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美国诺克斯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史蒂夫·科恩（Steve Cohn）2016年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是如何成为【学霸】的过程，值得大家认真阅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统天下，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霸主的过程大致如下： 标志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合法化大概开始于1980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中国演讲的邀请。听众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大学的经济学家。1982年在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含蓄的批判中，赵紫阳表示如果经济研究部门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国务院将不会对其进行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至庄的新古典经济学暑期学校得到了赵紫阳的高度认可。1984年7月，邹至庄与赵紫阳会见，讨论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此次会议的照片出现在了中国电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头版。1985年12月，《北京评论》发表了一篇宋龙祥(化名马丁)的文章，对过去拒绝接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做法进行重新评估。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激起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还是赵紫阳出面干预平息了这场论战。而1988年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赵紫阳之间的第二次会面的庆祝和高调宣传则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的合法性到达了顶点。弗里德曼的访问是由张五常协调的，张五常在中国的名声也随着对有关弗里德曼与赵紫阳会见的宣传而提升。1987年一批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的赞助下到中国访问，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学课程，并且为改革提出建议，国家教委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课程编写与美国类似的教材。。。到了2007，中国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国的大学开设主流经济学课程外，还推动了基于西方的教科书的标准化考试。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育，与西方差别不大，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1993年，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再次访华并见到江泽民。 在文章的后半段，科恩教授谈到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遇到的困境，包括两极分化和国内外形势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冲击，联系到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更显得有前瞻性。当前中共高层更同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走到了尽头。 *************************************************************** 1952，中国高校在用一个俄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西里尔·林写道“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引进中国……带来了一场艰苦的智力资本转换……斯大林计划模型需要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范式的同时输入……可以说是软件需要根据硬件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场机制改革，而相应的软件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上讲就比美国更集中，这让国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有时决策传达非常明确，例如，教育部对课程变化的公告。有时决定传达得则隐晦一些，如通过一系列高度曝光的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表明对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认可。教育部对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一流大学。除了有权任命校长之外，教育部还掌握着大学的资金来源。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几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00,000,000美元，这些资金用来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来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国人。能否获得这些资金取决于教育部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根据我采访的几个人的意见，在经济学界，质量评估的指标包括取得了西方国家的博士学位的教师的人数和在西方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1979年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直接联系纽带的重塑。标志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合法化大概开始于1980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中国演讲的邀请。听众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大学的经济学家。这次邀请是给了西方经济学学术研究的绿灯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受。与之相似，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详细的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被允许在中国广泛流传。1982年在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含蓄的批判中，赵紫阳表示如果经济研究部门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国务院将不会对其进行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至庄（美国华裔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名誉教授）的新古典经济学暑期学校得到了中国总理赵紫阳的高度认可。1984年7月，邹至庄与赵紫阳会见，讨论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此次会议的照片出现在了中国电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头版，邹至庄由此推断这次的高调宣传暗示了中国官方对现代经济学的认可。邹至庄也作为总理的客人走访了中国各地，与各地领导人会晤并讨论经济问题。 1985年12月，《北京评论》发表了一篇宋龙祥(化名马丁)的文章，文章中呼吁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更多的实证内容，并对过去拒绝接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做法进行重新评估。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激起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还是赵紫阳出面干预平息了这场论战。而1988年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赵紫阳之间的第二次会面的庆祝和高调宣传则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的合法性到达了顶点。 弗里德曼的访问是由张五常协调的，张五常在中国的名声也随着对有关弗里德曼与赵紫阳会见的宣传而提升。张五常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并巩固了中国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张五常在美国先后从师于阿尔钦、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科斯，而后又度过了13年的教学生涯。