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楚地记得二十三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1989六四运动。那个时候，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滚滚，人心动荡不安。我虽然不在北京，但我家夫君那时在北京，为了办理出国手续，为此，我整日都在提心吊胆。

    首先担心夫君的安全，人多的地方事情就多，何况正直学潮；其次害怕夫君抵挡不住学生运动的诱惑，因看热闹而盲目参加进去。幸好那时夫君已经不是大学生了，思想方法成熟了许多，没有往人堆里扎。

    在这之前，我一再告诫老公，不要参政议政，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白丁（意思是党外人士）。由于我父母是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我就是臭老九的孩子，处处受挫受歧视，我不得不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行。

    父母都参加过“四清”运动，他们被下放到非常艰苦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后来，父亲又去了“五七”干校，因母亲身体健康有问题，才得以留在研究所。为了跟上当时的革命形势，他们拼命努力工作，不管孩子不顾家，生怕落后于人。

    吃过文革苦的人，如我父母亲，在六四学生运动来临之际，他们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参加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虽说我老公根正苗红，但他对政治的确不感兴趣，只喜欢读书。

    诸位可知道，我们研究所里的研究生们，也效仿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走上大街示威游行，说是要声援北京。有时候，晚上还在宿舍里往窗户外面的水泥地上扔瓶子，并叫喊打倒邓小平。我属于胆子小的那种人，不想出去惹事，也不关心政治，所以一直猫在房间里。

    记得一位学姐当时非常积极地参与游行示威，还照搬了许多类似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人物说的话。结果，六四以后，研究所秋后算帐，她跑回老家去了。几个月后，听说她飞美国留学去了，真是神通广大啊！

    老公去北京以后，我每天都看电视，特别关注北京的局势发展，因而，经常从电视里看见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静坐、绝食、演讲和举行现场婚礼等诸多场面。以前没有手机，所以我跟夫君联系不上。

   后来听说军队开进了北京城，我在研究所里呆不住了，马上向领导（实际上是老师）请假，买了火车票急急忙忙赶往北京。我怀揣着一颗惊魂不安的心，带着异样的心情，坐在火车上胡思乱想，听别人乱侃。

    在那时，流言满天飞，传什么的都有，人们根本搞不清楚听说的是真还是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几个学生领袖人物毛发无损，他们甚至可以哗众取宠地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婚礼。可见，当时的政府官员够厚待他们的了。

    话说火车走到一个小站（名字早已经记不得了）就不走了，说是进北京的列车都不让进去了。弄得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火车不开就没水没电，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天气还贼热。

    过了一夜，列车员来问大家，有没有愿意改道去上海的？当时我想，北京肯定是进不去了，还不如先到上海再说。所以我告诉列车员愿意去上海，结果我被安排上了另一辆列车。

    火车开的速度象爬一样，好不容易爬进了上海站。待我出站一看傻眼了，这个上海站我不认识啊，一问才知道是上海货车站。赶紧往我妹妹家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妹夫，因妹妹还没有下班。

   妹夫总算在上海货车站找到了我，并告知我家夫君也已经从北京到了上海，现在他回老家去了。这时候我那惊魂的心才落地，谢天谢地，在坦克进北京之前，他及时离开了北京。

    第二天，恰巧夫君从他家乡打长途电话给我妹妹，寻问我有没有跟他们联系过，这才得知我人已经到了上海。因为在这之前，夫君打长途电话去研究所，别人告诉他我坐火车去了北京。

    他从北京出来时就听说，北京已经不让列车进了，所以，他担心我会被搁置在某地。但他没想到的是，我居然选择来了上海，哈哈，他真是喜出望外。最终我们在上海会面了，一路的惊魂难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