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剛剛席捲全球的2020年5月，我寫了一篇博客，當時預測 “牆國作為第一個應對疫情的國家，照道理來說應該會是第一批走出疫情的國家，但是我預測牆國會是最後一批，甚至最後一個走出疫情的國家。” (原博客地址如下：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c0MTU1)
現在看來，不幸言中。這個“抗毒防疫第一鍋” 在全世界都已經學會和新冠病毒共生共存，和平相處的時候，在國內繼續轟轟烈烈地開展着清零運動。這種看似滑稽荒唐的畫面，其實背後有其必然的原因。 在現代社會裡，越來越多的國家政策是依靠科學家來決定。比如說英國，整個國家的開放與否，何時開放，何時執行免疫措施，都是根據科學家根據採集的數據分析，提出建議，然後實施。這些建議在當時看上去貌似很危險，比如說今年三月中英國全盤放棄口罩令和社交距離令，也不再強迫群眾打疫苗。但在實施一個月後，事實數據證明了當時科學家提出的建議是完全正確的。英國在撤銷各種防疫措施之後，新冠死亡率人數並沒有顯著地上升。美國各個州的政策受政治勢力影響而有所差別，但總體來說還是跟着CDC的指引走。而CDC的政策出台則主要還是依靠科學家的研究和建議。和英國比起來，美國的防疫政策更新得相對緩慢，但總體還是依靠科學決策。而兲朝則完全相反，科學家的建議不僅得不到任何重視，反而還要曲意奉承領導的意見。這就造成了政策和現實完全脫節。在新冠病毒發生初期，兲朝採取不封鎖疫區，但卻封鎖疫情消息的做法；在武漢封城之後又不控制去往國外的遊客，讓病毒擴散到全球。在如今的新冠病毒末期，在病毒已經流感化的今天，則反而採取高壓姿態，不惜一切代價地把魔都2500萬人封閉起來。可以說兲朝的各種防疫措施在90%的時間裡是和科學家的建議背道而馳。 兲朝無法做現代科學化的決策，並不僅僅是領導的問題，也在於數據的缺失。現代科學家的決策，背後是幾十年科學化數據的採集，這些數據採集讓科學家能夠對新冠病毒的危害性有一個很直觀的了解。比方說，這次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的統計。歐美國家的統計方法是，如果一個人被傳染上了新冠，這個人同時又有基礎病，最後這個人死亡了，那麼這個死亡案例就會被算入新冠死亡人數。究竟這個人是死於新冠，還是死於基礎病，這其實是個半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的問題。之所以要把各種哪怕不一定死於新冠的人，也統計進入新冠死亡人數，是因為從決策面來說，我們希望看到的是最高的那個死亡率，這樣我們才不會低估這種病毒的危害。而如何判斷新冠病毒的危害性是比普通流感要強很多倍還是要比普通流感弱呢，這時歐美國家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記錄每一個死於流感的人數，就發揮出了作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歐美國家記錄流感死亡人數的方式和記錄新冠死亡人數的方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死亡時既得了流感，也有基礎病，這個死亡病例仍然會被算入流感死亡人數。這樣的目的也是為了要得出一個流感致死率的上限值。而兲朝在這方面就可以說是一窮二白。之前看過一個新聞，兲朝得癌症比例最多的是北上廣這些大城市。驟眼一看仿佛二三線小城市和農村人都特別健康不得癌症，但事實恰恰相反，小地方癌症患者很多，之所以沒有反應在數據上，是因為北上廣的大醫院向西方的公共衛生體系靠齊，開始記錄每個確診的癌症患者。而小城市的醫院則完全沒有這種採集數據的習慣，也不明白採集數據的意義何在。兲朝在流感方面的數據尤其殘缺。兲朝至今每年死於流感的人數幾乎為零。在這種情況下，兲朝的領導層即使想要藉助科學家的判斷，科學家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無法和準確和一貫的流感死亡人數作比較的情況下，新冠初期死再多人，兲朝的科學家也判斷不出這病毒有多致命，新冠末期死再少人，科學家也判斷不出這病毒有多溫和。 上面這兩個原因只是科學方面的缺陷。讓兲朝真正陷在疫情當中出不來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兲朝的領導人是世界上最怕死的領導人 。