上世纪80年代初时张五常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修订香港经济学A-level考试方面很有影响，他还在1982写了一本预测中国将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先见之明的书。 我猜想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香港应该广受欢迎，而张五常则利用了香港人的支持来向中国大陆推销哈耶克的学说。我的一位受访者表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张五常受邀到许多内地大学甚至是党校做经济学讲座。邹至庄强调了香港的大学里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课程的西化发挥的作用。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的扩散和造成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本来就有向圣贤学习的传统，因此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等保守经济学理论家的标志性的支持，有可能会改变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间的力量对比。 知识扩散的阶段理论 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中国的大学课程额外增加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我们可以用阶段理论来描述这一过程，托马斯·罗斯基（编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在他1986年12月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理论。他写道： “将新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和长期的。我们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1. 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这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对中国经济研究(大概是教育)的典型状态……但这种战略在八十年代中期没有被当作严肃的可选策略…… 2. 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这种类型的指示似乎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 3. 具体的技术工具的采用…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活动分析和线性规划等……看来，这样的方法……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 接下来，我们辨别出那些着重关注其历史发展的西方经济分析的研究……就像医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师要慢慢地适应不熟悉的机器一样，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深思慎取。最基本的问题是：‘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可能被视为将西方经济学中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部分加以应用的一个前奏。“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基本是被当作“思想史”来对待的。罗斯基访问中国时，他预测了几个中国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时会经历的额外的步骤，这些步骤中就包括把新古典经济学“正常化”，让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观察事物的“眼镜”。用话语和潜话语的语言(不是罗斯基的语言)，“正常化”需要学生一看到经济结果，就用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理论来套用它。而且，更进一步，还需要让经济学思考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体系下进行(如完善的市场价格的合理性和最优性)。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存，而没有完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对经济进行分析，预示着作为主导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不完全性。 课程变革 到1986，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数学内容已经比1979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得出的调查结果中多得多了。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还建议把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上升到“思想史”以上的层次，也就是说，变成发展更充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邹至庄报告如下： “1987年一批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的赞助下到中国访问，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学课程，并且为改革提出建议。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的前身]采用了一些核心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公共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这些课程在其监督下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同在主要高校开设。在这些核心课程开设之前，国家教委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课程编写与美国类似的教材。” 到了2007，中国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国的大学开设主流经济学课程外，还推动了基于西方的教科书的标准化考试。赵海云报告如下：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育，与西方差别不大…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必须由教育部批准。教授没有改变课程内容的自由裁量权。考试内容、方法、答案是标准化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同时，比起为课程做出变革，学生对通过考试并获得一个高分更感兴趣。因此，中国经济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 2007年，中国共有971,000本科生主修经济学，3,614,000人主修管理学。这两门学科的本科人数大约占了中国本科生的四分之一，并且仅次于工程学的受欢迎程度(占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全部本科毕业生中大约有5%是学经济学的。 在某些方面(这些部分在我的采访笔记上面不是很明确)，北大(也可能也包括其他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内容转向了新古典主义。这一转变对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产生了影响。通过对一些最流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导书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这种转变的证据。在2007年中国有17239名经济类研究生，其中13%是博士生。 建立科学共同体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对于重塑中国的经济学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选拔出最聪明的毕业生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使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在智力上被联合起来，并促使他们投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化的中国学生开始建立他们的新古典主义的科学共同体，正是这些学生最终重新组织了中国的经济学院系。尽管在中国也有自学成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但因为海外留学回国的博士的存在，他们对于改变经济学在中国的含义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这是因为一个人不是单单“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他更会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和成为医生或律师很相似，它不止是纯粹的认知技能。