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新聞和時評已經報道和指出，“壽終正寢”不是法律語言，對林鄭拒絕使用法律語言撤回此法律條例感到奇怪。畢竟林鄭做公務員多年，在普通法的法製法治環境下長大。林鄭還多多理由辯解稱“壽終正寢”比“撤回“更強烈。

比較大的可能是，“壽終正寢”是黨中央指定其使用的政治語言，故林鄭不得不舍易取難，強說“壽終正寢”卻仍不被收貨，導致政治危機持續和惡化。

黨中央根本沒所謂，因為擅長“以大亂到大治”這種損耗極大的政治運動方式，不惜一切代價，以普羅大眾的福祉為代價。

表面上“壽終正寢”比“撤回“更強烈，然而，因其是政治表述，其模糊空間很大。例如，因為在法律操作層面上，“送中”並未曾被撤回，所以，在適當的政治時機下，可以 “鳳凰涅磐”“浴火重生”，還可以維護了法制和法律的尊嚴云云。

是的，中共是傾向於使用政治表述，因其模糊空間很大，可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隨意解釋，而法律語言就相對黑白分明，模糊空間較小，較難隨意解釋。

君記得否，64之前的學運，李鵬為前台，鄧小平為後台，趙紫陽被架空的黨中央也曾信誓旦旦不秋後算賬，而不曾說過特赦或不起訴學運民運人士。64屠殺後，“不秋後算賬”就不再提了，也禁止提，“不爭論，向前看”，以政治運動和依法專制把學運民運人士及黨內的同情者全部清肅，為“悶聲發大財”的極端權貴資本主義掃清了障礙，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留下來的斯大林秦制的專政機器正式轉化成為為中共權貴“悶聲發大財”保駕護航的保鏢。

香港人對64發生的過程歷歷在目，因有香港兩個電視台的現場直播。香港媒體因得到北京市民的掩護，獲得的視頻資料和內幕情況遠比歐美媒體所得到的更詳實。香港人因絕大部分跟大陸有深厚的淵源，前輩或先輩受中共專政之害，並且幾代過去還有薪火相傳。香港有自由，不像大陸通過無微不至防微杜漸的秦制阻隔前輩對後輩的政治影響，保證一代又一代的巨嬰屁民“正確“成長。

香港人對“送中”的“壽終正寢”不收貨除了是因為較強的法律意識，很大程度上，還是基於對“89年那次政治風波“的記憶，對中共專政的記憶和理解。即使是“送中”的“壽終正寢”，甚至“不秋後算賬“，然而，中共擅長進兩步，退一步。香港人實在很難見好就收，因為自由是底線，退無可退。無論局勢是否發展到戒嚴和軍隊流血鎮壓，對香港人來說，橫掂都是死。不見好就收，把矛頭直指黨中央，至少是臨死前也發一聲怒吼。