国史，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唐宋变革论”存在的问题是有一个更让大多数中国学者认可的“变革论”将其取而代之。

          中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是否有一个可能以及应当获得大部分研究者认同的划分标准？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史学家关注王朝兴衰史，49年后主要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对历史划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各种“变革论”除了生产方式以外，还关注社会文化的变化，总之由于人们对历史进程认知是多元的，那么判定“变革”标准也应该是多元的。

          笔者在关注国内热议“唐宋变革论”时发现有一股倾向，即“逢谈变革论必谈内藤湖南”，正面说日本汉学界开拓了中国史观的有，冷嘲热讽的也不在少数。内藤的确主张将唐宋划为中国“中世”和“近代”的分水岭，但重视唐宋变革的第一人应该是南宋史家郑樵，郑樵有句名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不是简单的史料，而是精辟的史论。 岂止郑樵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有沈括，在他之后如王明清、胡应麟、顾炎武等人，均对唐宋变革有所洞察。 沈括侧重婚姻习俗的变化：隋唐“重族望”，士庶不通婚，“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王明清着眼高门士族的衰败：“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 至本朝绝无闻人。”胡应麟披露门阀制度的崩溃：“五代以还，不崇门阀。 谱牒之学，遂绝不传。”顾炎武揭示土地私有的演进时道，土地占有者在汉朝、唐朝被贬称为“豪民”“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也言及了唐宋变革，“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张泽咸先生曾引经据典，以此作为重要依据认为唐宋之际变革论“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可见陈先生和内藤先生将唐宋分水岭定在中唐是一致的。诸如此类的论述均表明,唐宋在中国，唐宋变革论的洞察者和提倡者也在中国，而不能否认内藤湖南概括总结并且立了论，可叹国内史学界慧眼之少，数典忘祖者之多。

        引进“唐宋变革论”到中国之初，确实促进了中国国史研究和开拓。它使史学界摆脱了只注重政治制度史的局限，使史学研究趋向于多元，同时也促成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唐宋时期的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但这几十年来通过这样的开拓也使学界造成了些负面影响，成一农先生将此称作“精致的平庸”很是贴切，推崇“变革论”者沿着《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的认证框架和方式在宋元，元明或者明清大做文章，其研究水平高低的差异仅仅在于史料运用的娴熟或者逻辑的周密或论述之精彩，但得出的结论不会“出乎意料”，对加深和拓展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毫无作用。北大阎步克先生在论文中特别提到日本第三代汉学家谷川道雄，他提出的中国中世的豪族共同体是一个非封建体系而有别于欧洲封建模式，这样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内藤湖南所圈定的“变革论”框架之后的日本学界，而不是当今中国说明了什么？

          笔者认为，中国多少年来只有“精致的平庸”原因是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环境的制约和研究模式的缺陷。至少目前的中国教育大纲依然狭义的受到国家体制的束缚，从普及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和教师队伍的更新都在公知的道理下运转，而这样的运转使得本来应有的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思维受到压制或排斥。在研究模式方面，西方传统中“理论不等于事实”，理论有其适用性和涵盖面，因此自提出理论开始就面对质疑，而学者在研究中也总是思考如何对以往理论的突破，基于史料积累上的理论更新是西方学术研究的模式即“理论更新”。这样也使西方学者有着很好的思维训练。而中国的学术传统完全不同，时至今日，其发展模式依然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通过积累史料而达成渐进式移动即“史料积累”，正如中国学者面对“变革论”时质疑的问题是“理论是否有史实支撑？”“理论是否符合史实？”等问题，而极少考虑用于建构理论的历史认知或者更上层的理论以及理论本身是否存在问题等，面对被视为“经典”的理论，中国学者对于他们不仅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而且也缺乏怀疑和批判的能力。推动历史研究产生根本变化或者丰富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绝不是“史实”简单地积累，也不是“框架下”“套路”的娴熟运用，而应该是更高层次问题的关心和研究，这也是笔者借《唐宋变革论》阐述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