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武俠小說的罪狀說起

金庸武俠小說風行華人社會幾十年，在中國大陸，也有二十幾年了（從1978年算起），從普羅大眾到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蔣經國等）都愛看。這樣巨大的影響力，自然，稱讚和批判的評論多多。到了現今的網絡時代，金庸武俠小說能在電腦上輕易閱讀得到，影響更廣了，而各層面的人士都能在網上交流各式見解。

本人絕對贊成王朔為其對金庸的批判所作的辯護："為了'生態平衡'也得有人罵一句。" 至於通俗的形式是否就不能成為博大精深的思想的載體，是否能登大雅之堂而成文學經典，這是一般的文藝批評的事，本文不擬就這些常見的爭論作論述了。

指控金庸武俠小說的罪狀多多，本文主要收集了若干指控其危害社會的罪狀來論述。這些指控基本上都有很有根據，頗有道理，這裡僅為這些罪狀說因由。

金庸武俠小說的罪狀：（以下一邊列舉罪狀，一邊附上解說。）

罪狀1：無法無天--從來不提法制精神，什麼事情都按所謂的江湖規矩辦。說到底，誰的武功高誰就是老大，殺誰都不用償命，更不見司法部門的介入。這一點，還不如《三俠五義》。這樣會把年輕一代的思想價值觀和法制觀往歧路上引。

金庸當初寫武俠小說，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為了通過連載來支撐其創辦的《明報》。《明報》是香港報紙中較嚴肅的，猶以其評論為精彩，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高層都以之為參考，儘管都曾禁制金庸武俠小說的發行。但是，在香港，嚴肅的報刊的生存是較困難的，因而，通俗的武俠小說就成了《明報》打開銷量的"救命稻草"。

武俠小說一般是說古代故事，當然難以虛構一個法制環境或者具法制思想的人物，只能以曾是中國文化一部分的幫會文化為背景。象《三俠五義》和電視劇《包青天》等，雖有貌似公正廉明的查案和審案，問題是這種公正廉明需有展昭和包拯這樣的"高大全"才能執行。如果說《三俠五義》和電視劇《包青天》宣揚了法制，那麼，說的精確點，那應該是在皇帝領導下的法制--依法專制，並且，從來也不提現代法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程序。

小說里的江湖規矩，可以看作是故事的背景，又或者是吸引廣大讀者的調味料。不可否認，有部分人士看了金庸武俠小說，或會變得以模仿江湖規矩來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不過，如果讀者本身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識，自然就會適當處理這些江湖規矩，把之停留在幻想中。就好象今天我們一般不會指望電影《角鬥士》裡的主人公進行什麼司法上訴或者根據馬列主義來推翻奴隸制，也不會評點《基度山伯爵》"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更加不會指責偉大領袖毛主席點評過的《水滸傳》宣揚江湖規矩無法無天。

儘管鄧小平曾讚揚過金庸的政論和武俠小說，不過，鄧小平並不具毛主席神的地位，官方機構從未宣傳過鄧的有關"重要講話"，否則，誰敢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宣揚無法無天？

罪狀2：提倡各種神功論--學了所謂的神功後，書中的主人翁才得以出人頭地。在科技昌盛的今天，不去普及一些科技常識，一個個在熱衷於傳播各種各樣的虛擬神功，不知我們的媒體是不是在幫一些邪教製造群眾基礎，培養接班人。

只需中學的物理知識，就可以知道這些神功是不可能的，只能作為幻想和調侃的資料。在普及義務教育的今天，如果這些教育竟然不敵武俠小說里的"神功"，倒是應改反思一下這教育系統出了什麼問題。

中國大陸民眾，多曾接受過幾十年的"毛澤東思想是不可戰勝的"的教育，又是在一掌握"先進理論"的永遠正確的政黨的領導下，並經常學習不斷推陳出新的光輝方針、路線、文件和精神等等，對神功論比較接受，這不足為奇。

中宣部一直對向《超人》、《星球大戰三部曲》這類含有超能力內容的電影持禁制態度，也許，就是因為《超人》、《星球大戰三部曲》宣揚了神功。不過，官方對於被毛主席讚揚過的《西遊記》則一向禮遇有加。對《西遊記》裡的神功的標準說辭是"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戰勝自然的樸素願望"。沒人敢說《西遊記》是宣揚了神功論乃至於是幫了一些邪教。