武漢疫情爆發了整整三個月後，副總理孫春蘭才第一次訪問武漢。這次上海疫情爆發，也是只有孫春蘭來視察。在過去兩年的時間裡，坐在前排的七個常委，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去視察疫區。回想起來，08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溫家寶就坐直升機去震中勘探災情，98年老江曾經親臨一線視察洪水。相比之下，這屆七常委每次都把女總理孫春蘭推出來做代表的做法，不禁讓人想起一句詩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 有人現在高聲疾呼，這樣不顧一切地抗疫，經濟還要不要了？社會上做出這麼多犧牲，就為了減少那麼一點點的生命損失，是不是還值得？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地來看。如果犧牲的是民眾的經濟，保護的也是民眾的生命，那麼從現在上海三萬多確診，只死了幾個人的現實看來，封鎖的代價遠高於利益。但領導們明顯不是這麼看的，領導不是沒有看到犧牲的經濟利益和那些死在醫院門前的民眾，但是領導覺得這些都是值得的。因為他們要保護的，是他們自己的生命。兲朝的“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生命至上”的抗疫政策，其實前一句漏了“民眾”，後一句藏了“領導”。
所以一旦你能站在兲朝常委的高度來看事情，你就會覺得兲朝的防疫亂象其實一點都不亂。需要犧牲多少人的財產和生命，才值得去讓常委的生命受到危險呢？答案是多少都不夠。何況韭菜的財產和生命，能算數麼？為了常委們的萬壽無疆，普通民眾犧牲一下自我，難道不是應該的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需要和民眾互動，所以無論如何防範，都難免百密一疏。像美國的總統川普，英國首相約翰遜，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家人，都早在疫苗還沒有被發明之前，被傳染上了病毒。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領導人也就親自對病毒有了一個很直觀的認識，知道它並沒有不是一個染上就會死的病毒。但兲朝領導人不一樣。論對領導人的保護能力，如果兲朝排第二的話，世界恐怕沒有別的國家能排第一。兲朝常委們能夠生活在自己創造的封閉圈子裡，連電視出鏡視察，周圍出現的都是選拔過的群眾演員。更不要說吃的是特供食物，喝的是特供水。所以哪怕世界上病毒橫行，兲朝領導人絕對可以在自己創造出來的無毒環境裡繼續生活。想象一下，在病毒席捲全球的今天，如果你能夠獨自住在一個從未被病毒侵襲過的小島上，你會選擇開放小島來擁抱世界，還是選擇封閉小島來抗拒病毒？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兲朝的領導人正在不遺餘力地讓他們人為製造出來的孤島，更封閉，更安全一點。 有個朋友問我，兲朝的封鎖會持續到什麼時候。我的答案是，可能是三五七天，也可能是三五七年。一切取決於我們偉大的小學生領袖什麼時候被這個病毒傳染上。一旦他自己被傳染上，他就會瞬間從“防疫”狀態轉換到“躺平”狀態。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兲朝的抗疫做得越好，對領導的保護越足，那麼兲朝社會陷於這種反覆折騰，“動態清零”的時間就會越長。而要結束這種狀態，則需要病毒變得更加有傳染性，和我們偉大的小學生領袖來個親密接觸。當然，即使小學生領袖被傳染上了，也肯定不會公告天下，畢竟這是國家機密。那我們如何能推測出領袖已經變成神鵰大俠——“楊過”了呢？這還是會有端倪可尋的。如果領導人被染上了，那麼負責領導日常生活的書記處就肯定會有人被撤職，甚至被打老虎。 讓人悲哀的是，泱泱大國，十四億的民眾頭上坐着六個貪生的大臣，簇擁着一個最怕死的皇帝。每天對着強大的美帝豪言壯語，被微弱的病毒嚇得屁滾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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