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本质是帝王用作统治天下的思想工具。如果前期“汉学”即汉唐经学的表征是《五经正义》，那么后期“宋学”即两宋经学的表征是《三经新义》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学派在“庆元党禁”中间被打击，朱熹搞出的那套“四书系统”有很多年被变成忌讳，但民间对其研究热诚却反其道而行，有相当一部分学子要为朱熹思想“平反”，同时在被金朝占领的广大江淮以北地区也出现了“尊朱”思潮，其势头不输于南宋地区。这是朱熹学派在元朝“咸鱼翻身”的前期环境。

    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之上的蒙古民族之崛起首先要归功成吉思汗，成杰思汗在相当于南宋的中期统一了蒙古诸部，这是后人已经熟悉了的历史。然后成吉思汗开始热衷于他的远征，其路线是先西后东，从蒙古高原一路打到中亚和东欧包括俄国全境。然后他回军东征，东征的路线是先征服了西夏，然后再征服云贵高原的大理和北部的金朝，最后征服南宋。蒙古人对征服下的民族分“人种档次”是按照征服先后而定的，即南宋是最后被征服，所以南宋的汉人在蒙古族眼里是最下等的。具体的“人种档次”由上之下是：蒙古人，色目人<俄国和东欧民族>，汉人<契丹女真，党项人>，南人<南宋人>，也就是在蒙古人眼里，南宋人不是汉人。在这个势态下建成的蒙古大帝国通过“分封”形成了四个汗国，统治中国疆域建立的一个蒙古本部汗国叫做元朝。元朝的统治方式可谓类似于古代罗马帝国模式，即“自知之明”的“分而治之”。被征服地区只要服从征服向蒙古国纳贡，统治者不会改变当地的宗教次序和社会活动。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在元朝时代曾经横扫欧亚，强大无比。”这和汉族人没“半毛”关系。在忽必烈统治时代，各个信仰宗教和各个原有的统治贵族和官僚都希望得到蒙古国承认和扶植，这里也包括原南宋的范畴，主要是崇拜朱熹学派的旧官僚竟联合起来向忽必烈推上“天下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元朝本来就对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的学说保持一律处置办法，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被征服者，所以忽必烈即接受基督教的推崇也接受伊斯兰教徒的推戴，包括藏传佛教派的推戴，所以以前的哲学史或者是中国史学者所得出的，“蒙古人征服后很快被孔子和儒学融合，可见华夏文化的优越。”这观点没有正确的可能性，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蒙元统治者对所有征服的文化基本上放任的。

    元朝统治中国后发现北方和南方汉人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恢复科举，汉人也希望在官僚体系里分上一杯羹。于是乎在元仁宗的时代不定期地在汉人地区举行科举考试，朱熹思想在南宋汉人统治地区长期受打击，而女真人的金朝倒有他的“市场”，南宋人赶快学样，到了蒙古统治全国以后，推崇朱熹的一群人推戴元世祖为“儒教大宗师”后，元世祖的宽容使朱熹学说成为汉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在这点上我们过去主流史学通常是回避这个事实，其实朱熹学说还是要根据蒙古人的要求加以改变。在元朝时期，关于朱熹的学说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他们打着旗号当然是研究“孔孟程朱”这个系统，这个跟原来的那个所谓的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一些区别可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作为一个基本参考。民国和四九年后出现的什么哲学史，思想史都还没有达到清代完整程度和分析的深度。在宋孝宗时代出现的朱熹和陆九渊两派的理学中真正研究陆九渊的人很少，道理很简单：读朱熹文章可以做官这太现实不过了。

