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谈及“六四”，故重发。）

 我第一次读《两地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文革前，中学里男女生是不单独交谈的。顶多是一群一夥地聊天儿，要不就是两个人在教室里当着大家的面谈学习。如果一男一女坐在教室里谈话，可以肯定是女班干部在教训调皮男生，男女班干部商量工作都不会单独在一起。如果男女生之间想个别交流一下思想感情，只能靠传递纸条。然而，如何写好这种“纸条”却让我非常头疼。写得干巴巴的，一本正经，没有吸引力。这不是讲大道理的地方。可也不敢写的太有感情，让对方接受不了红了脸，两人都不好下台。最可怕的还是纸条被人截去交给班主任，不仅搞得满城风雨在班里抬不起头来，还少不了挨批。

因为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常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从小就很崇拜鲁迅先生的文笔和风格。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在讲鲁迅杂文时提到了《两地书》是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的书信集。我突然发出奇想，鲁迅的文笔含蓄幽默，说不定有些用语词汇可以借鉴，以提高我的“作文”写作水平。课后我立刻到图书馆找了一本《两地书》来研究。可看完之后多少有点失望，正如鲁迅先生在序中所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更何况《两地书》的语言水平对中学生来说，还是深了点儿。

失望之余，到是从许广平的信中悟出点道理来。鲁迅先生为了暗示他对许广平的爱慕之情，在信中说他决定对班里的女学生“目不斜视”。许广平回信说，“斜视有什么要紧，贯长倒不是斜视，我想，许是冷不妨的一瞪罢。”鲁迅先生赶快表白说：斜视尚且不敢，何况一瞪。这“冷不妨的一瞪”可谓是许广平从女性直觉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一语击中要害。四目在一瞬间突然相视在双方心灵上引起的震撼不知留在多少人的永恒的记忆中。不过只有充满自信和真诚坦荡的目光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如果心术不正，“心不正，则眸子斜焉”，就只能斜着眼瞄人。这种“斜视”，是街头无赖的本事，非正人君子所为，不属于“冷不妨的一瞪”。

鲁迅先生在出版《两地书》时，绝对不会想到后人会从中悟出这么个道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学了这点儿本事后，我就忍不住要付诸实现，试了几次，大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多少年后，当时说过，做过些什么，都已淡忘了，唯独这“一瞪”的瞬间依然是那样地清晰。当然，和任何战略战术一样，“冷不妨的一瞪”也有其局限性。俗话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如果二人文化背景或性格爱好相距甚远，就是四目相视也未必能激发心灵上的火花。要是瞪错了对象，与只认识孔方兄的女性玩这套把戏，恐怕就会自取其辱了。从技术上讲，要练到能在零点几秒内把握好对视的时机，还要做得自然，也还需要一番工夫。

由于这“冷不妨的一瞪”，我对《两地书》总觉得有点儿感情。七十年代初，出版界可以印“毛选”以外的书了，当《两地书》刚刚摆上新华书店的柜台，我立刻就买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出版，订价６角。此书成为我文革后最早的藏书之一。渡过十年文革劫波后重读《两地书》，才真真地感到鲁迅先生与许广平那平淡含蓄的言语中的深厚的感情。我以为，能做到写情书没有情话，以叙事表达思念之情，才真正体现了大手笔的魅力。我印象最深的是1932年鲁迅去北京讲学。从五月十四日到六月一日就收录三十一封信。这些信铅印出来后，少则一两页，长的三四页，遥想当年先生用毛笔写蝇头小楷，一封信起码要用去十几张宣纸信笺，花几个小时。鲁迅视时间为生命，如不是一往情深，如何能在写信上如此费心。鲁迅先生连信笺都是精心挑选的，许广平一见就心领神会，说“你是十分精细的，那两张纸必不是随手捡起就用的。”从字面上看，不过是谈信笺的选用，但那思念之情已经跃然纸上。这时，距《两地书》的第一封信已经七年多了，许广平依然怀念那时的一片真情。她写到：“北平并不萧条，到好，因为我视它如故乡的，有时感情比真的故乡还要好，还要留恋，因为那里有许多使我记念的经历存留着。”

 鲁迅刚到厦门时，从九月七日至十八日就给许广平写了五封信，其离别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俩人在信中经常抱怨信走的太慢。为了信能早一点到，鲁迅曾“在夜里跑到楼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许广平则“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一但收不到信，不是猜测邮船躲避风浪，就是怀疑邮政所满脸呆气的邮差把信弄丢了。鲁迅告诉许广平，他一天数次查看信件，从住处到邮政所要走八十步，暗示自己盼信的急切心情。表面上看，《两地书》中大量的篇幅是在谈写信和收信的时间，但这后面隐藏的却是二人深深的思恋之情。这以后，《两地书》的文笔风格对我的书信写作有很大影响，就是后来写情书，我也从未用过那些卿卿我我的爱情专用术语。

