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架蔡司120折叠相机，爸爸送我的。那是他上大学后，我爷爷送他的礼物。所以至今我能看见爸爸在颐和园的留影和体育场的矫健风采。不过三十年代初的相机除了蔡司镜头外几乎无一是处。所有功能全部手动，距离用步量，光线凭感觉，速度靠经验。还有景深，速度和光圈的关系，不用几卷胶卷练手还就真掌握不了相机性能。每照一张都要记下日期，几点，阴晴，光圈，速度，洗出照片后对比数据和成像关系，找出成败原因。早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解了相机的功能，还把他的一本摄影教材给我看，那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内部教材，我的摄影知识和对照相机的了解基本都是从这本书里学来的。

大学一年级我把照相机带到北京，拍了不少照片。那年头胶卷可不便宜，德国阿格法Agfa120胶卷正品4，5块一卷，连我爸爸都舍不得买。我只买得起汕头产次品胶卷，一块多一卷，最多照16张，冲卷三块。照一卷再冲出底片，十天的伙食费没了，这还不算洗照片。所以说，照片里一定要有人才值得，那叫留影。风景照基本不敢想，太奢侈不说，还得被贫农出身同学讽刺为“资产阶级情调”。不过我还真拍了两张风景，实在是被景色迷住了，忍不住按下快门。五十多年后，景色消失，这两张照片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文革开始后，父亲怕受牵连，让我把相机带到学校。那年头相机是稀罕物，那些贫农干部看见知识分子有照相机，就怀疑有间谍嫌疑，是美蒋特务用来偷拍国家机密的。到1968年10月，军宣队已经着手毕业分配，同学们也开始做离校准备了。那时候，我已经被隔离审查，限制离校。我认识的一个高二女生要下乡，希望我去北京站送行，我向军宣队军官请假，被他臭骂一顿。那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我有照相机，只要开口我都借给。后来外班的学生也来借，但他们不会用，要我一起去。因为他们出身好，有他们监督，军宣队就同意我和他们一起去，条件是同去同回，不得擅自离开。回来后我把胶卷冲洗成照片送给他们，其中大约一半是他们的，一半是我的。我计算出每张成本就向他们要钱，没想到这俩家伙翻脸不认账，就是不给钱。他们知道我已经咋班里被监督管制，他们赖账白赖，没人会为一个“反革命”说话。我一下损失5块多钱，又不敢向家里要，只好从伙食费里省。这俩家伙一个河南人叫吴增喜，一个辽宁人忘了字，都是贫农出身。

那年头大学生里有相机的学生凤毛麟角，不是高干就是高知子女，我也认识几个，有机会就交流一下摄影心得体会，或者互相交换照相机使用。我曾用过一个摄友的135相机。毕业前，一个同寝室同学想让我出面借那台135相机给他用。我觉得自己没那个面子，就试着去问了一下，居然借来了。没想到那个家伙不会用135相机，胶卷装错位拧不动就使劲拧，把卷帘快门拧断了。我拿去相机商店修理，要20块，我要他修理，没想到他也赖账，说是旧相机，早就坏了，拒不赔偿。我当时的处境根本没资格和出身好的同学计较，只好把我的冰鞋拿到寄卖店卖了12块，剩余的每月从伙食费省点，好几个月才还清。至今记得此人叫王楚雄，四川来的，长得像《抓壮丁》里的“潘驼背”（冲这名字形象就不怎么样），人称“老潘”，军宣队进校后还以为他姓潘。鲁迅说过：“借着自己地位的升降看别人嘴脸的变化，不仅有趣，也有益。”我算亲自体会到什么是墙倒众人推了。

1968年12月，六八届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我继续留校审查，不予毕业。然而毕业方案公布的当天晚上，我的照相机就被偷了。相机在箱子里，从来不锁，放床底下一年多也没事，偏偏一公布毕业方案就丢了。看来这些人的道德都是装出来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像个北京的大学生。一旦无须再装下去，在老家村里养成的刁民恶习和贪婪本性就都暴露无遗了。由于我的出身和处境，报案根本无人理睬，军宣队军官听完一声不吭。只有系里的一个老员工给我做了记录。毕业离校前有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知道相机是被一个贫农出身的同学偷了。因为他自己也有把柄攥在军宣队手里，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在离校前才告诉我。几年后遇见老同学听到，这个偷相机的贼出了车祸，终生残废。此人大学五年一直以出身好不可一世，对我冷嘲热讽，贬低侮辱，临走还顺走我的相机，真是苍天有眼啊。

图一：1964年夏天，主楼前荷花喷水池。1968年被军宣队以“走资派黑党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填埋，用麦苗种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字样。

图二：1964年10月，现在万寿山上树木长高了， 已经拍不到这个景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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