    到了元朝末期各个族群厉害分歧催促大元瓦解，当时有一支“红巾军”的农民起义集团，其是否和中亚的拜火教有联系？学界研究甚少，后来在几个兄弟头目的帮助下整合南方各路起义人马，摧枯拉朽般赶走元人建立起明朝，一个安徽凤阳贫苦出生叫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出生贫困没有贵族背景的人当了皇帝，这给一帮大臣绞尽了脑汁，有人建议皇帝和当年朱熹查一查关系，当时的学者没有今天的这么机灵，他们给圣上找祖宗，找来找去老是中间断了一代，所谓“祖宗”血缘很重要，是否是贵族就看血统，而今天有些人本事大得不得了，所谓“续家谱”可以随便续，中间断了几十代也无所谓。可是在朱元璋的十四世纪那帮学者还算老实，朱元璋攀不到朱熹便奋然弃之，在奏折上写到“朕本淮右布衣”。另外在大学士的“熏陶”下，皇帝了解孟子后对其大为不满，“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和一些孟子藐视君王的语言，使朱皇帝萌生取消孟子道统地位，在朝野百般哀求下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删节教科书，明朝《孟子节文》相比《孟子》删掉了忌讳语句八十多条。到了明成祖朱棣继位，他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大臣依照皇帝的意思重新解释《四书》《五经》，在当时出现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还有《性理大全》，这几本《大全》被官方钦定为科举教科书，同时对一些议论朱熹的言论施行禁言和用刑，这就是所谓明代“道学”。

     明清帝王虽实施的是法家治国，但思想上还算推崇儒学。由诸子百家延续上古《尚书》总结《周礼》《诗经》等后，西汉董仲舒为其确立了经学成为帝王统治之术的地位，一直到南宋朱熹完成对经学的整合和诠释，命运般地“束缚”住以后几百年知识人的思想。而明朝王阳明对经学的再解释形成的“心学”，是有别于世俗权贵之外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虽在权贵制定的科举考试面前似乎很脆弱，以及万历年间利玛窦带来的西方思想给洪流吞没，但它的存在和被认知可能要跨过今天伸向未来而难以估量。

    王阳明的思想是衔接住了南宋陆九渊，但他青年时代受一贯教育影响无疑对朱熹崇拜无疑，二十七岁那年他在读朱熹的《上光宗疏》感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王阳明开始后悔以前读书虽勤奋却无所得，其因为只求速读不求精解，于是他循序以求认识到“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次年他殿试获进士入仕，七年后他为阻止宦官擅政上疏论辩被“廷仗四十”，对于一个学问人的屈辱莫过于此。“廷仗之辱”后打醒了王阳明的心灵，他开始彻底怀疑起原先的“教义”。王阳明被放逐到龙场是他感悟心学的契机，若说在之前他只是对朱熹理学的核心有质疑，龙场蛮荒贫苦生活让他的思想在混沌中萌发雏形：人的力量永远来自心灵，当心灵源生出力量后，外界的一切或许看起来不那么险恶而有战胜之意欲。他在陆九渊的“心即是理”找到了共同点，以还击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王阳明对朱子学说“知行相须” 持批判态度，认为知行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由此及彼。他坚持“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并不是让“知”和“行”两个元素机械合并，而是主张两者应该互相依存，彼此共同构成周而复始并有所提升的完整认知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方面，“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和行之间既存在因果关系，也相辅而成。另一方面“学、问、思、辨、行”的过程并不是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的全部。他主张，“知是心之本体”，由心发动，开启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在本然状态下，知和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出“知行合一”之观点是派生出来的“朴素方法论”，用通俗的语言描绘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的过程也是理论被认知的过程。同时能够在实践中确立的理论也一定不脱离现实生活，一些经不起实践去认识的当然可视为毫无生机的“玄学”。了解王阳明学说，就不难认识到发生在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解放思潮的源头即在于此。

     每一个伟大学说思想之后都会有被传承和被分裂的可能，阳明学派后来被分为七派，在此不依次赘述。阳明弟子的四处游讲和传播为其心学的播种和延续影响深远。岛国日本接受阳明思想后，对过去盲从大陆唐宋学说开始深刻地反思，一直到明治维新彻底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已经有了一个长期思考的准备。文章至此已近尾声，在即将完成“戏说”经学史由韩愈到王阳明一段后，似乎将整个两千多年经学史洗刷地干干净净窟洞尽显的清朝卓越的汉学家们欲粉末登场。写到此笔者再次为无缘得到朱维铮先生的批评而遗憾，愿先生在天之灵能略窥几眼，耻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