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知青”引发了不少的反响。事实上，从“今夜有暴风雪开始”，“知青"文学的涌动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从未间断；也就是说，社会对于“知青"现象一直在反思着。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把“知青"现象赋予怎样的政治背景，无论“知青"现象被肯定或是被否定，“知青”这一现象竟被延续着，大学生村官就是当代的“知青”。

大概是从1955年开始，就有“知青上山下乡"这一说，直到1964年形成了一个高潮，邢燕子、董加耕等就是那一代的代表。那一代的“知青”承传了中共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去广阔天地实践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理想；于是也就有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的语录。

1968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现象达到了极致。如果用历史、客观的眼光和情绪研究68年的“知青”现象，不难看到此举的动因之一是无法解决当时学生的就业问题所致。另外，从老毛的返修、防修以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这样的理念出发，即使没有文革，也还是会有上山下乡。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回头在再看“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时，一定会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农村中小城镇的逐步形成是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正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特征之一；在这样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城市知青为消灭城乡差别而身体力行的做出自己的贡献，会加快这样的进程。简单、粗暴地否定“知青上山下乡"，是既没有前瞻性、也没有历史感。

当然，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就“知青"的个体而言，很多人的知青史是苦难、悲哀甚至是死亡，但承受的未必都是黑暗；就中国发展的角度看，“知青上山下乡"对于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体影响，未必是负面的。

“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原因相当复杂，每个个体的经历也有所不同，因此对其认识也不尽相同。身着军装、佩戴毛像章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知青"特色的餐馆随处可见，这样的餐馆还是有一定的客户，除了怀旧这样可以理解的情感，也隐约显露对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态度。

我在上面提到过，，就“知青"的个体而言，承受的未必都是黑暗。中国城乡差别之大、地域间发展之不平衡以及广大农村的落后与贫穷，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而对于城市青年来说，只有“知青"的经历才会对此有切肤的认知。“知青"们也看到，除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勤劳、纯朴、智慧、韧性和忍性这些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仍在广大农民身上保留，这也是中国最下层社会的特质，而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很多返城“知青"至今保存与当年插队的农村联系，因为在农村不只是苦难，还有亲情和感情。

青春，肯定是失去了，但“知青"们在农村究竟得到了什么？这是一道坚硬的题目。青春，总会失去的，因为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失去青春的这一代“知青"必然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和令计划等等，等等，以及难以数计的国家部委以及省、市负责人，都是当年的“知青”，“知青"这样的经历，会让他们更体恤下层、了解国情、掌握民意。

本人是1972年下乡的"知青"，目前人生的轨迹是知青、军人、工人、大学生、科技工作者、商人、洋插队和“其他”。3年的“知青”生活可以用2个字概括：磨难。年轻人受到点磨难，不是坏事。我知道，在北美地区洋插队者中和我一样有过农、兵、工、学、商经历的“知青"为数不少，与我对"知青"经历有着相近认识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已经有10多年历史、成员超过200人的南加州知青协会中的一些成员。

历史需要反思，也允许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把反思历史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泄愤的工具，是浅薄、无聊的，无助于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去实现历史的进步。历史在进步，有些人却是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