我相信，罗斯基的论文已经含蓄地将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了。在描述知识扩散的一个后期阶段时，他写道：“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将西方经济学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而不是提供高级的选修课程)……这里可以给出明确的预判，学生将把西方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基本知识”。人们一般不会讨论要内化代数或会计知识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基本知识储备，但会内化世界观和潜话语。罗斯基还补充说，“像他们在美国或日本的同行一样，一旦评估各种各样的技术时，学生们就会本能地使用成本收益分析一类的方法。”试图用货币价格来描述事物的一切方面(无论是实际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就是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分析的典型特征之一。 改变领军的经济学期刊的编辑政策 和美国一样，控制中国的经济学规范的核心，就是控制经济学领军期刊的审稿政策。我的访谈表明，在中国有四个公认的领军经济期刊。他们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中国社会科学》。最后一本杂志的发表范围不仅仅是经济学，但也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期刊。现在，一篇发表在西方的像《美国经济评论》那样的领军的新古典主义的杂志上的文章，似乎就可以与在中国的这四个一级期刊发表文章相当，甚至还要更优。看来，不管是没有被SSCI收录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杂志，还是被SSCI索引了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杂志，如《科学与社会》，享有的“分值”都比较低。 《经济研究》看来是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晋升为教授职称的事实性要求。因为它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在1978年之前，《经济研究》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相应地几乎不进行数学研究。宋估计，从1978年到1987年，《经济研究》“发表了论文1000余篇，但其中只有15篇是建立在数理经济学基础上的。”但大概从1992年开始，再加上90年代中期的加速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例显著下降。到了本世纪头几年，期刊只接受很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了。一些曾经在《经济研究》发表过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告诉我他们不再向《经济研究》投稿了。自1998以来，《经济研究》的主编就换成了刘树成，一个计量经济学家。他的审稿政策似乎非常青睐基于新古典假设并使用计量方法的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一些新古典主义的观察者来说，期刊的审稿政策把高级的计量技术置于高于定性分析的地位。该期刊似乎将自己定位于经济研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引用频率的研究方面，周等人表明，《经济研究》被引用的范围包括经济学、管理、财务、会计、统计等。 《经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由经济研究所所长担任主编。我试图弄清审稿政策如何改变，由谁负责。最终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是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它反映了广泛的力量，而不是某个人的决定。尽管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中国的权力结构最顶层的压力(如赵紫阳等)，但是许多其他的力量推向同一个方向。其中包括：来自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学会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议; 来自学习外国经济学课程归来的中国毕业生的压力; 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智囊团的游说。结果表明，甚至当《经济研究》的编辑个人同情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最近的情况不同)，他仍然会执行限制马克思主义论文的审稿流程。 中国的考评系统对西方期刊的排名基于SSCI排名;对中文期刊的排名(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前4名)似乎依赖于由南京大学大概在2000年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顺应并加强期刊的选择偏向，已成为中国的研究基金和经济学院系领导们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原因。 最后的步骤 许多相互独立的变化巩固了新古典主义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这些变化包括：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的课程、研究生入学考试、顶尖期刊的审稿政策、科研基金申请的优先级、官方的声望和就业市场的压力。在这些领域的所有变革都推进了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提升。然而，新古典主义理论要整合成为一个霸权模式(一个会排挤其他思维方式而不是仅仅在众多已为人知的竞争性思维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则还有待足够多的海归博士回国。到21世纪这个现象才出现。 像罗斯基在80年代中期观察到的那样，90年代中期时，宋龙祥也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格局描述为是不稳定的。宋龙祥是西方经济学热情的鼓吹者，他很为新古典经济学没能“称霸”感到悲痛。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形而上学的，至于非主流经济学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他写道(大约在1995年时)：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尚未制度化，特别是在专业性方面。韦氏字典对制度化是这样解释的，“制度化是把信念、实践、还有对结果的接纳整合成一个有条理的并且通常是高度正式化的系统。罗伯特·默顿……也把制度化定义为参与者进行密切互动的一种智力活动。这种互动有一个结构：互动越密切，它就越能为需要综合评估、推广、分配等各方面的要素而做决断的学术权威提供空间。对知识活动的高度制度化需要合理的教学管理组织……在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教学研究范式，并在基本原则上已经取得重要共识。然而在中国，很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经济理论一直没有相当大的研究共识。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坚持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人还致力于研究东欧改革派，如奥斯卡·兰格，W.布鲁斯(波兰)，奥塔·锡克(捷克)，雅诺斯·科尔内(匈牙利)。有些人已经在他们的实证调查中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尔内经济改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专业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主导范式，就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过渡阶段。” 我对中国经济学的观点主要也是来自出席三个不同的经济学会议上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我采访过的十几个中国经济学家。 受过西方教育的博士的归国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相当多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博士返回中国，创建了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的科学共同体。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流入流出已经被广泛研究。中国留学博士毕业后不回国的原因就包括更高的工资预期，更好的研究和教学设施，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更多的给孩子的教育机会，更加公平、透明的晋升程序，以及更容易融入全球范围的精英文化。但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这些原因有一部分已经被削弱了。