另外，"我們的媒體"的"我們"是誰？是你我他嗎？是讀者嗎？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媒體可都是"黨的喉舌"啊。如此混淆"我們"和"黨"，真教我害怕。

罪狀3：大力渲染江湖義氣--江湖義氣比國法家規要重要，所以，什麼幫什麼派之類的組織在武俠小說的倡導下，已經深入民心，在一些地方的小學裡，據說都已出現了小學生自發組成的類似於黑社會組織的幫派組織，至於社會上的則有數不清黑社會組織在給政府添亂。

如果說金庸武俠小說成了黑社會的教材，那麼，象《閃閃的紅星》打土豪分田地，象《烈火中永生》搞地下工作，這些官定的經典影片裡的革命英雄們，還有毛主席欽點的《水滸傳》梁山好漢們，有沒有重視過國家法規呢？"文革"期間的各"革命"幫派組織的成員，可都沒有讀過金庸武俠小說，還不是能成立幫派組織而進行無法無天的活動嗎？如果說革命同志的非法活動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那為何又要求武俠小說宣揚法制而不提江湖義氣？是不是在法制面前，革命理想比江湖義氣高一等？是不是進行"階級鬥爭"的農民起義好漢們比金庸好漢門高一等？

罪狀4：宣揚暴力--滿篇都是打打殺殺，仿佛暴力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

其實，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人士，從小對暴力就不陌生。1978年以前有反映革命戰鬥/鬥爭的故事、連環圖和電影，以及被灌輸的暴力革命鬥爭的理論（暴力革命是唯一正宗的革命手段，議會路線是修正主義），還有"文革"期間的"武鬥"和各種“專政”的經歷了；1978年後再加上了各種的港台武俠小說，充滿暴力鏡頭的西片等等。

如果說武俠小說宣揚暴力，那麼，把它們撤掉也不見得身邊的暴力宣揚減少很多。

故事有暴力情節並不意味着就是宣揚暴力。讀者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是讀者自己的事情，一些讀者就是容易被一些作為"熱鬧"的細節所迷--或被這些細節毒害，或對這些細節反感。就如電影《搶救雷恩大兵》、《野戰排》和《獵鹿人》等等，充滿血淋淋的戰爭場面，喜歡軍事的人會注意到很多的戰鬥知識，對流血敏感的人會憎作品中的血淋淋的場面，而這並沒有改變這些作品的人道主義和反戰的主題。對於金庸武俠小說，喜歡武打的人士會欣賞大量的武打情節，善於獨立和多元思考的人士會看到對儒家傳統中迂腐、虛偽、殘暴和重權謀的陰暗面諷刺和批判，多情人士會為小說中男男女女轟轟烈烈的愛情所感動。又如讀《紅樓夢》一般，"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說到底，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有這些罪過，是因為：金庸從未受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的薰陶，竟然在封筆多年後的1978年，其武俠小說乘着改革開放之機，"從香港這個殘留着最多中國舊文化的'文化沙漠'殖民地隨着各種外來糟粕混進來"；他的作品既沒有被偉大領袖公開欽點過，也沒有被中國作家協會支持過（例如，沒有由任何一位革命文人作序以提醒各位讀者"由於作家的階級立場和歷史局限……我們要對其糟粕……"），更不能與黨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倡導的"主旋律"保持一致，居然在占領了海外"小資"華人的市場後以摧枯拉扭之勢成為中國大陸最受歡迎的讀物，最最占領曾被"毛澤東思想"或其它領袖的"理論"或"思想"武裝頭腦的廣大讀者的眼球和心靈；金庸風頭還越演越烈，竟然常成為中南海座上賓，做文學院院長，狂拍電影電視劇。

如果金庸的作品能夠按照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的文藝宗法被收歸為政治圖騰的一部分，也許他的作品就不會被早已昄依的"五四"新文學的名門正派們這樣抗拒了。最近，《射鵰英雄傳》的部分章節被收錄為中國大陸語文課本的課文。儘管這引起很大爭議，不過，既然能以標準政治文藝評論語言來評價郭靖，這也算是對金庸的作品以"延安講話"文藝宗法進行"正果"化的小小嘗試了。這路還長，畢竟，再也不會有毛主席欽點金庸的作品了。

[200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