转眼我在异乡漂泊也十年多了。不久前我回国看望父母，每天除了应酬来客和办事外，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原来住的公寓清理出来。出国以后，这里一直由一位朋友照看，想到今后恐怕不会再回来定居了，就决定把这套公寓的使用权传送给这位朋友。当我一件件地清理当年的书籍，照片和信件时，每一件都能使我想起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思绪久久不能平静。那本《两地书》满是尘埃地站在书架的一角，尽管我觉得今后未必有可能再研究这本书了，临行前，我还是决定把它带回美国。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翻开了《两地书》。这回可真是没有任何目的，就是英文写的太多了，想调剂一下思维，随便从书架上抽了几本中文书，其中就有《两地书》。来美国时间久了，反而对讨论中国文化传统更有兴趣了。打开书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鲁迅与许广平讨论中国文化和时弊的内容上。其中最使我感慨的还是先生对中国文化消极一面的深刻解剖，时隔七十多年，很多论断读起来就好像在讥讽讽当前时弊一般，字里行间闪烁着先知的光芒。

先生指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这以后的七十多年中，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国也确实加进不少新东西，被染黑了的也不在少数。建筑业引进投标竞争机制，就有靠钱权交易得标，偷工减料得利，造成多起楼塌桥断的惨剧。引进市场竞争，就有假药假酒靠着贿赂回扣畅通无阻。引进证券交易，就有操纵股市。至于吃喝嫖赌抽，坑蹦拐骗偷之黑，则已渗入所有的领域，有如乌鸦落在猪身上，已经看不出黑来了。许广平还担心这个染缸会“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看看“同胞列传”中某些国人来美国后的恶劣行径，就体会到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了。但是，鲁迅先生并不悲观，他觉得“只要‘那时的现在’（将来）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作为文革过来人，我对这个论断感受极深。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在三十年前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这就是进步。三十年是长了点，但应该承认，这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进步最快的三十年。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进步与体制无关。进步的最大阻力来自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糟粕，国民的劣根性，而不是社会制度。“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列举了专制，共和两种‘招牌’后，鲁迅以先见之明预见到还会有新的招牌打出来，所以在这里留下两个‘什么’。历史的发展果然不出先生所料，如今这两个‘什么’有了具体内容，一个是‘民主’，另一个应该是‘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国民性不改革，就是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也还是“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先生指出，“这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这漆黑的染缸”指的是“国民的劣根性”，而不是什么制度，不抛弃国粹中的糟粕，就是再引进一个好制度也会被染的漆黑。今年一月，在美国众院关于中国人权的听证会上，两派中国民主运动积极份子为了争夺作证权，竟然在国会大厦内以拳脚相加，结果被警察全部轰了出去。听证会的作用是保证各种不同观点都有平等的表达机会，是实施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美国有现成的民主体制，拿来用就行了。但坏根性不改，在该动口的地方动手动脚，既不是美国政客的所为，也不符合中国君子的标准，你怎么能想像他们掌权后会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鲁迅身为教授多年，对教育界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大学生常常抨击政府和社会的腐败，但如果整个社会真的那么腐败，大学校园也难出污泥而不染。常常看到大学生考试作弊，为了成绩，毕业分配贿赂老师的报导，说明鲁迅先生的论断并没有过时。

许广平的信中记录了一次北京学生抗议上海‘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和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过程。这一段虽长，但很精采，是对鲁迅先生对教育界评论的最好注解，我想还是全部摘录下来，读者看后，一目了然，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在万人空巷的监视下，排着队游行，高喊着不易索解的无济于事的口号，自从两点多钟在第三院出发，直至六点多钟到了天安门才算一小结束。这回是要开国民大会。席地而坐，以资休息的“它们”，忽的被指挥者指挥起来，意思是：当这个危急存亡，不顾性命的时候，还不振作起精神来，一致对外吗！？对的，一个骨碌笔直的立正起来，而不料起来了要看把戏，说是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台下两派，呐喊助威，并且叫打，眼看舞台上开始肉搏了！我们气愤的高声喝住：这不是争做主席的时候，这是什么情形，还在各自争夺做头领！然而众寡不敌，气的只管气，喝的只管喝，闹的只管闹。这种情形，记得前些时天安门开什么大会，也是如此。这真是‘古已有之’而不图‘于今为烈’。于是我只得废然返校了。”

许广平提到，天安门广场的“这种情形”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一回了”，不知她是否指的“五，四”。然而在这以后，至少又有过两次。文化革命期间，我目睹过一次。根据报导，１９８９年肯定又发生过一次。这四次集会的目的，口号，标语，招牌肯定是不同的，但争夺做头领‘这种情形’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又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