1998年，中国明显增加了海归经济学博士的福利，如在大学提供四倍的工资并允许兼职教职(教授能够保留在西方大学的显要职称并继续在那里教书)。这些举动是中国更宏观的吸引国外科技专家的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改变以及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也鼓励了回国。另外，他们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的传统认同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促成他们回国的作用。 有趣的是，曹聪指出了一个受西方博士教育的经济学家不愿回国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原因：在长期留在海外之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国人称之为“关系”)很薄弱。“关系”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近年来，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大学、智囊团和政府机构中任职，他们也开始为海归学生提供人脉资源了，就像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曾经发挥过的作用那样。总体上，相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经济学学位的留学生回国的更多。对于“老练的具有的创业意识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学思想的概况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结构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1) 非常新古典主义化，相对很少关注非主流经济学范式。 2) 它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巨大影响。（编者：也就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派） 3) 倾向于在经济学研究及教育中运用数学论证，狭隘的“纯技术流”经济学分析受到鼓励。 4) 它给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解决制度问题方面以特权，它通过想象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声称自己的理论在智力上独立于西方。 5) 它的潜台词是强烈支持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编者：也就是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 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那一套） 6) 它给予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经济学范式相对较少的关注。 7) 它的主要批判者可能来自外部而不是经济学专业内部。 8) 它已经被世界经济最近发生的事件轻微破坏了。这些事件加剧了中美在经济政策上的冲突，使中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和环境问题更加尖锐。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智慧的怀疑，正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怀疑一道增加。（编者：例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2018年中美贸易战等等。） 下面的讨论对最后四点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潜话语 在许多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数学原理已经成为了在中国推广的自由市场潜话语的“特洛伊木马”。新古典主义训练的结果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来说都是一样的。隐型和显型的新古典主义假设如人性(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市场效率和经济活动的目的(人均GDP最大化)已经被内化于当代中国经济理论。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聚焦点——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由于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公共政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摒弃了。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把经济学描绘成一种技术理性，中国经济学者已经趋向于去政治化的市场改革。（编者：其实是不可能去政治化的）宋龙祥的博士论文为这种立场的内化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宋描述新古典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应该以和现代物理学同样的方式赢得信仰。宋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让渗透在模型中的潜话语也享受了科学的地位。他写道， “经济学已经获得科学地位，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大多数的从业者从未怀疑过经济学的科学(认知)地位。第一，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已经被严格区分开了……主流经济学家，从乔治·斯蒂格勒到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持有同一观点：实证经济学中没有价值判断……第二，由于实证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关系……现代数学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第三，实验室实验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工具……经济学被公认为是一个像物理和生物科学一样的实验性的学科……第四，由于经济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导向化，分析性训练对于培养经济学家而言越来越重要……第五，经济学教授和研究生已经广泛承认，了解经济思想史并不是理解当前的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必要条件……第六，主流经济学家的学科基本原理中存在一个重要共识……第七，杰出的科学思想家……对主流经济学几乎和对物理学一样非常尊重……毫无疑问，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王庆新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权威的强化，是中国关于国有企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形成的一个主要力量。王的核心论点是：在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潜话语的影响下，中国决策者把入世和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开放作为一种市场竞争机制，强加给国有企业。这种竞争的预期结果，按他的说法，是经济繁荣： 1999年中国决定与美国签订WTO协议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思想逐渐成为指导经济政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国政府官员对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逐渐熟悉在几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只有在1993年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才成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辩论中的思想武器。直到那时以前，国企改革的主要言辞一直都是如何使承包制更加有效。第二，为了证明国企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政策的合理性，政府官员在其政策声明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言辞。第三，最高领导人，如……采用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言辞来证明和支持国企改革和入世。 汪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借助于新自由主义议程、推进私有化、自由贸易、增加不平等(供给经济学)的帮助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展开，并且都是以经济增长的名义进行的。正如在西方经常发生的，中国的人权启蒙斗争经常被偏转到私有产权的斗争，有时甚至反倒要以人权为代价。(编者：所以，把【低端人口】的发明算到习近平头上是不公平的）汪雄辩地描述了这种方式最近的发展： “今天……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九十年代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仍在计划经济中接受训练。他们已经从西方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完全处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中，并且一旦开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够适应和改造它。有些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以厉以宁为例，致力于在中国引入纯自由市场理论，但它们对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有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优势。今天经济学——在中国，最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种行为准则……没有行为者能够违反。所以目前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性学科，和其前身一样：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世界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弱点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得到官方认可和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受的公众信任已经受损，并被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完全排斥。尽管所有的大学生仍被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大多数本科生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门课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与大多数的大学经济学院系分离，被行政部门安置在独立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或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由于一些一流中国经济学期刊的审稿政策，以及SSCI排名(倾向于新古典主义期刊)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受到了贬抑。 在中国的经济学院系中，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甚至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的更少。举个例子，回顾一下1977-1990中国的十一个经济学期刊，张和徐(2010)发现每年发表的非主流经济学文章不足3篇(表1)。在对非主流经济学有限的关注中，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似乎是最流行的范式。 背道而驰的潮流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有许多事件开启了重新审视西方经济政策模型的话语的讨论空间，按照时间顺序，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0年美国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2001年一架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附近碰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研究，2004-2005年公众对腐败的私有化的公愤，中国南海边界领土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继续上演的中美汇率口水战，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衰落。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环境问题，以及消费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出效应的担忧也构成了重新审视现行经济理论的潜在理由。（编者：这正是编者的一贯看法。这次中美贸易战也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尽管有人狡辩） 关于内部人私有化的著名的郎顾之争(2004-2005)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争议。流行的观点，至少是在互联网上，似乎是支持郎对当前管理层收购制度的批判。参加辩论的经济学家中似乎是支持管理层收购的更具有数量上优势。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和领导中国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经济学家刘国光，把政府对管理层收购的支持和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联系起来，他警告说继续扩张新古典经济学将会导致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贯彻实施。刘的警告是具引人注目的，因为他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代替计划)、社会主义竞争等等许多改革的基本话语的早期推动者之一。他呼吁回归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主导的经济学教育。（编者：这正是编者认为现在已经偏离改革开放初衷的原因之一） 在这场争论的后期，新的物权法草案的公布，又引发了中国民众关于私人和公共财产的关系的激烈争论。北大的一名法学教授坚持要保护公共财产的地位，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要保护私有财产的地位。这部法律被延迟通过，但它最终对反对派做了一些让步。 此外，中国的社会抗议和未经许可的劳工罢工水平在上升。如官方报告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至2006年超过90000起，2010年也许会扩大到175000起。尚不清楚这些抗议会产生什么意识形态上的溢出效应。一些被称为中国新左派的人已经出现了。（编者：这和编者认为【文革】的影子的出现，不是因为对【文革】声讨的不够，而是由于改革的偏激造成的是一致的。像有些人一样天天死骂文革，解决不了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 我不确定抗议活动会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经济理论家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今后能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2004年，程恩富（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一位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声反对共产党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他抨击中央党校，一个部长们和未来领袖进修的地方，一些经济学教员将经济学教学核心变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为那是部长和“有前途的领导人”进修的地方。他的抨击显然被一些听众接受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传统中央计划的拥护者，毛式社会动员的支持者，社会民主理论家和“走资派”之间的争论继续存在。邓小平以前主张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使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然而，最近却变成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或者 “和谐社会”)，不得不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编者：作者观察的相当细致，实际上邓小平当时的一些实用主义做法，已经走到尽头，早已不适用今天的情况。有的人故意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导我们100年不变】是别有用心） 整个改革过程(“摸着石头过河”)中，这个集团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来同右派(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或是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竞争。这种真空在中国还在更大的范围上存在。（编者：说到要害之处。这是【不争论】造成的） 挑战将从何而来?我采访的一些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第五代领导人会更同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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